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呐喊》中的小说《端午节》，和杂文《记“发薪”》，都跟薪水有关。
20年代初，北洋政府穷得叮当烂响，经常发不出薪水，其他部门或许还有门道，教育系统最惨，经常拖欠薪水。1921年6月，北京国立8所大、专院校联合各学校，到徐世昌政府讨薪，并提出不发钱就不上课。
临作
胡适在北大教务会上反对这种方式，但他是少数派，他因而辞去教务长职务。就这样断断续续闹了一年时间，陈独秀在南方，给胡适来信说，你们真没出息，为了薪水，抛弃教育事业。
北洋政府说，你们上课，就给发钱。但是答应得好好的，第二天仍然是没有。胡适1922年5月31日记：
端午节放假一天，连日书店讨债人很多，学校四个半月没发钱了。节前说有俩月钱可发，……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书不少，竟欠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借了三百，今早还没起来，已有五加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三百元一早发完。
《鲁迅手稿全集》中收录了一张北京大学发放的薪俸收据，1926年五月的，十八元。可见欠薪、少发是经常的事。
也正是1922年6月，鲁迅写了短篇小说《端午节》。
方玄绰是个教员，也是个小官僚，这简直就是鲁迅的化身，因为他是教育部佥事，又在北大、北师大兼职授课。此人接受新文化，喜欢读胡适的《尝试集》，政府长期欠薪，同事去讨要，他躲在后面，很清高的样子。端午节前，学校与衙门都不发钱，老婆左支右绌，家里还欠店家的钱。方玄绰从店家赊了一瓶“莲花白”，喝着酒，继续读《尝试集》：他的口头禅是“差不多”，大家都差不多，都被欠着呢，又不是自己一个人。
小说揭示了知识分子妥协逃避、自欺欺人的精神状态，这其中也有鲁迅自己的影子。
陈独秀认为昔日的同事没出息，他远在南方，不了解情况。鲁迅的小说却在说，吃饭和事业的关系，也没那么简单。事业大于吃饭，道理谁都懂，可是吃饭毕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
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争，还能为别人争权益吗？
1926年，鲁迅又写了杂文《记“发薪”》，可以与《端午节》对照来读。
朋友说部里发薪水，三成，必须本人亲领，而且限三天，否则……朋友没有说否则怎样，鲁迅补充说，否则“就不给”。
鲁迅说，“只要有银钱在手里经过，即使并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总爱逞逞威风的，要不然，他们也许要觉到自己的无聊，渺小。”
关于薪水的重要，鲁迅说：
倘非身临其境，实在有些说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我近来倒是明白了，身历其境的小事，尚且参不透，说不清，更何况那些高尚伟大，不甚了然的事业？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
鲁迅这话把空话大话打了个粉碎，人无法忽视肚子的需要，胃的感觉最真实。莫言不是说过嘛，道德是吃饱饭之后考虑的问题，所有人都知道道德要高尚，然而肚子经常出卖自己的想法。这样说来，莫言不过是在鲁迅之后，继续阐发而已！
鲁迅经受了领签、走错了房间、排队、脑满肠肥的官僚颐指气使等等折磨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发薪的还有另一个小组，给死人发钱。死人没法亲自到场，有另外的途径发放。不知道死人为什么还要发薪水。
最终，鲁迅只领导三成薪水，而且是两年前的。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鲁迅的账单记载了9000多块，他说自己是“精神的贵族”。曾经有官员在部务会议上提出，不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幸亏他的提议没有通过，否则这精神的贵族也当不成了。
鲁迅说，“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
鲁迅也是 方玄绰，也只能无奈地乖乖去排队画押领钱，但是鲁迅敢于指出这种“文明”的不可靠。
砚边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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