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一段视频片段在互联网上炸开了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聘教授张丹丹在一档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中，面对主持人“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提问，给出了一个让舆论哗然的回答：
“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
此言一出，“何不食肉糜”的批评声浪席卷全网。话题挂上热搜一整天，平时严肃的经济学家和媒体工作者也在微信群里纷纷批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直言，自己“无法接受”这段话，怀疑张丹丹当时脑子里“短路”了。南京大学博士汤家凤直接回怼：“你认为灵活就业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勉强自己？”
“自由”的前提，是有的选
张丹丹教授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自由支配时间，的确是一种价值。
问题是，中国超过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都是这种情况吗？
恐怕远远不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4亿人；预计2026年将增至3.2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超过四成。这个庞大群体中，固然有少数主动选择“灵活”的自由职业者、创意工作者。但绝大多数是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工厂零工、家政服务人员。
一个外卖骑手为了多跑几十单，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算法规定的时间里争分夺秒。一个网约车司机一天在车里坐十几个小时，早上六七点出门，晚上十一二点回家。一个今天有活、明天不知道有没有活，这个月赚八千、下个月可能只有三千的人——他们真的“自由”吗？
自由的前提是选择——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我不想干，选择去送外卖，这叫自由。但如果我找不到工作，只能去送外卖；如果企业不愿意跟我签长期劳动合同，我只能做临时工；如果我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只能每天开十几个小时网约车——这不叫自由，这是生活压力下的被迫选择。
所谓“灵活”，在很多时候不过是“没得选”的委婉说法。他们普遍没有劳动合同兜底，没有五险一金保障，没有工伤赔付依靠，手停即口停。将缺少稳定保障包装成一种“福利”，将被动谋生美化为“主动自由”——这不是劳动经济学分析，这是对劳动者真实处境的漠视。
数据不会说谎：2.4亿人的社保缺口
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仅7057万人、6615.9万人，参保率不足40%。
近3亿灵活就业者的社保缺口，是摆在面前的严峻社会议题。张丹丹教授自己也研究过这些问题，她自己也谈到过，大量灵活就业人员仍然处在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她此前还做过许多给灵活就业者上社保的呼吁。正因为如此，公众更加不理解：既然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最后要用“福利”这样一个词，去描述如此庞大、如此复杂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
学者的话，为何如此刺耳？
张丹丹教授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根本原因在于——这句话暴露了一种脱离民生实际的精英傲慢。
在灯火通明的演播室里，教授端坐其间，从容论述“牺牲自由换取社保”的权衡逻辑。殊不知，对绝大多数灵活就业者而言，他们从未拥有过“牺牲自由”的选项。当教授说“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给他缴纳社保”时，她可曾想过，那些没有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人，是否有能力和意愿独自承担全额保费？
把底层人的痛苦，歌唱成拥有自由——这种站在学术象牙塔里对众生指指点点的姿态，与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荒唐，何其相似。
胡锡进在评论中说得更直白：大多数灵活就业者除了少数闯出来的网红，都是不得已做的那样选择，如果有一份收入还不错的正式工作，有五险一金，恐怕很少有人会拒绝。他还以张丹丹所在的大学为例：“大学教师除了平时就有很多自己支配的时间，每年还有两个假期，这比一般灵活就业人员要自由得多。”
结语
研究灵活就业，最重要的不是告诉大家“灵活也是一种福利”，而是应该把中国庞大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情况分开来看：有多少是主动型灵活就业？有多少是被动型灵活就业？有多少人真正享受到了时间自由？有多少人的所谓“灵活”，其实意味着收入不稳定、劳动时间更长、职业保障更弱？有多少人能够正常参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有多少人在发生工伤、职业伤害时能得到充分保障？
胡锡进在评论最后说了一句公允的话：张丹丹应为自己的言论付出声誉代价；但舆论也不应对一个错误表述揪住不放。然而，这场风波留给所有知识精英的警示是深刻的——在涉及亿万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任何“学术表述”都必须贴合时代所需和人民所需。
知识分子的双脚，应当始终站在大地上；学术研究的目光，应当始终注视着最广大人民的悲欢。
不要把没有选择，说成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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