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4 月,一项 Cochrane 系统评价把 β-amyloid (Aβ)靶向治疗再次推到阿尔茨海默病研发争议的中心。该评价纳入 17 项临床试验、20342 名轻度认知障碍或轻度阿尔茨海默病失智患者,分析对象覆盖多种Aβ 靶向单抗。评价结论认为,这类药物在 18 个月治疗后对记忆和思维能力下降、痴呆严重程度以及日常活动能力的影响有限,临床意义不足,同时增加 amyloid 相关影像异常风险,包括脑水肿和微出血。

这一结论之所以迅速引发讨论,是因为它触及了Aβ开发路线最核心的问题:脑内斑块清除能否稳定转化为患者能够感知、照护者能够观察、支付方愿意承担的临床获益。过去几年,lecanemab 和 donanemab 的获批曾让 Aβ路线获得监管层面的确认,也证明在 biomarker 筛选的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抗 Aβ 治疗可以延缓疾病进展。但 Cochrane 评价把这一类药物的总体获益重新拉回临床意义和获益风险平衡的框架中,使行业不得不再次面对疗效幅度、给药负担、安全监测和支付价值之间的矛盾。

Aβ仍然是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开发的重要方向,但在 2026 年阿尔茨海默病研发管线中,anti-amyloid 药物占比已经降至约 16%,低于十年前的 33%。与此同时,神经递质受体、炎症和免疫系统、tau 蛋白以及 biomarker 驱动的患者筛选正在占据更大比重。

这意味着阿尔茨海默病研发已经进入更复杂的多机制阶段。Aβ清除仍有价值,但它更适合作为早期病理干预的一部分。tau病理、神经炎症免疫功能异常、突触损伤、代谢压力和神经递质失衡共同参与疾病进展,不同患者、不同病程阶段和不同临床症状需要更精细的治疗策略。疾病修饰治疗继续追求延缓病程,症状治疗则直接面对精神病性症状、激越、认知下降和照护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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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扩大背后的机制分化

2026 年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目前的开发管线包括158个在研药物和192项临床试验。按临床阶段划分,III 期包含 36 个药物和 54 项试验,II 期包含 84 个药物和 89 项试验,I 期包含 45 个药物和 49 项试验。这一组数据说明,阿尔茨海默病并未因长期失败而被产业放弃,反而在抗 amyloid 药物获批后进入了更大规模的试验探索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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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机制类别看,Aβ 已经不是 2026 年管线中数量最多的方向。神经递质受体相关药物有 38 个,占 24%;炎症和免疫相关药物有 28 个,占 18%;Aβ 相关药物有 25 个,占 16%;tau 相关药物有 15 个,占 9%。突触可塑性和神经保护、代谢和生物能量、蛋白稳态、氧化应激、血管因素等方向共同构成更分散的研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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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阶段看,III 期中神经递质受体类药物有 14 个,占 39%;Aβ 相关药物有 10 个,占 28%;代谢和生物能量相关药物有 3 个,占 8%;炎症/免疫和蛋白稳态各有 2 个,分别占 5%。II 期的非 Aβ 特征更加突出,神经递质受体和炎症/免疫各有 19 个,均占 23%;Aβ 和 tau 各有 8 个,均占 9%。这组数据说明,非 Aβ 方向已经成为 2026 年 AD 管线的主体,真正的新机制密度集中在 II 期。

这种结构变化来自疾病生物学本身。Aβ 更接近早期病理沉积环节,tau 病理与神经元损伤和认知下降更直接相关,炎症免疫贯穿疾病进展过程,突触功能和神经递质系统则直接影响认知、行为和照护负担。阿尔茨海默病药物开发正在从单一靶点竞争,转向不同病程阶段、不同症状维度和不同生物学背景下的机制匹配。

02

后期与关键验证项目

从Aβ清除扩展至症状、代谢、突触和炎症

后期临床和关键验证项目仍然是判断新型AD 药物商业化前景的核心窗口。2026 年非 Aβ 方向的重点项目显示,新型AD药物开发已经不再局限于疾病修饰抗体,神经精神症状、代谢调节、突触可塑性、蛋白稳态和小胶质细胞炎症调节都在进入更严格的临床验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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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Cobenfy是神经精神症状路径中最受关注的项目。

Cobenfy 由 xanomeline 和 trospium chloride 组成,已经获 FDA 批准用于成人精神分裂症。其作用机制不同于传统以多巴胺 D2 受体阻断为核心的抗精神病药物,而是通过中枢 M1 和 M4 毒蕈碱乙酰胆碱受体相关活性发挥作用,trospium chloride 用于限制外周胆碱能不良反应。BMS 通过收购 Karuna 获得该资产后,正在向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精神病和激越拓展。

Semaglutide 的 III 期研究曾把 AD 开发带入代谢和炎症交叉框架。GLP-1 受体激动剂在代谢疾病和肥胖症中已经形成成熟商业基础,进入 AD 后,其开发逻辑包括改善脑内胰岛素信号、降低神经炎症、影响血管和代谢风险。

但 EVOKE 和 EVOKE+ 两项大型 III 期研究的顶线结果显示,口服 semaglutide 14 mg 未能相较安慰剂显著延缓早期症状性 AD 患者的疾病进展。这个结果削弱了 GLP-1 路径在 AD 单药疾病修饰治疗中的短期确定性,也说明代谢和炎症假设仍需要更清晰的人群分层、终点选择和联合治疗策略来验证。

AR1001、Buntanetap 和 Masitinib 代表另一组疾病修饰探索。AR1001 通过 PDE-5 抑制机制改善突触可塑性,关注神经网络功能;Buntanetap 试图抑制 APP、tau 和 α-synuclein mRNA 翻译,触及多种病理蛋白;Masitinib 通过酪氨酸激酶抑制减少小胶质细胞激活,切入神经炎症。它们与 Aβ 抗体的区别在于,治疗目标从清除沉积物扩展到保护突触、控制病理蛋白生成和改变神经炎症环境。

Tau项目

tau 是 Aβ 之后最受关注的病理方向之一。2026 年管线中,tau 相关药物共有 15 个,III 期纯 tau 项目仍少,II 期和 I 期更活跃。这个阶段的技术形态已经明显扩展,从传统抗体、主动免疫,到 ASO 和 RNAi 均有代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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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u 方向的核心挑战仍然是临床转化。降低 tau 或阻断 tau 传播能否稳定延缓认知下降,需要更长期、更清晰的人群分层和 biomarker 证据支持。BIIB080 和 posdinemab 的最新读出给出了不同方向的信号:前者显示 tau pathology 降低和认知下降减缓的积极趋势,但主要终点未达成;后者未能显著延缓临床下降并终止研究。tau 病理与神经元损伤和认知衰退关系更紧密,未来仍可能成为早期 Aβ 清除之后的病程控制方向,也可能与 Aβ 药物形成更合理的联合治疗组合,但这一方向仍处于临床有效性继续验证阶段。

II期炎症/免疫项目

2026 年管线中,炎症/免疫相关药物有 28 个,占 18%,仅次于神经递质受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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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 进展受到神经免疫微环境持续影响。小胶质细胞既可能参与清除病理蛋白,也可能在慢性激活状态下推动突触损伤和神经炎症。TREM2、progranulin、TNF、JAK、NLRP3、CSF-1R 和 S1P 等机制,分别从吞噬功能、细胞因子信号、炎症小体、免疫细胞迁移和小胶质细胞状态调节切入。VHB937、Foralumab、Enrupatinib、XPro1595 等项目继续代表 AD 免疫状态调节方向的临床探索。AL101 / nivisnebart 的终止则提示,progranulin 提升和 sortilin 阻断机制虽然具有明确生物学依据,但仍未在 Phase 2 临床中证明可以延缓早期 AD 疾病进展。

炎症/免疫药物仍处于验证早期。其难点在于免疫调节存在双向性,过度抑制可能影响清除功能,过度激活可能加剧损伤。未来临床开发需要更明确的 biomarker,证明药物确实改变了目标免疫通路,并且这种改变能够转化为认知或功能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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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期神经递质和症状治疗

直接面对照护负担

神经递质受体是 2026 年 AD 管线中数量最多的机制类别,共 38 个药物,占 24%。这一方向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对应患者和照护者最容易感受到的临床问题。tau和炎症免疫药物主要关注病程进展,神经递质和神经精神症状药物则聚焦幻觉、妄想、激越、冷漠、认知下降等现实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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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S 的 Cobenfy/KarXT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Aβ 或 tau 疾病修饰药物,但它可能切中 AD 临床照护中最难处理的一类症状。ML-007C-MA 与 Cobenfy 同样围绕 M1/M4 毒蕈碱受体机制展开,说明 muscarinic receptor agonism 正在成为 AD 精神行为症状和认知改善中的重要方向。

ITI-1284、BMS-986368、Dexmedetomidine 和 Cannabidiol 则从 5-HT2A/D1/D2、内源性大麻素系统、α2 肾上腺素能受体等路径切入激越和精神病性症状。

症状治疗的商业和临床价值不应被低估。AD 患者进入中后期后,照护负担往往不只来自记忆下降,也来自激越、幻觉、妄想、睡眠紊乱和行为异常。能够降低这些症状的药物,即使不直接改变病理进程,也可能显著影响患者安全、家庭照护压力、机构护理需求和医疗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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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AD药物开发的真正变化

2026年的AD管线已经给出清晰信号:仍是重要方向,但非已经成为管线主体。神经递质受体和炎症/免疫的药物数量均超过 Aβ,tau 方向虽然总量较小,却在 I/II 期形成了 ASO、RNAi、单抗和主动免疫并行的技术格局。突触可塑性、代谢、蛋白稳态和药物再开发共同补充了疾病修饰和症状治疗之间的空白。与此同时,semaglutide 和 posdinemab 的最新结果也提醒行业,多机制扩展并不天然意味着更高成功率,真正决定价值的仍是临床终点、患者分层和 biomarker 转化之间能否形成一致证据链。

新型 AD 药物开发的重点,已经从寻找单一替代靶点,转向为不同临床问题匹配不同机制。早期患者需要更精准的筛查和病程延缓策略,轻中度患者需要认知和功能获益,伴精神行为症状患者需要安全有效的症状控制,医疗系统需要可执行的诊断、给药和监测路径。

Cobenfy、BIIB080、ARO-MAPT、BMS-986446、Masitinib、AR1001、Buntanetap 和 Metformin 等项目的价值,正是在不同维度上检验 AD 药物开发的新方向。Semaglutide 和 posdinemab 则更适合作为机制假设进入临床后接受严格验证的案例:前者提示代谢路径在 AD 中仍需重新审视临床转化逻辑,后者提示 tau 单抗阻断传播策略仍需更精准的人群和终点设计。

阿尔茨海默病研发正在进入多机制验证期。这个阶段的关键不在于用某一个新靶点取代 Aβ,而在于用更精细的患者分层、更可靠的 biomarker 和更贴近临床需求的终点,证明药物能够在复杂患者群体中产生可观察、可复制、可支付的治疗获益。未来几年,行业信心将由一组不同机制项目共同塑造,而不再由单一病理路径决定。

Ref.

Bilodeau, K. As amyloid falls out of favor, here’s where Alzheimer’s R&D is headed next. Pharma Voice. 02. 06. 2026.

Bell, J. In Alzheimer’s, Bristol Myers sees big promise beyond amyloid. Pharma Voice. 27. 05. 2026.

Cummings JL, Zhou Y, Yang Y, et al. Alzheimer's disease drug development pipeline: 2026. Alzheimer's Dement. 2026;12:e70251. https://doi.org/10.1002/trc2.7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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