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在美国站稳了脚跟，终于等来了回国的机会，可他在两岸之间犹豫了，西装口袋里装着父亲杨武之的信，行李箱里塞满了给台湾亲戚的礼物，可他的脚却往北京的方向挪，杜致礼看见他攥皱的机票，笑着把一张火车票塞进他手里，先去上海看爸，再绕道北京看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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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夫妇大概没想过，这趟旅行会成为中美破冰的一笔，六年前杜聿明获释那晚，台湾的亲戚点香烧纸求平安，五年前杨振宁拿诺奖那天，蒋介石亲自请他去台湾，可等到美国签证到手，杜聿明在大陆是政协委员，杨武之在复旦是教授，这些就成了最实在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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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走了三年才到，杨武之写得手在抖，说国家开食堂了，每月给二十斤粮票，台湾的表弟来信总绕着弯问，听说大陆有人饿死，杨振宁在芝加哥的公寓里走来走去，忽然想起五七年领奖时，杜聿明让人捎的话，别管我们，专心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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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端起茅台的时候，杨振宁正蹲在父亲床边剥橘子，他后来常跟记者说，决定回大陆的那一刻，是收到父亲化疗单据那天，上海的医院比台北的私人诊所便宜很多，一九八六年他终于去了台湾，可在记者会上站了很久，只说了一句，科学没有两岸，只有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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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后，年轻学者问起当年为什么不先回台湾，杨振宁低头摆弄手里的茶杯，说你去问问那些吃不饱饭的老人，他们选台湾还是大陆，也许正是这种实在的心思，让这位科学大家的决定，比那些算计更让人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