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新疆某学院中职学生李某参加“三校生”升高职考试并填报志愿。班主任徐某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可能很平常的事：把包含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初始密码的准考证照片，直接发到了班级微信群里。
同校学生孙某看到照片后，在家用电脑登录招考系统，篡改了包括李某在内的7名考生的第一志愿代码。多名考生因此未能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
法院的判决分了两层：刑事责任层面，孙某因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民事赔偿层面，孙某承担70%责任，赔偿约2.3万元；涉事学校因信息管理存在疏漏，承担30%责任，赔偿约1.7万元；班主任徐某的行为被认定为职务行为，个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我看到的，不只是一起篡改志愿的案件，更是一个关于敏感信息如何被轻率处理、管理疏漏如何酿成严重后果、法律责任如何在直接侵权人与管理失职方之间分配的严肃命题。一张准考证照片，毁掉了7个人的志愿，也毁掉了孙某自己的前途。而这张照片，本不该出现在班级群里。
一、篡改志愿为什么是刑事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适用逻辑
很多人对“篡改志愿”的法律性质缺乏清晰认知。他们觉得，这不过是“改了几个数字”，最多算“恶作剧”或“民事侵权”。
但法院的判决给出了明确的定性：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的操作，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招生考试系统属于国家教育考试信息系统，孙某擅自登录并修改考生志愿数据，直接符合“对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修改”的构成要件。
“后果严重”这个要件，在本案中是清晰的。 7名考生的志愿被篡改，多人未能被原本填报的院校录取。这已经不是“改了几个数字”的问题，而是改变了他人的教育路径。 一年六个月的刑期，是对这个后果的法律评价。
这个罪名有一个特点：它不要求行为人“获利”。 孙某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可能只是出于嫉妒、恶作剧或其他心理。但犯罪构成不看他“得到了什么”，而看他“破坏了什么”。 他破坏了考试系统的数据完整性，破坏了其他考生的受教育机会。这本身就是刑法要惩罚的行为。
二、班主任发准考证到群里：为什么学校要替他的行为“买单”
民事判决中，学校承担30%责任、班主任个人不担责，这个责任划分的逻辑值得拆解。
班主任徐某的行为，为什么被认定为“职务行为”？ 法院的逻辑是：徐某将准考证照片发到班级群，虽主观上无损害学生权益的故意，但该行为直接为孙某实施侵权提供了便利，且属于职务行为。
“职务行为”的认定，意味着徐某的行为被视为学校管理活动的一部分。 班主任通知考生、传达考试信息、组织志愿填报，这些都属于其工作职责。当他以班主任身份在班级群发布信息时，他的行为代表的是学校，不是他个人。 因此，因这个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由学校承担。
这个认定在法律上是合理的，但它也揭示了一个问题： 班主任在履行职务时，对敏感信息的处理是否经过了必要的培训？学校是否建立了规范的信息发布流程？如果学校没有对“哪些信息可以发群、哪些不能”作出明确规定，那徐某的行为就不是“个人疏忽”，而是“管理缺位”。 30%的责任比例，反映的正是这种管理缺位在损害发生中的“贡献度”。
对于班主任个人来说，“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不等于“没有责任”。 学校的行政处理、教育主管部门的问责，都可能独立于民事判决而存在。民事上的“职务行为”认定，保护的是教师不因履职行为而承担个人赔偿，但它不保护教师免于行政和纪律层面的审视。
三、30%与70%：侵权责任的比例是如何划定的
法院判决孙某承担70%、学校承担30%，这个比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在侵权责任法中，多个主体共同造成损害的，应当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和原因力大小来划分责任。 孙某是直接侵权人，他的篡改行为是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学校的信息管理疏漏，是损害发生的条件。直接原因的责任重于条件，所以孙某承担主要责任，学校承担次要责任。
70%和30%这个比例，说明法院认为孙某的主动侵权行为是损害发生的主要原因，学校的管理疏漏是次要原因。 如果学校没有泄露密码，孙某就无法登录系统；但如果孙某没有主动去篡改，即使密码泄露，损害也不会发生。两者缺一不可，但主动侵权的可归责性更高。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比例是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不是刑事责任的划分。 孙某的刑事责任是独立的，不会因为学校承担了30%的民事赔偿而减轻。刑事责任评价的是“你的行为构成了什么罪”，民事责任评价的是“造成的损失由谁分担”。两者各算各的账。
四、信息保护的防线：一张准考证照片暴露了多少问题
这起案件中最让人唏嘘的，是损害的起点如此“日常”。
准考证上印着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初始密码。 这三样信息组合在一起，就等于志愿填报系统的登录凭证。班主任把它们拍照发到班级群，相当于把7个考生的“账号密码”公开了。 在一个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群里，谁看到了、谁保存了、谁利用了，班主任完全无法控制。
这不是“不小心”，而是对敏感信息缺乏基本的风险意识。 准考证、身份证、密码，这些信息不应该以照片形式在群里传播。正确的做法是：通知考生到校领取或单独发送，并明确告知“不要转发、不要截图”。 如果学校有基本的信息安全管理规范，这张照片就不应该出现在群里。
教育部及相关部门多次发布预警，提醒考生保护好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 但预警的对象往往只是考生和家长，学校作为信息流转的关键环节，同样需要被纳入信息保护的规范体系。 班主任有没有接受过信息安全的培训？学校有没有“敏感信息发布流程”的规定？这些问题，比“提醒考生注意”更接近问题的根源。
五、对青少年的警示：篡改他人志愿，毁掉的是两个人的人生
这起案件中，孙某和7名考生都是同龄人。孙某的一个动作，改变了7个人的录取结果，也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
一年六个月的刑期，意味着他将在监狱中度过相当长的时间。 这个记录将伴随他很久——在就业、升学、社会评价中，刑事犯罪记录的影响是长期的。他可能原本也有自己的志愿、自己的规划，但这一切都被他自己的行为打断了。
法院的判决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篡改他人志愿，不是“玩笑”，不是“恶作剧”，是刑事犯罪。 青少年之间的嫉妒、竞争、冲动，都可能存在，但法律不会因为“年纪小”或“一时冲动”就网开一面。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成立，不要求行为人“想清楚后果”，只要求他“实施了行为”。
对于每一个正在经历升学竞争的年轻人来说，这起案件最直接的提醒是： 你的竞争对手的志愿，不是你可以碰的东西。你可以努力超过他，但不能用违法的方式“淘汰”他。 法律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这个环境的人，自己也会被淘汰出局。
写在最后：密码泄露的代价，不该由考生承担
这起案件最终以孙某获刑、学校赔偿、班主任被认定职务行为而告一段落。但那个被发进班级群的准考证照片，已经改变了7个人的录取结果，也改变了孙某自己的人生。
密码泄露的代价，最终由考生、孙某和学校共同承担了。 但最无辜的，是那些被篡改志愿的考生——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被班主任拉进了一个不该出现的群，被孙某选中成了一个“目标”。
如果学校有规范的信息发布流程，如果班主任知道“准考证不能发群”，如果孙某知道“篡改志愿是犯罪”——这起案件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三个“如果”，对应的是三个需要被补上的漏洞：制度、意识和法律教育。希望这起案件的判决，能让每一个环节的人都意识到：敏感信息不能随便发，别人的志愿不能随便改，法律的底线不能随便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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