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下来时，面前摆着一条更稳的路：到昆明休养，住进城里，安安静静过晚年。
他把这条路推开了。
行李不多，铺盖一卷。他撂下一句话：“我要回到家乡施甸种树，为百姓造一片绿洲。”
这话听着朴素，可落到大亮山上，就不是一句漂亮话了。那时的大亮山，山秃水枯，溪流一年比一年细，周边村子吃水都难。
他已经六十出头。
还要进山。
杨善洲不是从退休那天才和土地打交道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他出生在云南施甸。二十多岁参加工作，后来当过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当地人记住他的，不是小车和办公室，而是草帽、草鞋、锄头。
下乡时，他常把锄头带在身边。
有人看见他和农民一起插秧、收稻，裤脚卷着，脚上沾泥。时间久了，百姓给他起了个称呼：草鞋书记。
这不是外号。
这是他在地里走出来的名字。
当干部几十年，杨善洲心里有一笔账。山不绿，地就薄；地薄，庄稼就难长；庄稼难长，村里的穷根就拔不掉。
他自己说过：“山不绿，地瘦薄，这是山里的穷根子。”
这句话压在心里很多年。
一九八八年，机会终于来了。按组织安排，他可以去昆明安度晚年。家人也盼着他歇一歇。
可他没有去。
大亮山离舒服日子很远。刚上山时，住的是窝棚，树枝搭起来，风一刮就晃。山里半年雨水半年霜，潮气钻进被褥，饭桌、办公桌都因陋就简。
他不是去看一眼。
他住下了。
林场缺苗木，杨善洲就带着人找树苗。端阳花市后，保山街上果核多，他发动林工去捡。别人扔下的果核，被他们装进口袋，带回山上育苗。
一个老地委书记，在街上弯腰捡果核。
这画面有点反常。
可大亮山最缺的，正是这一把一把不起眼的种子。
山上也缺钱。路不通，电不稳，房子简陋，造林每一步都要花钱。杨善洲没有把退休当成享受，他把后半生搬到了山里。
二十二年。
这个数字不轻。
从一九八八年到二〇一〇年，杨善洲带着干部群众在大亮山植树造林。山头一点点绿起来，人工林面积达到五点六万亩。
大亮山还修起了十八公里林区公路，架设了四公里多输电线路。过去挑水、赶路都发愁的地方，开始有了路，有了电，也有了树荫。
树长起来，山变了。
人也跟着变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八十多岁的杨善洲做了另一件让人愣住的事。
大亮山林场价值已经超过三亿元。按常人想法，这是他二十多年心血，怎么也该给自己和家里留点什么。
他把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了国家。
交接时，他没有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
三亿元。
一分不留。
当地政府要奖励他，他也谢绝了。人们看到的还是那个老人：草帽、旧衣、山路、树苗。
他把晚年的二十二年放进了大亮山。
最后带走的很少。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杨善洲因病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后来，大亮山林场更名为善洲林场。
山还在。
林子还在。
施甸的森林覆盖率，从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一，后来升到更高。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溪流重新在林间流动。
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
一九八八年那卷铺盖，最后没有进省城。它进了大亮山的窝棚，进了风雨，进了泥土，也进了五点六万亩林海。
风从善洲林场吹过，松针一层一层响起来。
像有人还在山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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