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第12章“长期预期状态”中，凯恩斯一共有三次提到“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而这三次都出现在第12章第Ⅶ小节的前两段，而且在凯恩斯所有的其他著作和论文中，也仅有此三处提到“动物精神”。
理性与非理性的平衡
凯恩斯《通论》中的“动物精神”
在这一章中，凯恩斯提出“动物精神”的基本背景是，他认为资产价格与预期价值的数学计算存在很大关系的观点值得怀疑。人们对于未来是无知的，并没有办法对其现值作出可靠的估计，一切把未来收益予以贴现的做法，都只不过是建模者的一厢情愿。正是这种对于未来的无知，才使得人们热衷于短期的“投机”，而不是从事长期的“事业”——做企业。真正能够开启“企业”这一生产过程的，并不是理性的预期，而是根植于人性深处、一种渴望有所成就的冲动。
《通论》第12章的主体是关于不确定性的。在这一章，凯恩斯显然使用了他在《论概率》一书中的思想，他使用动物精神来讨论投资的波动性问题。1937年，为了进一步发展其关于不确定性的思想，凯恩斯曾于《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未提到动物精神。凯恩斯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之所以会出现投资的不确定性，部分原因在于对未来实际经济的预期基础非常不牢靠，因为这些预期本身也会有较大的变动，部分原因在于证券交易本身的剧烈波动。我们可以把凯恩斯1937年的这篇文章看作对《通论》第12章的延续，但它并没有就动物精神给出更多的内容。所以，我们还是以《通论》中对“动物精神”的阐述为准来探讨凯恩斯这一思想更为深远的根源。
“动物精神”概念的笛卡尔渊源
《凯恩斯全集》（30卷）的编者唐·莫格里奇（Don Moggridge）认为，“动物精神”这一思想的最初来源是凯恩斯。在对罗宾·C.O.马修斯（Robin C.O.Matthews）就该问题的询问中，他这样回复道：
“动物精神”的根源似乎可以追溯至凯恩斯。最早的参考文献来自他的一套笔记，这套讲义现在收藏在马歇尔图书馆，题为“对现代哲学I的笔记——笛卡尔、莱布尼茨、麦克塔加特的讲义，艾特曼的历史——[包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在笛卡尔的生平和传记中写道，“身体由动物精神所驱使——心脏的热量蒸馏出血液中的火热粒子。这些粒子通过渗透和运动全身的神经和肌肉来使身体发生运动……但这不会增加运动量吗？不会，因为动物精神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只有意志才能引导它们”。凯恩斯之后还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论：“无意识的心智活动。”
但莫格里奇所举出的凯恩斯早期笔记中的这种对“动物精神”的提及，到底在凯恩斯的思想中如何从年轻时期逐渐过渡到他五十多岁撰写《通论》之时，却并不清楚。马修斯在1984年剑桥大学凯恩斯讲座上所作的演讲中指出，凯恩斯非常崇拜的哲学家大卫·休谟也曾使用过“动物精神”一词，而且还指出，自马歇尔以降，剑桥经济学派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经济行为的心理根源给予较为重要的关注，虽然这些心理根源没有被放在理论构建的第一位，但也没有令人满意地把它们纳入所构建的理论主体中。比如，在解释经济周期时，著名的A.C.庇古就曾引用过“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交替浪潮”这样的观点，而这一观点正是源自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相关论述。
根据莫格里奇的这段文字可知，凯恩斯似乎是从笛卡尔那里借用来的“动物精神”一词。不过，“动物精神”最初是一个医学术语，而非一个经济学名词。最早使用这个词的似乎是公元2世纪的盖伦，他是一名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医生，也是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医生，他将“动物精神”一词解释为大脑指挥的肌肉活动。盖伦提出了一种精神学说，他认为肝脏产生由静脉输送的自然精神，心脏产生由动脉输送的生命精神，大脑产生由神经输送的动物精神。不过，自1628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之后，盖伦的这种动物精神理论就不攻自破了。但笛卡尔试图将动物精神注入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之中。
笛卡尔认为，血液在心脏中被加热，然后通过主动脉被推向大脑。血液中最“活跃和细微的部分”——动物精神，便大量涌入大脑。动物精神也是物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极其微小，运动速度极快。它们从心脏冒出来，有一些进入大脑，又由大脑引导到神经，然后从神经进入肌肉，通过肌肉而以不同方式遍布全身，从而引起肌肉运动。笛卡尔的理论还解释了人们如何做出违背自己最佳判断的行为，因为身体的运动是由动物精神的运动所引起，但动物精神既会受情绪的影响，也会受思想或灵魂的影响。最终，笛卡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个人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甚至建立在某些激情之上，而意志以前正是因为这些激情而屈服或误入歧途的。”
无论是笛卡尔的生理学还是凯恩斯的经济学，他们都认为动物精神会使人们不顾理性甚至违背理性行事，甚至会带来错误，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凯恩斯使用“动物精神”是一个比喻，一种对深藏于人性中的内在冲动的隐喻，而笛卡尔的动物精神则旨在引导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因为个人判断经常受到激情的侵扰而使灵魂误入歧途。凯恩斯的本意在于，企业家若想对生产过程作出理性决策，往往无所凭借，真要使经济繁荣发展，离不开超越理性的企业家的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概念的休谟渊源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同凯恩斯对“动物精神”的引述有可能就是从笛卡尔那里来，但也有人认为，凯恩斯的思想来源也可能包括大卫·休谟，而不仅是笛卡尔。大卫·休谟有一句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休谟认为，我们人类虽然通常感到自己是理性的，我们的决策和判断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的绝大部分日常判断都是基于直觉和本能作出，而且直觉判断是先于理性判断发生的，理性的主要作用是合理化直觉判断，让判断看起来合理和自洽。
最早是马修斯在1984年的讲座中提到，大卫·休谟也在著作中使用了“动物精神”一词，不过他也提及凯恩斯对笛卡尔的熟悉，对莫格里奇的观点他其实是认同的。但马修斯还提到了笛卡尔、休谟和《通论》之间的第二个可能的联系，那就是通过凯恩斯作为藏书家的活动而产生的关联。《通论》第12章基本完成于1934年，这一年凯恩斯正在积极购求笛卡尔的著作。而就在此前一年，梅纳德·凯恩斯通过他的弟弟、著名藏书家杰弗里·凯恩斯得到了一份极为罕见的文件，名为《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摘要：该书题为〈人性论〉》（Abstract of a Book Lately Published:Entitle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传统上，这本书被认为是亚当·斯密所著，但凯恩斯和皮耶罗·斯拉法确信这是休谟本人所著，并于1938年在该书的重印版的前言中对此进行了论证。虽然这番论证发表于1938年，但凯恩斯在1934年初就对作者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这份文件中并没有出现“动物精神”的字样，但就在他仔细阅读这份文件时，凯恩斯很可能通过重读休谟的其他作品补充了这一内容，并在当年写作第12章时想起了这个词。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图片来源：AI制图
责任编辑：梁华
新媒体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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