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初，广东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即将转任省委工作，特区建设的接力棒需要交到另一位干部手中。任仲夷把人选想到了广州，时任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却没有马上答应。

这并不是推辞，更不是畏惧。梁湘在广州工作多年，对城市管理、干部队伍和百姓生活都十分熟悉。深圳当时还是边陲小城，基础薄弱，制度未备，前景也没有现成答案。离开广州，等于把多年积累放下，重新闯一条路。

任仲夷了解他的性格，便没有催促，只是让他把心里话讲出来。梁湘沉默片刻，说：“我有几个顾虑，不能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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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顾虑，来自对广州的熟悉和责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湘长期在广州工作，许多干部是他一起共事多年的老同志，城市建设中的难题也摸得很透。到了深圳，原有经验未必能够照搬，过去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和办事方法，都要重新调整。

这意味着什么？不是换一个办公地点，而是一次新的创业。

第二个顾虑，指向干部队伍的思想转变。深圳要办经济特区，必须接触市场、引进资金、讲究效率，还要学习与香港方面打交道。可当时不少干部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习惯按文件办事，面对价格、合同、竞争这些新问题，难免感到陌生。

梁湘担心的不是干部不忠诚，而是旧有工作方式能否适应新任务。他说：“跟我来的同志，大多是老同志，经验有，但转变思想并不容易。”这句话朴实，却点出了特区建设最难的一道关。

第三个顾虑，是没有现成章法可循。经济特区虽有中央支持，但“特”在哪里，怎样办，许多细节仍需摸索。土地能否有偿使用，工程如何发包，外资如何进入，企业遇到纠纷由谁裁决，这些问题都没有成熟范本。

对一名地方干部而言，迈出一步可能就是全国性的探索。做对了，形成经验；做错了，也可能引来巨大争议。深圳面对的压力，远不止修几条路、盖几栋楼那么简单。

第四个顾虑，则更加尖锐。深圳毗邻香港，人员往来和商品流动较为频繁，社会环境复杂，少数干部在金钱和利益面前出现了问题，走私、投机以及经济领域的违法行为已有苗头。

梁湘清楚，门打开以后，既会带来资金和信息，也会带来新的诱惑。若纪律跟不上，特区就可能在尚未站稳脚跟时陷入混乱。改革需要胆量，也需要边界；只讲开放，不讲规矩，建设成果很难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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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没有回避这些困难。他对梁湘说：“现在不是只考虑个人得失，而是要把这项事业接下去。”话不长，分量却很重。对于广东而言，深圳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试验；对于梁湘而言，则是年过六旬后再次出发。

1981年2月，62岁的梁湘赴深圳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到任后，他没有等待条件全部成熟，而是从最急迫的事情入手：修道路、抓工程、定规划、整顿秩序，同时推动干部学习新的经济管理方法。

工程建设中的变化很快出现。过去一些项目存在效率不高、责任不清的问题，梁湘支持在设计环节进行评选，在施工环节实行招标，让有能力的单位参与竞争。这种做法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旧习惯，也使工程进度和质量有了更明确的约束。

规划同样不能缺位。梁湘主持制定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试图回答城市往哪里发展、产业怎样布局、基础设施如何配套等问题。有意思的是，深圳当时并没有今天这样完整的城市框架，许多蓝图只能在一片荒地上反复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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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也是绕不开的难题。梁湘推动土地有偿使用，目的是让土地资源进入建设环节，筹集城市发展的资金。这一探索打破了旧有观念，争议自然不少，但它为特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条件。

对外开放方面，深圳开始吸引境外资金和技术，蛇口等地的实践尤其受到关注。梁湘强调“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既要学习先进管理经验，也不能把任何东西不加甄别地搬进来。这种态度，体现出特区并非单纯追求速度，而是在开放与管理之间寻找平衡。

整顿经济秩序同样是硬任务。梁湘要求加强党风党纪建设，对违法乱纪行为严肃处理，避免干部在新环境中失守。改革的突破口可以大胆打开，纪律这条底线却不能松动。

从广州到深圳，梁湘面对的并不是一份轻松的任命，而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制度试验。他当初担心的四件事，后来都成为深圳必须回答的问题：干部能否转变观念，政策能否边走边定，开放能否守住秩序，城市能否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道路。深圳早期的许多制度探索，也正是在这些具体难题中逐步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