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陆交警副队长王仁科深夜杀害妻子后抛尸河南，还登报寻妻、伪装了半年，最终荒山里一个发霉的枕头把他送上了刑场|信阳|安陆市|李婧|武汉|河南|湖北|王仁科|王秀丽

2004年7月底，河南信阳。

鸡公山脚下的稻田已经翻过一茬，早稻收了，晚稻还没插下去，地里只剩齐刷刷的稻茬，泡在浅浅的水里，散发出一股发酸的味道。

几个刑警踩着田埂往山沟那边走。他们这半年跑这片地方跑了不知道多少趟，每一道沟、每一片林子、每一条小路，都快能背下来了。五个月前，就是在这个位置，一个路过的村民在稻田里看见了一具女尸。

当时尸体已经烂得不像样子。头骨上有好几处钝器砸出来的坑，脸上的皮肉被野物啃过，身上的衣服被剪掉了所有标签和领子，连扣子都换成了最普通的塑料扣。没有身份证，没有手机，没有钱包，没有任何一样能说出“这个人是谁”的东西。

这是个被人故意抹掉了身份的女人。

信阳警方查了五个月，周边县市的失踪人口档案翻了个遍，报纸电视上的认尸启事反复播，来认尸的人一波接一波，但没有一个对得上。尸体就那么躺在殡仪馆的冷柜里，案子就那么挂着。

刑警们不甘心。他们总觉得，凶手能把证件和标签清干净，但清不干净自己走过的路。人只要动了手，就一定会留下东西，哪怕是一根头发、一片布、一块泥。

那天下午，他们在离抛尸点大概五公里外的一条山沟里，翻出了一堆东西。

发霉的床单，烂成一团的被罩，一条洗过但血迹还隐约看得见的浴巾。还有，一个枕头。

枕头已经泡得变了形，套子发黄发黑，边角处有一块模糊的印字。刑警拿起来，用水冲了冲，在太阳底下眯着眼看了半天。

两个字。

银杏。

河南的信阳，不产银杏枕。

银杏药枕是湖北安陆的东西。安陆号称“银杏之乡”，九十年代就搞起了银杏产业，当地有好几家厂子用银杏叶配中药材做枕头，当劳保福利发，当礼品送，在安陆的机关单位和工厂里，几乎家家都有那么一两个。这玩意儿只在小范围流通，出了安陆，市面上基本见不着。

一个死在河南荒山的女人，身边压着一个只有湖北安陆才有的枕头。

尸源的方向，一下子被这个枕头指了出来。

信阳警方带着枕套和现场照片，秘密赶到了安陆。

安陆公安局那边一查，近期报过失踪的成年女性，就一个人对得上。安陆市交警大队国道分队副队长王仁科的妻子，王秀丽。

2004年2月，春节刚过没几天，王仁科就到岳父家去了一趟，说王秀丽离家出走了。他说妻子可能去了上海见网友，可能跟人私奔了，说着说着眼圈还红了。岳父一家当时就急了，到处找人。王仁科自己也忙前忙后，在安陆本地报纸登了寻人启事，又专门跑了一趟武汉，花五百块钱在《楚天都市报》上登了更大篇幅的寻妻广告。

一个穿着警服的交警副队长，坐在报社广告部里，一笔一划地填寻人启事的单子，报社的工作人员看了都觉得这个人重情义。

没有人会把寻妻的丈夫和杀妻的凶手联系起来。

但王秀丽的弟媳妇，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解不开。

姐姐失踪后没几天，弟媳妇去王仁科家里帮忙收拾东西。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王秀丽这个人，最疼女儿，就算跟丈夫闹再大的别扭，也不可能一声不响地走掉，连孩子都不管。

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走到大门后面那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墙角，手顺着墙缝摸了一下。

摸到了东西。

几张硬硬的、带棱角的东西塞在墙缝里，被暴力往里怼过，边角都折了。她抠出来一看，是结婚照。王仁科和王秀丽的合影，从墙上摘下来，团成一团塞进了墙缝里。

如果妻子只是离家出走，丈夫为什么要藏起两个人的合影？

弟媳妇把这个事跟家里人说了，娘家人起了疑心，但没有证据，没有尸体，面对一个在职的交警副队长，怀疑变不成案子。事情就这么拖着。

一直到那个枕头出现。

王仁科这个人，要说起来，他这一路走得并不容易。

1968年生在安陆城郊的村子里，家里五个孩子，他排老三。父亲种地，母亲养猪喂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初中毕业就回村干活，十七岁那年去长沙当了兵，在部队里学的就是开车。

三年汽车兵当下来，他练出一手好技术，倒车入库全连最准，修车也能上手。1988年退伍回来，进了安陆一家建材公司开卡车，跑的是长途，风里来雨里去，挣的是辛苦钱。

九十年代初的卡车司机，社会地位不高，但王仁科肯下力气，也肯琢磨人。1995年初，他给安陆市外贸局拉货的时候认识了王秀丽。王秀丽比他小三岁，在局里上班，端的是铁饭碗，长得也周正。王仁科追她用的是最笨的办法——早上送早点，家里换煤气罐他抢着扛，王秀丽加班他就在门口等着。王秀丽家里人不太看得上他，一个开卡车的，没编制，没前途。但王秀丽认准了这个人实在，1995年4月，两个人结了婚。

婚后挤在交警大队附近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日子清苦，但也安稳。

结婚两个月后，王仁科的远房表哥给他牵了根线。市交巡警大队的一个负责人要找个专职司机，问王仁科愿不愿意去。临时工，没编制，工资也不高，但王仁科一口答应了。

他太清楚给领导开车意味着什么了。

从那以后，他把自己变成了领导身边最顺手的一件工具。车永远擦得锃亮，不管多晚随叫随到，领导家里有什么私事，不用交代他就主动去办。几年下来，回报一点一点兑现了。1996年，单位分了一套两居室的福利房，同年女儿出生。2001年6月，安陆市公安局公开招录在编警察，王仁科参加了考试，穿上了正式的警服。

那一年他三十三岁。

穿上警服之后，他被分到216国道分队。这条路他跑了不知道多少趟，哪个路口容易堵，哪段路货车司机爱超载，他心里门儿清。干了三个月，队里就把他提成了副队长。

从退伍卡车兵到国道执法权的副队长，满打满算，六年。

但权力来得太快，约束没跟上。

国道分队管的是进出安陆的咽喉要道。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代初，国道上跑运输的货车司机都知道一个规矩：经过有些地方，该交的罚款得交，该打点的关系得打点。拦车、扣车、罚款的权力弹性很大，今天说你这车超载了要罚，明天说你这车证件不全要扣，全凭当班的人一句话。

王仁科手里捏着这根线。车队老板请他吃饭，司机递烟递水，酒局饭局排着队。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沾上了赌博。

最开始是几十块的小局，跟同事打着玩。后来越打越大，转到了市区的地下麻将馆，一晚上输赢成千上万。他那点工资和“外快”流水一样填进去，家里的存款跟着缩水。王秀丽管不住他，说了几次，吵了几次，没有用。

2001年底，王秀丽发现丈夫在外面有人了。

那天是她父亲过寿，王仁科说队里有紧急任务，没来。王秀丽觉得不对劲，找到他常去的那家地下茶楼，推开包厢门，看见王仁科叼着烟坐在麻将桌边上，旁边挨着一个女人，正在帮他看牌算账。

那个女人叫李婧，三十三岁，在市区做鞋生意，手里有点积蓄，自己也在跟丈夫闹离婚。赌桌上认识之后，两个人很快搞到了一起。王仁科看中的是李婧兜里的钱，李婧看中的是他身上的警服和手里的那点权。

李婧离了婚，带着儿子净身出户，然后就催王仁科兑现承诺。王仁科开始推。他太清楚体制内的规矩了，婚外情闹大了，副队长的位子保不住，刚穿了三年的警服也可能被扒掉。

他这辈子最看重的东西就是这身衣服。从农村出来，当兵，开车，给领导当司机，考警，提干，每一步都踩得又准又狠。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把这一切扔掉。

但李婧也不是好惹的。

她开始威胁他。不离婚，就把这两年吃她的、用她的、借她的钱连本带利还清，否则就把同居记录、聚赌借据写成材料，贴到公安局门口去。

这句话打在了王仁科的死穴上。赌债他还不起，材料一贴出去，他什么都没了。

他回家逼王秀丽离婚。王秀丽不肯签字。她不是为了争口气，她是真不想让这对男女得逞。被逼急了，她开了个条件：拿十万块现金出来，给女儿当抚养费，否则死也不离。

十万块。在2004年的安陆，够买一套像样的商品房。

王仁科拿不出来。他那时候已经债台高筑，工资卡上的钱连利息都不够还。

他面前还摆着别的路。想办法凑钱协议离婚，背更重的债，但日子还能过。拖着不离，李婧把材料捅出去，丢警服丢职务，从头再来。向单位坦白，接受处分，至少人还在。

每一条路代价都很大。但每一条，都比接下来他选的那条轻。

2004年2月10日傍晚，王仁科拎着一套新衣服回了家。

他对王秀丽说，一个战友的孩子办满月酒，晚上一起过去。王秀丽没多想，换了衣服，带着女儿跟他出了门。宴席上，王仁科给王秀丽夹菜，剥虾壳，当着战友们的面夸她贤惠。王秀丽那天晚上心情不错，脸上一直带着笑。娘家人后来回忆，那是最后一次见她活着的样子。

晚上九点半回到家，王仁科又叫来了三个国道分队的战友，在客厅支起麻将桌。这个安排是他提前想好的。麻将局提供人证，证明案发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家里、一直有人陪着。牌桌上的声响和烟雾，同时掩盖了屋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动静。

深夜十一点，他劝王秀丽带女儿先去睡。凌晨十二点半，他送战友下楼，在楼道里大声道别，然后锁死大门。

之后的细节，是他自己后来在审讯里交代的。他把王秀丽叫醒，哄到书房的小床上，两个人温存了一会儿。等王秀丽睡熟之后，他从主卧床底下摸出事先准备好的生铁哑铃，站在书房门口听了几分钟，然后推门进去，砸了下去。

王秀丽没有发出声音。

凌晨一点，他用浴巾裹住妻子的头，拿床单和被罩把尸体包好，抱下楼，塞进警车的后备箱。

就在合上后备箱盖子之前，他做了一件事。

他转身跑回三楼，从床头拿了两个人日常用的那个银杏药枕，又跑下楼，把枕头垫在妻子的头颅下面。

他后来解释这个动作的时候说，看到妻子扭曲的身体，心里突然一软。

一个刚用哑铃砸碎妻子头颅的人，说自己心里一软。

这句话有多少可信度，没人能验证。但他确实多跑了一趟，确实把枕头塞了进去。

就是这个多此一举的动作，成了半年后钉死他的那根钉子。

他开着警车沿107国道往北走，跑了一百五十多公里，越过省界进了河南信阳。在鸡公山脚下的一片荒草丛里，他把尸体扔了下去。往回开的时候，他在广水汪家岗附近的一条山沟边停了车，把带血的床单、浴巾和另一个枕头丢进了沟里。回到安陆家中，是凌晨三点。

2月11日早上，女儿醒了，问妈妈去哪了。

王仁科说，妈妈可能去上海见网友了。

之后的日子，王仁科开始扮演一个焦急的丈夫。

三天后他给岳父家打电话，说王秀丽丢下孩子走了。岳父一家不信，王秀丽不是那种人。王仁科就带着妻弟王安周一起去了武汉，在《楚天都市报》登寻人启事。他在报社当着妻弟的面说，倾家荡产也要把人找回来。

这个安排是经过计算的。登报寻妻制造了公开的“丈夫在找”的记录，把案件性质往“离家出走”的方向引。带妻弟同去，等于让娘家人替他的诚意作证。选省城的报纸而不是安陆本地的，既显得郑重，又避开了本地熟人圈子里可能冒出来的追问。

但破绽几乎同时出现了。

弟媳妇在墙缝里摸出结婚照的事，娘家人虽然没有立刻报警，但疑心已经扎下了根。王秀丽不可能不跟女儿打招呼就走，更不可能把墙上的结婚照抠下来塞进墙缝里。王仁科的解释是，那些照片是之前吵架的时候弄的，跟妻子失踪没关系。

没有人信。但没有尸体，没有证据，谁也没办法。

王仁科赌的就是时间。一具被剪掉衣标、面目难辨的无名尸，躺在邻省的荒山里，没有证件，没有指纹比对条件。2004年，全国的DNA数据库还在筹建阶段，公安部刚刚发布法庭科学DNA数据库的行业标准，跨省联网比对根本谈不上。无名尸源的排查主要靠人工比对失踪人口信息，信阳警方查了周边几个县一无所获。只要安陆这边的“失踪人口”和信阳那边的“无名女尸”两条信息永远对不上，这个案子就是两桩互不相干的悬案。

他的这个判断，大体上没错。

他漏算的，是那个枕头。

2004年7月30日，信阳警方在抛尸现场周边做扩大搜索。那个枕头跟着染血的床单和浴巾一起被丢进了山沟，在杂草和淤泥里泡了将近半年，套子发霉变色，但边角上的“银杏”两个字还能辨认出来。

刑警把枕头翻来覆去地看。白底碎花的枕套，普通的拉链，里面填充的银杏叶已经结成了硬块，散发出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在紫外线灯下，枕套上隐隐约约能看到暗褐色的斑点，那是血迹残留的痕迹，被雨水冲刷过很多次，但血红蛋白还在。

“银杏”两个字把排查范围从整个豫南直接缩到了湖北安陆。

信阳警方通过省际协作机制联系了安陆公安局。安陆那边一听到“银杏枕”三个字，马上想到了一个线索：今年2月，交警大队国道分队副队长王仁科的妻子王秀丽失踪，家属报过案，还登了寻人启事。

两条信息一碰，就对上了。

7月31日凌晨，信阳刑警带着现场衣物照片和药枕标本秘密赶到安陆。王安周在公安局看到照片里那件格子外套，当场就认出来了。那是姐姐的衣服，她失踪前穿的就是这件。那个枕头他也认得，姐姐家里有一对，是单位发的劳保福利。

当天清晨，便衣警察走进国道分队办公室。王仁科正在跟同事说话，手铐当着一屋子人的面扣了上去。另一路技术人员同时进了他家。

那套房子，王仁科在案发后又住了半年。书房和卧室的地面用清洁剂反复擦洗过，墙面也擦过，肉眼看不到任何痕迹。技术人员封死门窗，拉上窗帘，在黑暗里向书房喷洒鲁米诺试剂。

雾气落下来，过了几分钟，房间里响起了紫外光灯的声音。书房的地板缝里、踢脚线边缘、电脑桌底下的死角、墙角的墙纸上，大片大片的幽蓝色荧光显现出来。那些荧光的形态是血液从高处喷溅之后流淌的痕迹，被清洁剂擦掉了表面的颜色，但血红蛋白渗进了缝隙和微孔里，擦不掉。

书房就是第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