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江：南中往事八则|南中往事|周大江|恩师|班主任

作者初中毕业照（作者提供）

本人概况

我在1983年至1989年先后就读于母校的初中和高中，初中班主任是丁贵普老师，高中（文科班）班主任是黄守谟老师；丁老师教英语，黄老师教语文。彼时母校的规范全称是“遵义县第一中学”，简称“县一中”，不过，当地人还是习惯使用旧称“南中”。高中毕业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济南和北京两地工作。现居北京，任北京惠云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主要在家庭教育和孤独症特殊教育两个领域开展公益活动——这是由企业家陈远先生发起和资助的慈善组织。曾著有《党史商鉴》（管理类，2006年，人民出版社）、《隐文化》（历史哲学类，2015年，中国书籍出版社）等4部学术习作，其中，《党史商鉴》入选博览群书杂志与书摘杂志联合评选的2006年度十大好书。

说来惭愧，我虽已步入社会三十余年，先后辗转金融、培训、IT、房地产、能源、投资、公益等多个行业，职业生涯亦多周折起伏，却未曾取得足堪欣慰的成就，显然有负于恩师的栽培和母校的滋养。

然则无论人生多么跌宕坎坷，也未尝放弃过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尽管此路之艰辛，不逊他途——我以为人之为人，说到底是一种精神现象；而精神的生长，不该有尽头。前述4部习作，便是心路长程中自发萌生的枝叶，尽管回头来看，难免粗陋轻飘，羞于挂齿。

在母校求学的六年，正值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在农村长大，父母均不识字，对老师和学校有天然的仰赖。母校当年之风，超然卓绝，堪称故土精神高地。此风在潜移默化间，令我愚顽渐开，并且慢慢形成执着于精神生活的心性。正是这种日趋坚定的心性，使我往后的人生，多了一份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自觉；更重要的是，无论遭遇多少挫折，都不至于彻底沉沦在尘埃中，不至于完全迷失在时光里，始终笃向于明澈而辽阔的精神愿景。内心由是渐趋纯粹，人格由是渐趋完整，尽管前路依旧漫长。

感谢母校赋予我弥足珍贵的心性底色。值此七十周年校庆之际，对母校和恩师的感念，尤为深切。

事隔经年，忆幕再启，旧日情景猝然涌现，既如雨后春草般繁茂，又如冬夜篝火般温暖，竟令我一时无措，虽殊深驰系，却难以分出粗细主次。

索性任其依循时间的先后，自然流淌。

“赵疯狗”

1983年仲夏，小学毕业，甫一收到南中的录取通知书，等不及新生报到，我便跑去看梦寐以求的未来校园。那时南中还没有完全封闭的围墙，一条主干道贯通南北。主干道旁，两栋主要教学楼的前方，成排大树之下，立着四间阅报亭，亭檐宽约几十公分。当时的玻璃窗框内，还挂着各高校的彩页招生简章；就连风穿阔叶的微声里，都会捎来远方的低语。大学在远方。

骤雨忽至，我闪身一处亭檐下。正巧一位老者也来避雨。

他打量的目光落在我的一双赤脚上。

“小同学，你是哪个学校的？”他轻声问。那是我在南中听到的第一句话，淡淡的外地口音里有淡淡的亲切。

“我很快就会是南中的（学生）了。你呢？”我答，多少有点儿得意。

“哦？你考上啦？我是南中的老师。”他脸上露出惊喜。

在我们村里大人的口中，南中的老师是知识的化身。他们无所不知。

“那（么）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时间是物质还是精神？”我的脑子里，世界只分两类，除了物质便是精神。那么“时间”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呢？从冒出来的那一刻起，这个严肃的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我也牵引着我，就像系在牛鼻子上的草绳。实际上，那个暑假，几乎全部放牛时光，都被这个迷思占据。

老者愣了一下，少顷，笑答：“你这个问题，老师也没有想过。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两个都回去想一想。下星期的今天，还是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儿见面对答案。”

我当然愿意。

一周后，也是下午，晴。我如约而至。老者已在那里了。他向我招手。我跑过去。这一次特意穿了姐姐的胶鞋。鞋太大，原本不能走太快；不料一跑起来，脚趾便钻出破洞，刚好把鞋固定住。

“你的答案想好了吗？”他俯下身来，笑着问我。

“想好了。不晓得对不对：时间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是运动速度之间的对比。”

老者没说话。我以为自己说错了。正在不知所措间，他说，“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声音有些低沉，似带哽咽，目光快速从我的脚趾移开。

这一次，我不再感觉局促。阳光分外明亮。

开学之后，某天上午，课间，初一年级所在的教学楼前，台阶下的路边空地上，停着一辆中巴车。车后崭新的路面有长长的压痕，痕深寸许。又见那位老者，紧贴着坐在车前的小板凳上，气哼哼地抽着烟，挡着不让车开走。几个大人站在旁边劝他。

“你知道我们修这条路有多难吗？那边明明挂着牌子说车子不要开进来，你们硬是不管，把路给我压烂了。你们不赔，就不要想走。”还是那副外地口音，却完全没有了初见时的慈祥。好些同学们在围观。

中午放学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几个大人依旧站在一旁，依旧束手无策。

他夫人端着一碗面条过来递给他。正是午饭时间。

渐渐知道，老者名叫赵光煜，河南人，是前校长，刚退休不久。老师们当面都叫他“赵校长”，背地里称“老校长”。

据说他还有另一个称呼——“赵疯狗”——连我们村里的人都知道。没人说过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一则旧事或可为旁证。我也是上了高中才听说的。

也是初一年级所在的教学楼里，有两间教室一度辟为女生宿舍，每间约有几十张床位。某年某夜，几个校外小流氓将一名女生掳往校园背后（即东侧）的野山。赵校长闻讯，顺手操起一条鸡毛掸子便追了过去。

“随后我也听说了。就马上跑到办公室拿小口径步枪——是空枪，没子弹——也赶了过去。我跑到山上，找了半天却没见一个人影儿，只好拿着枪放回办公室。结果发现赵校长的办公室亮着灯，敞着门。两个小流氓蹲在地上。赵校长一边训斥，一边抽打。鸡毛掸子都打断了，他还用半截在打，气喘吁吁的。我就担心出事，他心脏不好，生不得气。看我进来，他才停手坐下。”谢主任回忆道。

谢主任瘦瘦高高的，络腮胡，当年好像负责后勤总务方面的工作。那时我们村里的民兵，也保管过一支步枪，我小时候还摸过；听说子弹由另一村的民兵在保管。

其实赵校长的关节炎也很严重，走路稍快就有些蹒跚。

据说从那以后，校外流氓“见了南中大门都要绕着走”。

间或也会听我们村里的人说起赵校长。传说他有一条原则：如果县委的子弟与街上的子弟闹矛盾，他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县委子弟的错；如果街上的子弟与农村的子弟闹矛盾，他首先要看看是不是街上子弟的错。

我没有机会验证这个传说，也不知其真假。讲者和听者的神情里夹杂着景仰、幻想和憧憬，令我久久不忘。

“赵疯狗”固然是一个恶毒的绰号。但此恶意所映衬的，分明是一副高贵的灵魂。我想，在母校南中的灵魂根系里，必有一条叫“赵疯狗”。

遵义市南白中学（网络图片）

蛤蟆镜和喇叭裤

初一迎来平生第一堂美术课。老师随刺耳的铃声走进教室，像一阵风也像一束光。他个子高高的，浓密的黑发梳得一丝不苟；浅蓝色的紧身衬衫和浅灰色的喇叭裤，都是当年流行的款式；裤缝熨得笔直，皮鞋擦得锃亮；墨镜使脸庞更显白净——那时只知道它叫蛤蟆镜。墨镜特别抢眼。

班长领着全体起立，齐声致敬：“老，师，好。”这是那个时代的课堂标配。

老师气定神闲地站在讲台上，摘下墨镜，目光柔柔扫过全班，“同学们好！请坐下。”他拿起一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陆鹏程）。

然后又转过来：“同学们，我叫陆鹏程，是你们的美术老师。同学们，从现在起，你们就是中学生了。中学生就要有中学生的样子，凡事都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们看我刚刚戴的墨镜，也就是蛤蟆镜，再看我穿的喇叭裤，是不是觉得很丑？我跟你们说，蛤蟆镜和喇叭裤都不丑，都很漂亮。人们说它丑，是因为街上的小流氓都爱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我们不要因为是坏人喜欢的东西，就认为它是坏东西。”

那堂课上陆老师教了些什么，我早已记不得了，这番话却在心底回荡至今。

多年后回乡，在邻村旧友家的饭桌上，邂逅唐德远老师（也是书法家，但没教过我），聊起南中旧事，说到陆老师，方知二人是至交。

陆老师是上海知青，早年流落贵州。他的书画在遵义名气极大。

陆老师回上海定居有些年头了。我偶尔还会在媒体上看到他的名字和作品。

母亲闯进课堂

初一上学期，某天下午，阴，我们正在上课——好像是思想品德课——母亲突然匆匆走进教室，径直到后排，将一块月饼塞给我，转身匆匆退出。

老师瞠目结舌，半晌没反应过来。母亲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歉意地说，我给娃儿送点儿吃的，他中午没吃饭。全班哄堂大笑。

接下来的两堂，都是丁贵普老师的英语课，也是当天最后两堂课。丁老师是班主任。他竟然花了差不多一整堂英语课的时间，组织大家讨论“人生理想”问题。

好几位同学举手表达各自的理想。我没有举手。

我还深陷在母亲闯进课堂的尴尬里。丁老师点名要我发言。

我站起来说，我的理想是“要为穷人读书”——关于理想，在彼时贫乏的脑海里，大概只有那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丁老师说：“你们看他，农村出来的娃儿，风吹吹的（饱受日晒雨淋之意）；但是我觉得他有志气，将来一定能考得上大学。我相信他家的鸡窝里，一定可以飞出一只只凤凰来。”在我的想象中，大学太遥远，比大人们口中的“中举”还要远。

最后一堂课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听写头一天的家庭作业（背英语单词）。不及格的同学都要被留下来重新过关，当然少不了一顿严厉的批评。

我完成得虽不够好，但至少及格了，也被丁老师点名留下。

逐一过关的同学都渐次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人，忐忑中等待着最严厉的训斥。

不料，丁老师并没有训我，也没有生气，甚至没有提背单词的事儿。

他示意我坐到前排来，轻声说（如今只记得大意）：我晓得你家里穷，但是你一定要好好地读书，将来才能改变命运。放牛的时候就可以在山上读课文，背单词；要大声地读，大声地背。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就到没人的地方去放牛。不要像那些不爱学习的娃儿，将来会很苦的。你看你妈妈那么心疼你，你一定要给她争气。

他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幼年时的残疾、少年时的绝望，以及成年以后的发奋图强。丁老师曾是“少年知青”，被发配到大山里放羊。漫长的羊倌生涯中，他自学了英语。在说到自己没有机会上大学时，他的语气有些伤感。听其他老师讲，丁老师后来被评为教育部特级教师。这些都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哭了，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感动。

回到家才知道，母亲那天来县医院开药，钱不够，只得空手而归。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熟人，送了她一只月饼。母亲马上就折返县城，进到课堂把月饼塞给我。

母亲总是这样，好吃的东西都给我留着。有时候好不容易攒了几只鸡蛋，她就兴冲冲地领着我，拿到街上去卖，然后买一根冰棒，如果还有余钱就买一碗羊肉粉。这些都是平时不敢想的奢侈品。她看着我吃，总说自己不饿。弟弟夭折后，我便成了家中唯一的儿子，因为体弱多病，让母亲格外紧张。

母亲没有上过学，自然不懂课堂的规矩。我并没有责怪她。

母亲为此内疚了许久。

“老子敢跟你打赌！”

初二上学期，母亲病故。我的成绩随即起伏不定，总在班级最后几名和前几名之间来回摇摆。我曾到街上到处打听人贩子，想卖了自己给母亲治病，不幸未能如愿；丧母之痛太甚，实在无力抽身——如今看来，便是所谓的抑郁症，但那时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

初二那个暑假，某日黄昏，我四处游荡，稀里糊涂进了南中校园。距离主干道旁的那栋家属楼不远处，隔着学生宿舍楼的拐角，听见两人在院坝里争吵。语气有些激烈，显然都动怒了。

“老子敢跟你打赌！他（指我）不是病猫，是老虎！老子的学生老子最清楚！他将来如果没出息（按当时语境，指考上大学），老子用手板心煎鸡蛋给你吃！”

这是丁老师的声音，但不清楚对方是谁。几位老师在楼下围坐着纳凉，似乎也没人劝他们。

我踮着脚悄悄溜走了。所幸天暗，没被人注意到。

那个年代，老师们之间的话题，大多在学生身上。也只趁学生不在场时，他们才会率性说几句粗话。至于更严重的冲突，比如相互抓扯，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里是南中校园。

这场偶遇，意外地令我萌生出一种神奇的自信，准确地讲是一种信念——既然我是老虎，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儿。这信念不知不觉渗进潜意识里，并且一直支撑着往后的道路，包括各种短暂的迷途。

许多年后，当我已为人父，以及在基金会的工作中，都会把树立孩子的自信心，当成最重要的目标；也常常跟基金会的同事和孩子的家长们，讲起南中校园里的那个黄昏。

“没得问题！”

我们当年，初中毕业，如果成绩还不错，就有两条出路：一条是继续上高中，将来考大学（或大中专）。按当时的情况，只要考上了南中（高中部），上大学的概率就会高出许多，相当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的门槛。另一条是直接考中专或中师；中专毕业之后，政府也会分配工作。那是一个人才青黄不接的年代。

亲戚朋友都劝我考中专，尽早开始工作，毕竟家里太难了。

两条出路只能二选一。一旦报考中专，就等于放弃上高中。上中专有两轮考试，中考成绩达到分数线，才能参加第二轮考试。

仅有两人坚决主张我继续读高中。一人便是丁老师；另一人是小学（南白三小）班主任邓齐健老师——我与邓老师的故事不在本题之内。

丁老师拗不过我，还是填了报考中专的志愿。

中考成绩出来后，学校通常会张一个榜，红底黑字，公告上线名单，以便备考。忘了听谁说我上榜了，却多少有些失落，隔了两三天才去学校查看。

墙上空空如也。去丁老师家打听，他狡黠地说：“我看到榜了，你没有上线，还是安心读高中吧。”于是领着我，去找他认为可以帮得上忙的校领导。

敲开第一家的门，说明来意，对方冷冷婉拒，门都没让进。丁老师当时的谄媚，令我心疼至今。

再去另一处找另一人。何国俊，刚退休的教务主任，湖南人，家住一楼，门前有一块约三米宽的院坝，就是一年前丁老师与人激烈争吵的地方。

何主任独自坐在院坝里喝茶。当时阴天，很凉快。丁老师说明来意，恳求他想办法增加一个招生名额，再三说我的成绩已远超南中录取线。

何主任听罢，几乎没有犹豫，用极浓的湖南口音说了一句，“没得问题！”好像还习惯性地挥了一下手。

何主任的湖南口音、挥手和陶瓷茶杯，是校园一景。常看到他端着那只硕大的陶瓷茶杯在校园里散步，几乎总是独自一人。没人知道这只茶杯用了多少年，也没人知道他喜欢喝什么茶。何主任从不抽烟。丁老师也不抽烟。

辞别何主任，没走出多远，丁老师便按捺不住兴奋，搂着我耳语：“这下没问题了，何主任说的话，从来都算话。老子跟你说，榜是老子撕的，读个中专你甘心老子也不甘心。”然后又神秘兮兮地面授机宜，“回家后，就说你没上线哈，只能读高中了。”

他一口气说了好几个“老子”。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他第一次对学生说“老子”，好像也是最后一次。在当地语境里，“老子”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有时用来表达亲近，有时用来表达疏远。

家访

何主任果然说话算话。我果然顺利升入高中。

和初中部一样，高中部也是每年级四个班。高二时文理分科，我们班成了文科班的主体（另外三个都是理科班）。黄守谟老师依然是班主任，我依然是班长。

黄老师刚从乡镇学校调来不久，孩子们都在上学。师母没有工作。

黄老师人很瘦，字也很瘦，粉笔板书尤其漂亮。前些年与几位同学叙旧，大家都能回想起黄老师讲解《荷塘月色》时怡然自得的样子，以及用遵义方言颂读文言文时，韵味十足的语感。每当此时，他的目光就会投向窗外，仿佛窗外有万千气象。时至今日，在默读或写作中，只有借助遵义方言，我才能找到真切的语感；黄老师的音容笑貌，还会时不时忽隐忽现于字里行间。他总在强调语感。我对语感的偏好和对母语的热爱，虽非源自黄老师，却是被他牢牢固化。几年前黄老师病逝，同学们委托我写悼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下午，刚一动笔，便泪流满面。

我家距离南中，走近路要45分钟左右，走大路则差不多一小时。贵州多雨，下了晚自习，就十点过钟了。雨天夜行，若走近路，滑到水田或河沟里都是家常便饭。若遇涨水，不幸滑进河沟，大概就活不成了。所幸涨水时，我一次也没有滑进去过。

黄老师好几次劝我住校，均未果，便约了丁老师一起去家访。他大概以为，两位南中的班主任同去，家长无论如何都会给个面子。

一路上，他们俩闲聊着走在前面。我默默跟在身后。

父亲不在家。二姐不知从哪里找来几张旧报纸，正张罗着糊窗洞。

家里没有茶，黄老师走渴了，自己在水缸里舀了半瓢水喝：“这井水好甜哦，丁老师你要不要来一瓢？”他们与二姐说话时，我就着糟辣椒匆匆吃了一碗饭。

得知父亲当天回不了家，他们便往回走了。我也一同回去，正好赶上晚自习。

两位老师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门没有锁哦”

翌年，终于住校了。饥饿是最难克服的挑战，尽管丁老师时不时叫我去他家里吃一顿。我毅力不足，有一回没忍住，竟然一顿就吃光了整整一周的馒头；余下的几天，早餐便没有了着落。母校的馒头特别香，令我回味至今。

那时老师们的收入，如果能精确控制米面油的用量，尤其是能克制对肉食的过多念想，维持全家的温饱，问题就不会太大。

秦在权老师是近些年才从贵州师范大学分配来的毕业生，好像担任着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某班班主任。他与丁老师是邻居，我常去丁老师家，一来二去便相熟了，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那时单身老师都在小食堂吃饭，饭票也是专用的，跟学生食堂不一样。小食堂分量好像更足一些。秦老师每有外出，就会将省下的一餐饭票给我，让我用他的饭盆去小食堂打饭。饭盆是不是小食堂专用的，我记不太清了。

有时候他走得急，就会匆匆找来，把房门钥匙递给我；或者索性在教学楼下喊我一嗓子：“门没锁哈。”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门没锁”，意即饭票和饭盆都在桌子上。有趣的是，某天下午我正在考试，听得他在楼外故意抬高声调，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门没有锁哦。”课后我去他宿舍，门果然没锁，饭票和饭盆果然都在桌子上。更幸运的是，去小食堂的时候，饭菜只剩锅底了，师傅很大方，全都给了我，而且还有肉。这位师傅是我同学的表姐夫，至今还记得他的模样。那是一顿难忘的晚餐。

当然也不能过于频率滥用这种特权，一则因为秦老师负担不起，二则担心对秦老师影响不好。大概数月之后，秦老师便调到外地工作了。我也再没有去过小食堂。

秦老师也在农村长大，很小就没了父亲，是母亲把他拉扯大，供他上完大学。所幸那时候的大学，生活津贴比较多，平时节俭一些，基本上就饿不着了。秦老师的老家在乌江岸上，和我老家相比，那里的山更陡峭，土更贫薄，稻田更稀疏。

前些年跟秦老师见面，聊起往事，自然会说到他的母亲。秦老师说，“母亲生前总是问你的情况。”老人家很瘦弱，经常来南中看儿子，每回见她都穿着一件干干净净的土布外套。按师生辈份，我叫她“婆婆”。

每次看到婆婆的身影，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母亲。

走出某专梦魇

住校之后，自然少走许多路，节省许多体力，但是面临的问题，并不仅限于饥饿，还有胃病、关节炎、肩锁骨炎、神经衰弱，都很严重。胃病发作时，会浑身冷汗蹲在地上起不来；关节炎发作时走不动路。但是这些毛病，并不是每天都会发作；肩锁骨炎也只在冬天才会发作。神经衰弱最讨厌，如影随形，一两个月睡不着觉是常有的事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到了高三第二个学期，体虚更甚。走路稍快或稍久，就会满眼金星，严重时还会眩晕。

高考之前约两个月，会有本地区组织的统考；分数上了线，才能参加正式高考。我的成绩仅超分数线1分。

某个周日午后，正在教室里复习，黄老师轻声唤我出去：“大江，我们都知道你苦，但是不要灰心，再坚持一下，无论如何也要考上（某某某某）专科学校。这样的话，将来就有出路了。”我能明显感觉得到他的小心翼翼。

我心头一紧——怎么就沦落到“（某某某某）专科学校”的地步了呢？尽管黄老师在刻意回避用“某专”的简称。在母校的语境里，这个简称略带贬义。

黄老师大概察觉到了我的错愕，赶紧补充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当然能够考更好的学校。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的意思是，你回去安心复习吧，我有事先走了哈。”他语无伦次的窘迫，就像犯了什么错一样。

然而我确实被震惊了，也被惊醒了。

回到教室里，半屋余晖分外刺眼。心底掠过一丝苍凉。

再也无法静下心来。于是起身出门，走出校外，漫无目的。走得很慢，也走得很远，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县城郊外的土埂上坐了下来。

一直坐到月亮升起来许久。一半因为无力，一半因为麻木。脑子比夜空还要空。

那一夜，月亮又大又圆。

我意识到前方耸立着一道很高很高的坎儿。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月光深处，立着一棵树，安安静静的，仿佛母亲在梦中凝视着我。看不清是什么树，也没想看清。

恰恰是这棵树，莫名其妙地启发了我：人会生病，树为什么不生病呢？嗯，可能是树的神经系统不发达，或者根本就没有神经系统，所以才能无碍地自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