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生于乡土，长于城市，他的笔下既有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也有都市青年的生存图景。少年时，武侠小说成为他最初的文学启蒙；青年时，中外文学经典引领他走向更深阔的精神腹地：《围城》《复活》《河湾》《静静的顿河》都深深影响了他的文学底色——俯身倾听，书写平凡；而《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作品，则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东方奇想中汲取养分，最终生长出属于自己的魔幻现实主义表达。一起聆听徐则臣讲述阅读与写作。
有这样一位“70后”作家，凭借《北上》《如果大雪封门》《耶路撒冷》等小说斩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多项荣誉，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更是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他复杂而多变的创作背后，有一条线索始终不变，就是阅读。他就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徐则臣。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文学补给我的人生，提升了我对生活的认知。而我对生活的认知又反哺了文学，让我的写作又有了提升。而这其中阅读非常非常重要，没有人，生而知之。
2026年1月，徐则臣出版散文集《我要从南走到北》。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去出版这样的书籍，这本书的名字又是怎么来的？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我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从南往北，我江苏人，这么多年一点一点往北走。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人到中年以后，有了生活的阅历，写作就是回忆，你要动用你过去的一些情感积淀、生活的经验，成为你认识新的事物，新的世界的一个参照。
在这本《我要从南走到北》中，徐则臣回望了自己从江苏东海到首都北京的人生轨迹。他说，自己这种生活空间的迁移，更像是一个阅读不断介入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人生的过程。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我小时候读得最多的其实是武侠小说，在乡村，武侠是成年人的童话，上了中学以后，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钱钟书的《围城》。那是我第一次看现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钱钟书特别有才华，一个是博学，第二个是幽默，文字又特别漂亮，他这种漂亮的语言和表达就给我建立了一个现代汉语的标杆。
这些都是钱钟书非常被别人称道的一些比喻句，比如说这孩子眉毛跟眼睛之间的距离。说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他说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
在《围城》中，钱钟书高度凝练而富于锋芒的语言，让徐则臣第一次意识到——文学不仅是讲故事，更是一种可以被反复推敲、精确打磨的表达艺术。阅读，在这一刻，为他建立起了关于“语言”的标尺。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从那个时候我对语言就特别地较真，特别地敏感，我也非常自觉地去模仿钱钟书。就让自己一张嘴，就是“钱味”。
写作始于模仿，模仿始于阅读。这是徐则臣走上写作之路的起点。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跟钱钟书的性格也不一样。他的文学才华是我远不及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别用假嗓子说话》。我还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2002年，24岁的徐则臣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到了北大以后，视野更加开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去了中文系。中文系的存在感是什么？写作，当你写的东西在一帮同学里面发表了，你会觉得中文这个事儿你做得比别人好。
写作，让徐则臣第一次品尝到了大学生活中难得的快乐，也促使他进入到更系统的中外文学的阅读中。他说：读得多了，就会特别想表达。而写作，本质上是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那是一种精神的愉悦，体会过了，就再也难以割舍。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就拼命地写，浮在面上的这些需求满足了以后，写作变成你的职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我沿着这条路骑自行车骑了三年，就开始写关于北京的一系列小说，比如说《西夏》《三人行》《我们在北京相遇》等一系列的小说。很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这条路，还有东门外那条中关村大街，就像《跑步穿过中关村》，很多的事情发生在那条路上。
记者：为什么您要用“跑”这个字？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你看中关村这个地方，交通拥堵的时候，最快的交通工具是两条腿，其实这是一个中关村当时非常拥堵的一个文学化的表达。我其实一直特别关心一个个体跟一个庞大的城市跟一个地域之间的关系。
从《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如果大雪封门》到《北京西郊故事集》，徐则臣从一个个平凡人的视角，书写北漂，书写乡愁，书写边缘群体处在异乡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挣扎。这一创作主题，跟徐则臣这个阶段的阅读偏好，密切相关。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我最初写关于北京的这一系列的小说，其实是受奈保尔的影响，奈保尔他出生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美洲一个小岛上，都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要跨越辽阔的空间和文明，他要面临一个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的问题。到了这个地方，我是谁？我如何跟这个世界之间产生关联。所以我要通过这样的故事来探讨这种问题，其实也纾解自己那种游移不定的认同感。
2014年，徐则臣开始以京杭大运河的兴衰为主线，创作长篇小说《北上》，带动当代文学对大运河、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文化书写热潮，让“地理空间”成为历史与文化的载体。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北上》对我的写作很重要，不在于它获了奖，得到很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写作的另外一种可能以及方法论。
徐则臣告诉记者，这一创作主题的转变，是因为自己对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过去我觉得写小说就是虚构，现在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要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我希望每个细节涉及历史的都能有出处，把阅读跟写作之间建立联系，进入了一种研究式的阅读。
这种研究式阅读，让徐则臣越来越坚信：一个好的作家，同时也要是半个“史学家”。
回望自己的写作之路，徐则臣说，应该是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在更深层地影响着自己的思想和写作立场。没有鲁迅，就没有这本《域外故事集》。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我在高中有很长时间特别喜欢鲁迅，鲁迅在日本学习的时候，他就跟周作人他弟弟两个人翻译了《域外小说集》，这个《域外小说集》也是中国读者和作家比较早看到的欧洲的一些小说。同时我很喜欢鲁迅的杂文和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任何两篇写法都不一样，鲁迅的文字那种非常深沉的力量，其实本身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和反抗性。中国作家，尤其现当代的作家，我觉得基本上都避不开鲁迅。后来我经常出国，在国外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事，我就写了这本，叫《域外故事集》。
翻开《域外故事集》，我们看到里面的故事，充满了超现实的魔幻感。徐则臣说，这其实跟他近些年，研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着莫大的关联。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蒲松龄看问题突破了我们二元的思路，蒲松龄自己在大脑里已经打破了这个壁垒。什么是魔幻？魔幻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都不是必然的，都不符合我们近现代认知的逻辑，而是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与可能性。
从钱钟书到奈保尔，从鲁迅到蒲松龄，徐则臣的写作，始终与阅读紧密相连。而在这条由阅读铺展开来的人生之路上，他的创作，仍在继续。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徐则臣：我觉得好的作家需要不断地打破现有的文学的边界，让我们的文学变得更加地开阔，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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