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一段访谈视频引爆舆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在《聊一波》节目中被问及“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时，给出了一个简洁而斩钉截铁的回应——“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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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舆论场炸了。

“何不食肉糜”“没有大病的人说不出这种话”——质疑声铺天盖地。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也直言“无法接受”，甚至怀疑张丹丹当时“脑子里短路了”。

一、一个概念，两种人生

张丹丹的话从劳动经济学视角看并非全然无据。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群人：有手艺、有资源，厌倦了职场束缚，主动选择自由职业、数字游民的方式生活。对他们而言，灵活确实是福利——可以自主安排时间，可以拒绝不想接的活，可以在咖啡馆里远程办公。

但这些人只占灵活就业群体的极小部分。

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预计将增至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这个庞大的数字里，绝大多数人并非主动选择“灵活”——他们是在求职碰壁之后，不得已走进了外卖、网约车、家政、快递的行列。

同样是“灵活就业”，前者是主动选择的自由，后者是被动接受的无奈。同一个概念，装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二、被“福利”二字掩盖的真实处境

底层灵活就业者的日常是什么样的？

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完全看订单多少。生意好就多赚，行情差收入就微薄。一个外卖骑手每单收入几块到十几块，扣除电动车租金、电池费用、平台抽成和罚单，时薪往往只有十几二十元。有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收入不过一两百元。

更现实的难题，是保障跟不上。很多打零工的人没有工伤保险，社保也无着落。干活才有收入，一旦停下来，家里就没有进项。遇上生病、意外，一个普通家庭很容易就被拖入困境。

数据显示，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仅29.5%——超七成的人没有职工养老保障。基本养老保险总体参保率也只有50%左右。

而平台通过外包、合作协议等方式，把本该承担的责任转嫁出去。劳动者受伤后维权，往往阻力重重。在算法的调度下，他们感受不到所谓的“灵活”——只有随时待命的紧绷和不敢休息的焦虑。

三、精英视角与底层现实之间，隔着一条马里亚纳海沟

张丹丹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关键在于——当一位拿着稳定编制、享受完整社保的北大教授，坐在演播室里说“灵活是福利”的时候，她看到的和底层劳动者经历的，是同一个词下的两个世界。

在精英视野里，灵活就业是斜杠青年、是数字游民、是咖啡馆里的自由职业者。但在现实中，凌晨5点扫街的环卫工、中午顶着40度高温送餐的外卖员、深夜还在等单的网约车司机，才是这个群体的绝对主体。

“他确实不用朝九晚五，因为他要朝七晚十一。”“他确实自由，自由到可以选择不接单——但不接单就意味着今天没收入。”这种“自由”，谁敢要？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灵活就业的那点时间自主，在很多情况下不过是“随时待命”的体面说法——是你可以随时干活，而不是你可以随时休息。这种“自由”里掺着多少收入不稳的焦虑、自掏腰包交社保的心疼、老了病了没着落的恐慌，哪来的“福利”可言？

四、福利的前提，是有得选

张丹丹的观点在理论上并非毫无道理——自由与保障之间存在取舍，选择灵活就要承担社保薄弱的代价。但理论成立有一个大前提：劳动者要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现实是，大多数人根本没上桌的资格。他们是在没有更好选项的情况下，被推进了灵活就业这条河里。你站在岸上说“水凉是种福利”，河里的人能不骂你吗？

判断一种就业形态好不好，看的不是理论逻辑多漂亮，而是劳动者收入是否体面，权益能不能得到保护。

五、政策的脚步不能停

值得欣慰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针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政策正在持续发力。截至2026年3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累计参保2742万人。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广东省、山东省等地也出台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办法。

但2.8亿、3.2亿的体量面前，这些还远远不够。

什么时候灵活就业是劳动者可以选、也可以放弃的职业，而不是走投无路之下唯一的出路——到那个时候，这份灵活才谈得上是真正的福利。

在这之前，别把谋生的无奈，误读成选择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