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夜色深沉，时针指向凌晨2点30分。
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六十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走完了他这辈子最后一段路。
倒推回几个钟头前，那间特护病房里简直没法待，全是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这位曾经坐在太和殿龙椅上的“万岁爷”，到了这时候，哪还有半点体面可言。
他的肚子鼓得吓人，那形状，按当时照料他的护士说法，跟即将临盆的孕妇没什么两样。
因为肾脏彻底罢工，那要命的毒素排不出去，把浑身憋得全是水。
疼劲儿上来的时候，他死命攥着大夫的胳膊，那架势几乎是在哀求，非要打一针“安茶碱”。
其实大夫心里明镜似的，那玩意儿就是个强心剂，根本救不了命，可病人只想哪怕再多活一分钟也好。
嘴里除了喊疼，他还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要吃“河车丸”。
稍微懂点中医的都知道，那是紫河车——也就是胎盘做的补药。
在现代医学已经对他摇头的节骨眼上，他脑子里那根弦又搭回了旧社会，死活认定那种传说中的神药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看着挺让人唏嘘：一个接受了十年新思想改造的劳动者，临了临了，魂儿还是被旧时代的影子给勾走了。
不过，你要是把溥仪这六十年的身体底子和心里那笔账翻开细算，就会发现，这副狼狈相还真不是没来由的。
说白了，这是他拿一辈子在给童年的那场噩梦还债。
眼瞅着快不行了，他脑子里其实就剩下两根筋：一是本能地想喘气活下去，二是非得见那个人一面不可。
要是见不着，这辈子算是没法闭眼。
咱们先算第一笔账：早就被掏空的身体底子。
直接要了他命的是切除肾癌后引发的尿毒症。
但这毛病可不是一天两天攒出来的。
说难听点，早在宣统皇帝三岁登基那年，这颗雷就埋下了。
大伙儿看戏，光瞅着皇上吃香喝辣。
可要是从生长的角度看，溥仪小时候过的日子，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三岁，刚断奶不久的娃娃，硬生生被人从亲娘怀里抢走，扔进紫禁城那个四面透风的大笼子里。
在那高墙深院里，压根没人把他当个活生生的孩子待。
太监、宫女看见他，要么吓得跪在地上发抖，要么就在背地里使坏。
为了不让这位小爷乱跑，或者干脆就是拿他取乐，身边伺候的人没少折腾他，甚至有些手脚不干净的举动。
后来的档案里都扒出来了，溥仪还在穿开裆裤的年纪，就遭了罪，被人过早地进行了那方面的刺激。
这种长期的心理高压加上身体摧残，直接落下个绝后的病根儿：长大后那一块儿的功能基本算是废了。
这就扯出了溥仪这辈子最大的一个误区——靠吃药续命。
男人嘛，一旦在那方面抬不起头，总想着找补回来。
溥仪的路子就是：灌药。
从十几岁的小年轻开始，他就跟各种补药干上了。
他那一套逻辑特简单：身体不行是因为“亏”，只要往里补，总能补回来。
这个念头一直跟着他到了伪满洲国。
那会儿，他住的地方甚至专门辟出屋子存中药西药，跟开药铺似的。
这账算下来是这样的：身子虚是因，瞎吃药是招，把肾脏累垮是果。
那些个不知道啥成分的偏方、猛药，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他肾脏里过。
这哪是治病，分明就是慢性的自我了断。
一直熬到1966年，等到真让他去劳动的时候，那个早就千疮百孔的身体架子彻底塌了。
那年12月23日，人被抬进北京人民医院，大夫一上手，肾早就坏得不成样了。
这时候再后悔，那是神仙也难救。
所以，当他临死前还在喊“河车丸”的时候，那不光是怕死，那是他骨子里的一种执念——他这辈子都在想方设法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填那个填不满的窟窿。
再算第二笔账：最后那根救命稻草。
躺在协和的病床上，溥仪的脑子其实已经不大转得动了。
周恩来总理那是真够意思，亲自过问病情，特意把他转到条件顶尖的首都医院，还点了名医蒲辅周老爷子的将。
能想的辙都想了。
他媳妇李淑贤整宿整宿地守着，眼瞅着丈夫遭罪。
因为护士的一个疏忽，尿导不出来，那肚子鼓得跟皮球似的。
那种滋味，没受过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来。
就在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溥仪嘴里断断续续崩出来的，始终是那个名字。
“让我见他…
我要见溥杰…
怎么非得是溥杰？
这可不光是哥俩好那么简单。
这后面，捆着的是半个世纪的一笔糊涂账。
溥杰是溥仪的亲弟弟，俩人前后脚就差了一年零三个月。
在那场荒唐的历史大戏里，只有他俩能互相听懂对方的苦衷。
要把时间轴拉长了看，这哥俩的关系变过三回味儿。
头一回是小时候。
在紫禁城里，一个是主子，一个是伴读。
虽说是亲兄弟，中间还得隔着磕头下跪的规矩。
那会儿，在这个冷冰冰的皇宫里，溥杰是唯一能陪皇上玩会儿的人。
第二回味道变了。
1932年日本人搞了个伪满洲国。
那帮日本人其实心眼挺多，觉得溥杰更听话，甚至还想让他娶个日本媳妇嵯峨浩，生个带日本血统的接班人把哥哥换掉。
那阵子，哥俩中间其实隔着心眼儿呢，毕竟谁都想活命。
第三回才是见真章的时候。
1945年日本一投降，哥俩全成了阶下囚，先是被苏联红军抓了，后来又一块儿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那里面蹲了11年，什么皇冠、万岁、勾心斗角全成了笑话。
溥仪那人，系鞋带都不会，谁伺候他？
还得是溥杰。
漫长的改造日子里，溥杰既是弟弟，又是保姆，更是哥哥跟这个新世界中间的一道墙。
1959年特赦回北京，没了皇权的紧箍咒，也没了利益的烂摊子，这哥俩终于活成了普普通通的亲兄弟。
再加上溥仪没孩子，那种孤单劲儿上来真要命。
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老街坊常看见这俩老头互相搀着遛弯。
对溥仪来说，只要瞅见溥杰，就知道自己前半辈子那些荒唐事儿是真的发生过，不是做了场大梦。
回到1967年那个冷得透骨的夜里。
溥仪心里明白，大清早亡了，国事轮不到他操心；身子骨烂了，大夫也回天乏术。
他手里能抓住的最后一点东西，就是这点血缘。
周总理听说了这事儿，立马发话：赶紧找溥杰。
那会儿溥杰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了。
接到信儿的时候，什么都顾不上了，疯了似的往医院冲。
这大概就是老话说的“回光返照”。
当溥杰上气不接下气地撞开病房门，扑到床边的时候，原本眼珠子都要散光的溥仪，居然奇迹般地把眼皮撩开了。
他就那么死死地盯着弟弟。
没留下什么“朕的大清”之类的废话，也没啥豪言壮语。
就是看。
那眼神挺复杂，有对死的怕，有对活着的馋，但更多的是一种松了口气的劲儿——这世上，好歹还有个流着一样血的人，看着他怎么从皇帝变成战犯，又怎么变回个普通人，最后怎么咽下这口气。
看了一眼，还没够，又看了一眼。
紧接着，眼皮耷拉下来，再也没抬起过。
1967年10月17日，中国历史上最后那个挂着皇帝名号的人，也没了。
他走得挺受罪，尿毒症那是真疼；可走得也算安稳，毕竟最后一眼，看见了最该见的人。
回头看溥仪这一辈子，全是别人推着走。
三岁坐龙椅不是他想坐，退位不是他想退，被赶出宫不是他想走，当傀儡也不是他乐意，就连自己的身子骨，在那个变态的皇宫里，也由不得他做主。
但在人生的那个终点线上，他做了一个属于凡人的决定：去他的一代帝王，我就是要见我亲兄弟。
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活得最像个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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