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照是一座极干净的城市,空气清新,街面整洁,绿化也做得好,加上海风吹拂,夏日里很适合避暑。

前几日休假,我从郑州这座平庸的城市(大赞河南博物院,但城市本身鲜有特色)抵达海滨小城日照,气温降了不少,空气好了不少,心情一下子变得愉悦起来。

去酒店放完行李,我随即打车到第三浴场探访。笔者每到一地,都希望畅游本地的江河湖海。

经询问,下海是免费的,但存放私人用品收费30元,温水冲凉30元,合计60元。皮肤黑黝的老哥补充说,如果两项都要,只收40元。

我问他为啥这么贵,我就玩一两个小时而已。老哥说,这都是政府定价,我们老板从政府那边租下来的,每年也就这两个月有生意。言外之意,政府要的租金高,老板也是被迫加价。

私人物品保管,这个服务小到外卖柜,大到博物馆、火车站的储物柜,都很常见,针对一两个小时的存取,基本上都是免费或极低的费用。但到了日照海边,储物就要20到30元,这里面当然不是成本多高,而是行政垄断的结果。

当地政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城投公司,给第三浴场发放特定牌照,只有三个点可以设立存包、洗浴服务。至于隔壁远30米的空地能不能建一个存物柜、收个三块五块,那是绝对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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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拍摄于日照第三海滨浴场

我写下这段经历和思考,并非要吐槽日照——尽管对比青岛海滨浴场两项只要20元,日照的吃相的确难看一些——而是想说明一点:

在今天的中国,不管是日照、青岛还是其他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平台对大量基础资源进行垄断,并造成颇为糟糕的体验,已经构成当代中国文旅经济的基本特色。

01 一支售价18元的文创雪糕

过去半个月,我去过甘肃博物馆、张掖博物馆、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青岛胶澳总督旧址博物馆、青岛一战博物馆、青岛康有为故居等一众公共博物馆。其中不少热门博物馆,都推出了结合本馆镇馆之宝设计的雪糕。比如甘肃博物馆,一支印着铜奔马的文创雪糕,价格就要18元。

这样的雪糕,如果在日常便利店,可能4到8元不等,至多不超过10元。可能有人会说,因为里面加入了文化要素,所以就贵了。

但真的是这样吗?加入文化元素固然可以增值,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博物馆这个场景下的“牌照经营”。换言之,如果是一种开放竞争的状态,就不会存在统一的18元现象,毕竟钟薛高申请破产至今已经过去一年了。

文创雪糕是一种很不错的创意设计,既有文化意涵,又可以被迅速食用,所以在很多博物馆都能见到。类似的还有冰箱贴,结合本馆文物稍加设计,就能卖个十几到几十元不等。在很多博物馆的文创点,雪糕和冰箱贴是最普遍的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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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稍微多去几家博物馆,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做了设计的文创品其实高度雷同,你说能有多用心,纯属扯淡了。这种雷同并非错觉,毕竟义乌早已形成一条成熟的文创商品供应链。

有调查估算,全国文旅纪念品的货源中,义乌一地的占比就高达八成以上。一款冰箱贴的出厂价不过一两块到三块钱,从打样、开模到量产最快只需七十二小时,运到各地景区就能卖到七八块乃至几十块。

所谓“结合本馆文物稍加设计”,很多时候只是换个地名、贴张图,真正的原创设计寥寥。所以,笔者在甘肃、青岛、河南看到的文创,气质惊人地相似,因为它们背后可能就是同一批代工厂。

本质上,18元的雪糕也好,20块的冰箱贴也罢,并不是真实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博物馆供给侧垄断的结果。博物馆背后一般也是地方文旅国企,这些企业掌握着排他性的经营权。

顺便说一句,这还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大量政府官员直接上马带货,甚至亲自拍宣传片,打开短视频平台,类似的内容层出不穷。这当然可以说是地方官员敢于创新的一种体现,但反过来也恰恰说明了上述判断:文旅资源高度掌握在政府、城投、国企手里。

从日照的海滨浴场,到各地的博物馆,表面看,主体服务都是免费的,但都在某些环节嵌入了供给侧的牌照制度,使得某些产品在根本上不具备市场的开放性。往大处说,这完全不符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精神;往小处说,人人都可能成为文旅市场里无处不在的冤大头。

02 门票、铁丝网与寺庙

地方城投对文旅行业的垄断经营,其结果当然不仅仅是雪糕、冰箱贴的花样重复,或海滨浴场的高价冲凉,而有着远超一般人想象的范围。

最普遍的是层层叠叠的收费。同一个景区,进门要门票,看核心景观要另买船票、观光车票,上一层观景台还要再加钱。以千岛湖为例,湖区游船船票已经不菲,而登上游船的二楼观景,居然还要再单独收39元。

这种把一个完整体验切成无数个收费点、每个环节都“绕不开”的做法,正是垄断定价的典型手法:主景观定价不敢太离谱,怕挨骂,但把利润藏进一个个你一旦来了就躲不开的配套环节里。

停车场也是同理,景区周边的停车往往被特许给一家经营,价格由不得你还价。

今年夏天最刺眼的一个例子是泰山。有市民和户外爱好者发现,泰山景区周边竟建起了总长约135公里、足以绕泰山两圈的刀片刺绳隔离网,把非售票游览的区域层层圈禁起来,目的直白得令人无言:防止“驴友”不买门票进山。

事件被数十家媒体集中曝光后引发众怒,当地最终决定分区域、分时段拆除。一座本属于所有人的名山,为了守住门票收入,不惜用缠满利刃的铁丝网把自己捆起来。

这已经不只是价格问题,而是把一项公共的、本应自由亲近的自然资源,彻底当成了排他性的收费资产来经营,这是行动垄断的必然结果,诸君不必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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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经营的另一面,注定是低效和浪费。

这些年各地文旅投资一哄而上,红色的、宗教的、仿古的人造景点不计其数,其中不乏“看别人火了就照搬”的跟风之作。寺庙是重灾区,一处古刹凭禅意走红,很多地方便动了心思要复制一个,结果多是投入巨大、获客寥寥、亏损严重。

更典型的是那些纯粹的“政绩工程”:山西原平在一处既无奇山异水、又乏古迹名村的偏远山镇,斥资近亿元建仿古街、水景、民宿,最终荒草丛生、断头路前立着巨大牌坊,市委原书记因盲目上马旅游项目被通报。

广西恭城的“瑶汉养寿城”同样因脱离实际、盲目决策而部分停工烂尾,被中央整治形式主义的专项机制通报。这些项目之所以敢拍脑袋上马,根子还是文旅资源和投资权高度集中在政府、城投、国企手里,决策既不受市场检验,也不用为亏损真正负责。

海边的高价存包冲凉、18元的雪糕、泰山的铁丝网、原平的烂尾小镇,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切面:文旅行业的高度地方行政垄断。

03 文旅行业的两重垄断

文旅行业的垄断话题目前正热乎。

就在几天前,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开出了51.79亿元的反垄断罚单,这是中国在线旅游行业的反垄断第一案。携程被罚,罚的是两件事:

一是“二选一”,它把酒店分成特牌、金牌等级,用流量倾斜诱导优质酒店独家入驻、不得上架美团飞猪,谁违约就限流、摘牌、扣保证金;

二是强制“全网最低价”,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工具实时监测比价,一旦发现酒店在别处更便宜,就直接调低它在携程的挂牌价,无需商家同意。

有江苏酒店480元一晚的房被系统改成130元,海口酒店老板申请十几次都关不掉调价助手,商家彻底沦为没有定价权的傀儡。携程能这么做,靠的是它在国内在线酒店预订市场56%的份额,加上去哪儿、同程,“携程系”占了七成以上。

这是典型的市场经济里长出来的经济垄断,靠的是份额和技术壁垒,所以反垄断法能直接管、直接罚。

如果说携程的问题是明摆着的、显性的,那么很多地方的文旅行政垄断,则是隐性的,润物细无声的。游客很容易把气撒到工作人员身上,无法看到背后的问题。

就在携程被罚前后,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发生了一起工作人员围殴旅游车司机的事件。起因不过是景区票务系统漏录了信息、司机请求停靠两分钟补票,工作人员不肯通融,辱骂动手,七人围殴致其头部缝针,事后七人被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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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料定,7人中很快有人会返聘

舆论大多骂工作人员素质差,但更值得追问的是:是什么让一个检票员敢对顾客如此傲慢,连两分钟都不肯让?

答案恰恰是垄断。

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在撒贝宁的背书,全国游客络绎不绝,就差非来不可了,客观上很难被替代,这使得景区永远不愁客源,也就永远没有讨好顾客的压力。

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绝不敢这样对待客户,因为客户会用脚投票让它出局;而垄断者不怕。打人的是工作人员,但让他敢打人的,是那套让景区旱涝保收的垄断体制。

04 病灶还在双轨制

写到这里,笔者引入两位学者的分析,以便大家更深入理解内在运行的逻辑。

第一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陶然教授,他在《人地之间》里提出了一个“三领域行政性垄断”的判断:国企、金融、住宅用地供应这三大领域的行政性垄断,是推高民营企业成本、抑制经济活力的根源,而改革的方向,正是要逐步打破这三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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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提出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框架

陶然谈的是宏观层面的三大领域,而我们从海滨浴场、湖区游船、博物馆点位里看到的,其实是这种“行政性垄断”渗透到最日常、最微观的消费末端的样子。它以“特许经营”“统一运营”“国企经营”的合法面目出现,比宏观领域的垄断更不易察觉,却每天都在发生。

民营企业在这套结构里,很多时候不是平等的市场主体,而是要从体制手中获取资源、替体制打工的配角。

清华大学金融系教授杨之曙则提供了一个另一个框架。

他认为,双轨制是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社会被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系统。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完成的主要是“产品市场化”,你能自由买卖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但“要素市场化”远未完成,土地、资本、经营准入这些生产要素,仍然大量掌握在行政权力手中。

文旅领域的牌照垄断,正是“要素未市场化”在消费终端最直观的显影:产品(一支雪糕、一次游湖)看似在市场上交易,但生产它、经营它的那个“准入权”,从一开始就没有向市场开放。所以症结不在消费侧,而在供给侧。真正的改革,是把这些被行政垄断的要素和准入权,还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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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曙提出的理解中国增长的分析框架

这里也有做得好的反例。成都的东郊记忆,原是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的老旧厂房,产权在国企成都传媒集团手中,但集团通过公开招标把运营交给了民营公司,园区反而做得有声有色。

它之所以能成,一半是因为所隶属的传媒集团本身靠近市场、垄断思维较弱,更关键的一半,是这片老破厂房本身没有稀缺性,不引入市场化运营就是一堆废墟、根本没人来,逼得它必须打开思路。

这恰恰反证了问题的核心:不可替代的稀缺资源一旦发了牌照就必然坐地起价,而可替代的资源天然被关在竞争的笼子里,逼着经营者去讨好消费者。分水岭从来不是国企还是民企,而是这个资源本身能不能被竞争约束。

05 建设真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小红书在文旅上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

7月我们六家人自由行去新疆,上小红书找包车司机很方便,价格透明,我们这些初入新疆的陌生游客,不必再被“绕不开”的本地垄断牵着走,这里面小红书可以确保了充分的信息对称。而在信息对称下,我们和司机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这正是制度赋予个体以发展友善关系的空间。

滴滴、淘宝、美团这些平台,尽管各有各的毛病,比如为人诟病的大数据杀熟,同一段行程老用户反而更贵、同一件商品不同手机看到不同价,但它们真正的贡献,是打通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让价格可比、让选择可及、让消费者第一次有了用脚投票的底气。

当然,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不是要为携程说话,携程的问题是一码事,地方文旅牌照垄断是另一码事,两件事是两个层面的,都应该被充分曝光、整改。甚至,地方国企借行政牌照对文旅、对基础公共服务的垄断,是隐性的、无名的、渗进日常缝隙里的,更应该被提出来。

这样一种垄断,危害一点并不比携程低,反而更普遍、更深层,当然,也注定更难被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