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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医院撤销儿科门诊!

6月18日,某三甲医院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正式通知,宣布自7月1日起全面暂停儿科门诊服务,将其整体搬迁至其他院区。据知情人士透露,该院某院区儿科因运营效益不佳,医院在自负盈亏的运行机制下,决定将其整合至其他院区统一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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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个别医院的无奈之举,而是当下全国儿科医疗体系面临系统性困境的缩影——曾经守护万千儿童健康的儿科,正陷入"医生不愿干、科室撑不住、基层保不了"的境地。

今年3月31日,某县人民医院发布的一则通告,撕开了基层儿科生存困境的真实一角:因全院仅2名儿科医师,人手严重短缺,医院被迫从4月7日起暂停儿科夜间急诊与住院收治服务,仅保留白天常规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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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下行与医改深化,

儿科医生供需失衡

儿科被业内称为"哑科",患儿无法清晰表述病情,诊疗全靠医生经验判断,沟通成本与诊疗风险远高于成人科室。加之白天门诊扎堆、夜间急诊频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然而,儿科收费偏低、药占比管控严格,科室经济效益远不如成人科室,"又苦又累又穷"成为儿科医生最真实的写照,直接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梯队断层明显。

叠加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大背景,儿科供需矛盾愈发凸显:基层儿科因患者流量减少陷入困境,大医院儿科也开始力不从心。全国人大代表、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曾直言,解决儿科医生短缺,不能把责任简单"压给医院"。核心矛盾在于——儿科天生带着高公益属性,但公立医院又不得不算经济账,当"公益"撞上"经济",最先被牺牲的往往就是不赚钱的儿科。

更大的冲击来自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在"结余留用、超支自负"的硬约束下,医院从"抢病人"转向"控成本"。儿科病情复杂多变、不确定性高,极易"超支";加之儿科病种"打包价"未充分考虑其沟通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权重系数偏低。结果就是,儿科在很多医院眼中,从"不赚钱"变成了"可能亏钱"科室,缩减甚至关停儿科成了无奈却现实的选择——这正是王雅丽代表所说的医院"不愿办、无力办"。

儿科发展的"结"该由谁来解?

一边是亟待就诊的孩子和焦虑的家长,一边是留不住人的儿科和经营压力巨大的医院。这个困局究竟该如何破解?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医院,显然不公平,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代表委员和专家们的呼声越来越集中到"国家层面建立长效保障机制"上。2026年正值"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第二年,从这一年的政策动向中,已能看到一些解题思路。

薪酬杠杆是最直接的抓手。国家卫健委等十部门早已发文要求,综合性医院儿科医师薪酬水平不低于医院医师薪酬平均水平,这一"不低于平均"成为政策底线。一些地方走得更远:北京市在公立医院薪酬改革中,推动综合医院儿科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医务人员平均薪酬的1.2倍;四川省明确要求儿科医务人员收入原则上不低于本单位平均薪酬的1.2至1.5倍。

光有原则还不够,还需结构保障。2026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后,一个重要变化是固定薪酬占比的提升。作为三明医改的示范,河南安阳等地出台的公立医院薪酬分配方案要求,2026年医务人员固定薪酬占比至少达到65%。固定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津补贴等,这部分收入稳定,不随科室当月收入剧烈波动。方案还特别鼓励医院对儿科、产科等紧缺岗位采取增加固定岗位绩效工资等办法,提高其固定薪酬占比。这意味着,一个儿科医生的收入中,有超过六成是雷打不动的,能在很大程度上缓冲科室"创收"波动带来的冲击,对于稳定儿科队伍至关重要。

改革支付端,让医保为儿科服务的价值买单。既然按项目付费儿科吃亏、按病种打包又可能定价偏低,那就在定价机制上做调整。王雅丽代表建议,一方面提高儿科诊查费、护理费、静脉穿刺费等体现技术劳务的项目价格;另一方面,在DRG/DIP支付改革中,为儿科病组设立更为合理的权重系数或分值,探索"特例单议"机制,从支付端认可儿科服务的价值。实际上,浙江、江苏等20多个省份已经上调了儿科医疗服务价格,幅度在10%至60%不等。这试图用价格信号告诉医院和社会:给儿童看病所蕴含的技术与风险价值,应该被更公允地衡量。

财政补位不可或缺。儿科的高公益属性,决定了其成本不能完全由医院市场化运营来覆盖。王雅丽代表建议,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联动的"儿科专项运营补助基金",专门用于补偿公立医院因维持儿科服务而产生的政策性运营亏损和人力成本。这不是用来买设备的,而是实实在在补贴医院,让医院敢办儿科、能办好儿科。同时,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责任也在被强化和优化。以广东惠州市为例,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助占比从2021年的8.89%增长到了2024年的19.16%,政府投入的增加,既是在为医院"减负",也是在为薪酬制度改革"铺路"。

考核指挥棒也需要转向。不能光要求医院发展儿科,却不给予相应的考核激励。代表建议,将"儿科薪酬保障线"即薪酬不低于平均水平的要求,转化为所有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的强制性考核指标。医院领导的考核、医院的评级,都要与儿科等薄弱学科的发展情况挂钩,用刚性考核倒逼医院将资源向儿科倾斜。

结构性变革已在发生

除了国家层面的机制设计,现实中的儿科医疗格局也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资源整合:在出生人口下降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不再追求"大而全",而是开始整合区域内分散的产科、儿科资源,组建妇儿医疗集团,或将综合医院儿科集中至妇幼保健院,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另一个趋势是供需的重新匹配。虽然总量上儿科医生依然紧张,但矛盾更突出地表现为"结构性"问题:优质儿科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导致这些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而广大的县域地区和城市社区基层,儿科资源却极为匮乏。因此,2026年"提升儿科服务能力"被列为全国卫健体系为民服务十件实事之首,重点方向是向基层扩展,目标是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服务。让孩子的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在乡镇就能解决,既能缓解大医院压力,也能使儿科医生有更合理的分布。

将上述碎片拼合起来不难发现,儿科医疗的困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是公益属性与市场逻辑、长期投入与短期效益、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多重矛盾叠加的结果。

2026年,在"儿科服务年"的背景下,从薪酬结构、医保支付、财政补助到绩效考核,一套组合拳正试图打破这一僵局。安阳的"固定薪酬占比65%"、北京的"1.2倍薪酬"、浙江的"提价10%—60%",都是具体的尝试。然而,政策条文落地执行普遍存在现实落差——有的医院已经做到儿科绩效高于全院平均,有的地方仍停留在纸面上。关键还在于医院管理层的执行决心,以及地方财政的支撑力度。

来 源 / 华医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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