2026年第5期 总第828期
守正创新铸经典 文化归乡启新程
——观瓯剧《琵琶记》
文/靳文泰
近期,中宣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以下简称《计划》),为新时代戏剧艺术的传承发展锚定了方向,其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地方戏曲剧种保护传承,深挖本土文化基因,实现经典作品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作为“天下第一团”的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潜心打磨,推出温州瓯剧南戏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琵琶记》,其意义早已超越剧目本身的艺术价值。南戏作为中国戏曲的源头,诞生于温州这片沃土,而《琵琶记》更是南戏经典中的经典,瓯剧以本土剧种演绎本土经典,既是对《计划》的生动践行,更是以地方戏曲之力激活本土文化基因、擦亮“南戏故里”文化金名片的重要实践。
瓯剧《琵琶记》
走进瓯剧《琵琶记》的剧场之前,我心中怀揣着多重期待与无限憧憬。作为南戏三部曲的压轴之作,我期待它能延续《杀狗记》《张协状元》的创作初心,在守正南戏古韵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艺术突破;期待它能以瓯剧独有的多声腔禀赋,为《琵琶记》这一经典赋予剧种化、地域化的全新艺术特质;期待导演孙晓燕在斩获浙江戏剧大赛佳绩后,在舞台叙事、人物塑造上实现新突破;期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方汝将能精准拿捏蔡伯喈“三不从”的矛盾内核,塑造出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更期待青年演员能扛起传承大旗,以新生代的视角为经典角色注入当代质感,让瓯剧艺术的传承后继有人。而当大幕落下,所有的期待都化作了极致的审美愉悦,这部作品以扎实的文本、成熟的导演、精彩的表演、精妙的音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完成了对南戏经典的当代重构,开启了一场由地方戏激活本土文化基因的觉醒之旅。
一、扎实的文本:守正经典内核 重构当代叙事
南戏故里的原生剧种与南戏经典的相遇,本就是一场文化基因的双向奔赴,而编剧郑朝阳的改编,让这场相遇绽放出别样的光彩。其笔下的文本扎实厚重,既扎根于高则诚《琵琶记》的经典内核,又跳出了传统改编的窠臼,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让这部流传600余年的经典在当代舞台有了新的解读与表达。
郑朝阳的改编,首先是对经典的敬畏与坚守。他保留了《吃糠》《描容》等最具艺术魅力的经典折子,这些是《琵琶记》的艺术精髓,承载着作品的情感内核与戏曲精神美学,正是对这些经典桥段的坚守,让瓯剧《琵琶记》牢牢扎根于南戏的土壤,保留了最纯正的古典韵味。同时,编剧对原作的情节进行了合理的删减与凝练,剔除了冗余的支线情节,强化了蔡伯喈与赵五娘两条线索的双线并行,让故事节奏更紧凑、更契合现代观众的观演习惯,让当代观众能快速代入剧情,与人物产生情感共鸣。
更为可贵的是,郑朝阳的改编赋予了经典以全新的当代叙事视角。他摒弃了传统改编中“大团圆”的俗套结局,以“悲剧内核”重构故事,将高则诚“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创作初心,转化为对“忠孝两难”的当代叩问。在原作中,蔡伯喈的“三不从”更多是命运的裹挟,而在瓯剧版中,这一设定被赋予了更深层的内涵,不再是简单的个人命运悲剧,更暗含着对封建科举制度下功名枷锁的深刻反思,让观众看到在权力与世俗的压迫下,文人的无奈与挣扎。而赵五娘的形象塑造,更是跳出了传统“贞节烈女”的道德献祭范式,她的坚守不再是单向度的贤妻孝媳的道德表达,而是对个体尊严、人间真情的执着守护,她的每一次选择,都彰显着女性的坚韧与力量,让这一经典角色有了更具当代性的人性温度。
二、成熟的导演:写意美学觉醒 熔铸舞台新境
如果说扎实的文本是作品的骨架,那么导演的舞台呈现就是赋予作品血肉与灵魂的关键。在这部作品中,孙晓燕导演展现出了超越以往的艺术成熟度,其舞台美学的艺术追求实现了全新觉醒,历经艺术创作的淬炼升华,她自觉地向中国戏曲的写意美学回归,将“戏曲本体”与“现代叙事”深度交融,打造出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舞台美学新境界。
孙晓燕导演的成熟,首先体现在对戏曲写意美学的深刻理解与极致运用上。她延续并发展了谢平安导演、剧作家徐棻所强调的“无场次现代空台技术”,以极简的舞美设计营造舞台空间,摒弃了繁复的实景堆砌,以纱帘、光影、简单的道具为依托,实现了移步换景的舞台效果,在方寸舞台间自由切换,让舞台的“空”生发出艺术的“满”,为观众的想象留足了空间,这正是中国戏曲“虚灵写意”美学的核心精髓。同时,导演对灯光的运用堪称精妙,以冷暖色调的交替区分人物的贫富境遇与情感状态,蔡伯喈大婚时的红绸漫天与赵五娘吃糠时的冷光孤影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将命运的残酷与荒诞渲染得入木三分;而舞台上纱帘遮挡乐队的设计,既保证了音乐的整体性,又让观众始终聚焦于演员的表演,让舞台表达更具纯粹性。
瓯剧《琵琶记》
其次,导演的成熟体现在对叙事节奏与情感张力的精准把控上。全剧采用双线并行交叉的叙事方式,蔡伯喈在京城的荣华与挣扎,与赵五娘在陈留的苦难与坚守始终交织并行,场次之间的衔接自然流畅,观众的代入感从未中断。而“双空间并行”的舞台调度,更是导演的点睛之笔,蔡伯喈拜堂时的屈辱与无奈,与赵五娘典卖琵琶时的悲戚与不舍同框呈现,一边是锣鼓喧天的虚假繁华,一边是孤灯冷影的人间疾苦,两种极致的画面形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将人物的命运悲剧推向极致,让观众在强烈的视觉与情感冲击中,深刻体会到“忠孝两难”的无奈与封建时代的人性困境。
此外,孙晓燕导演让程式表演与人物情感深度绑定,让每一个程式动作都成为人物内心的外在表现。蔡伯喈的眼神闪躲、抬手迟疑,将文人在功名与亲情间的挣扎刻画得淋漓尽致;赵五娘的跪步蹒跚、水袖轻扬,承载着她历经的所有苦难与坚守。程式不再是孤立的技艺展示,而是与人物情感、剧情发展融为一体的艺术表达,让中国戏曲的程式之美在当代舞台绽放出全新的光彩,这正是导演对戏曲本体的坚守与创新,也是其舞台美学觉醒的最好体现。
三、精彩的表演:名家历久弥新 新人亮眼出圈
戏曲的魅力最终要落在演员的表演上,瓯剧《琵琶记》的表演阵容,既有名家的压阵,又有新人的绽放,让这部作品的表演层次丰富、亮点纷呈,既展现了瓯剧艺术的传承深度,又彰显了瓯剧艺术的发展活力。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方汝将塑造的蔡伯喈,堪称形神兼备的典范,其表演之美历久弥新,让观众看到了一位戏曲名家的深厚功底与艺术追求。方汝将跳出了以往蔡伯喈“负心汉”的脸谱化窠臼,将人物“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的懦弱、挣扎、愧疚与悔恨演绎得入木三分。作为瓯剧领军人物,他的身段兼具文生的儒雅与戏曲的程式之美,每一个台步、每一个手势都精准到位;他的唱腔更是层次丰富,低音的沉郁道尽了对故土、父母、妻子的无尽愧疚,高音的震颤展露了权力压迫下的身不由己。方汝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蔡伯喈成了一个“可叹、可悲、可悯”的复杂个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忠孝符号”。他演出了蔡伯喈的懦弱,也演出了他的无奈;演出了他的贪恋,也演出了他的悔恨,让观众看到了封建时代文人在功名与亲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让这个古典人物具备了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
而青年演员叶媛媛饰演的赵五娘,无疑是全剧最亮眼的惊喜,她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真正实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也印证了瓯剧青年梯队的雄厚传承实力。叶媛媛摒弃了传统正旦演绎赵五娘时偏于沉郁的范式,以清亮的声腔、灵动的身段,赋予了这一角色青春坚韧的当代质感。在《吃糠》一折,她以弱质身姿演绎饥寒绝境,“糠比妻,米似夫”的唱段字字泣血,却不见刻意的煽情,悲而不颓,将赵五娘的隐忍与坚韧表现得恰到好处;在《描容》一折,她挥毫作画时的专注与悲戚交织,剪青丝、筑坟茔的桥段,将对公婆的哀思与寻夫的执着熔铸于程式动作之间,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有温度、有韧性的赵五娘。
瓯剧《琵琶记》
叶媛媛的表演,既有扎实的戏曲程式功底,又有新生代演员的鲜活演绎,她让赵五娘的“贤”不再是僵化的道德符号,而是女性面对苦难时的坚韧与担当,让这一经典女性形象在当代舞台有了全新的解读,也让观众看到了瓯剧艺术后继有人的希望。老艺术家的传帮带,青年演员的勇挑大梁,让瓯剧的艺术血脉在这部作品中实现了完美的传承与延续。
四、精妙的音乐:考古式创作 复活绝响遗韵
戏曲的灵魂在声腔。瓯剧的声腔魅力是独有的艺术禀赋。作曲蔡南正为瓯剧《琵琶记》打造的音乐,更是将这种禀赋发挥到了极致,他深耕本土声腔遗产,立志以中国古老的高腔致敬南戏先贤高则诚,以“忠古不复古,守正不守旧”为原则,展开了一场极具价值的“考古式创作”,让濒临失传的瑞安高腔在当代舞台重焕生机,实现了绝响遗韵的当代重生。
蔡南正的“考古式创作”,首先是对本土声腔的深度挖掘与坚守。他潜心研究瑞安高腔的曲牌平仄、腔格特点,从这些古老的声腔元素中提取“古朴基因”,让瓯剧《琵琶记》的音乐牢牢扎根于温州的本土文化土壤。在作品中,蔡南正完整地展现了瓯剧的六大声腔,尤其将南戏传承的昆腔与高腔作为核心声腔,让观众在舞台上听到了最纯正的南戏古韵,感受到了温州本土声腔的独特魅力,这种对本土声腔遗产的坚守,正是对南戏先贤的最好致敬,也让瓯剧的声腔特色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极致的彰显。
更为重要的是,蔡南正并未止步于简单的曲牌复现,而是以现代戏剧的情感逻辑对古老的声腔进行重构与创新。他在苍劲古朴的瓯剧声韵骨架中,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帮腔与伴唱,这些帮腔与伴唱不再是单纯的音乐衬托,而是成为戏剧表达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有效强化了戏剧的情感张力,如同一座流动的“声音剧场”,外化出人物幽微复杂的内心独白,引领观众深入角色的精神世界,让音乐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剧情的重要力量。
五、文化的力量:三部曲收官 激活本土基因
作为温州瓯剧南戏三部曲《杀狗记》《张协状元》后的收官之作,《琵琶记》的推出标志着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对南戏经典的挖掘与传承进入了新的阶段,三部作品一脉相承,各有特色,共同唤醒了温州的本土文化基因,彰显了地方戏曲的文化力量,也让“南戏故里”的文化自信在舞台上得到了充分彰显。三部作品都牢牢扎根于温州的本土文化土壤,以瓯剧演绎南戏经典,让“温州故事”遇上“温州腔调”,形成了“文化归乡”的强大张力。这种创作思路,让南戏这一诞生于温州的古老艺术形式,在本土剧种的演绎中重新回归本源,也让温州的本土文化基因在戏曲舞台上得到了深度激活与充分彰显。
南戏是温州的文化根脉,而瓯剧是温州的文化名片,三部曲的创作让二者实现了完美融合,既推动了瓯剧艺术的自身发展,让瓯剧的表演、声腔、舞台美学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也让南戏经典的传承与传播有了新的载体。《杀狗记》展现了南戏的民间性与世俗性,《张协状元》彰显了南戏的创新性与思辨性,《琵琶记》则体现了南戏的经典性与当代性,三部作品共同构成了南戏传承的完整脉络,让更多观众领略了南戏的魅力,也让“南戏故里”的文化金名片越发熠熠生辉。
瓯剧《琵琶记》
更为重要的是,南戏三部曲的创作为地方剧种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瓯剧方案”。在全球化与同质化的浪潮中,地方剧种的生命力不在于盲目模仿大剧种,而在于深挖本土文化基因,打造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的实践充分证明,地方剧种只有牢牢扎根于本土文化,挖掘本土的经典资源,结合自身的艺术禀赋进行守正创新,才能构建独特的艺术竞争力,才能在戏剧振兴的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这一方案契合了《计划》的要求,也为全国地方戏曲的传承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虽然瓯剧《琵琶记》是南戏当代转化的优秀之作,却仍有有待打磨精进之处,为作品向精品力作进阶预留了空间。导演的无场次现代空台艺术在前半场流畅自然,后半场的舞台过渡略显生硬,写意美学的一以贯之仍需雕琢;琵琶作为全剧的核心信物,其赠予、典卖等关键节点缺乏仪式感,细节铺垫不足,情感纽带作用未得到充分彰显,未能成为串联人物命运的核心线索;蔡伯喈的戏剧行动与主动性有待强化,让人物的矛盾抉择更具戏剧张力;蔡婆以反串出人意料,其塑造亦有待深化。此外,牛丞相最后一场的出场与否仍可商榷。这些细节的打磨皆是经典改编中守正与创新的精准考量。
瓯剧《琵琶记》的探索本身就值得肯定,这些待精进之处恰是作品迈向艺术巅峰的契机。期待主创团队能在后续打磨中精益求精,让文本、舞台、人物与道具的表达更臻完美,让瓯剧的独特风骨与《琵琶记》的经典内核深度融合,让这部作品真正成为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的看家戏、吃饭戏,在瓯江两岸乃至全国舞台绽放更持久、更耀眼的艺术光芒。
(作者系《中国戏剧》编辑部副主编、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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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郑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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