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叫和平饭店，是上海外滩的门面，每一个来上海的外地人,都得站在南京东路口抬头看它一眼。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栋楼最早根本不叫和平饭店，它叫沙逊大厦。
它的主人，是一个从巴格达跑出来的犹太家族。这一家人，在中国整整盘踞了一百年，靠贩鸦片起家，靠放高利贷做大，靠垄断地产收尾，从清朝一直吸血到新中国。巅峰时期，光他一家就买下了大半条南京路。他们是谁？答案叫——沙逊。
故事得从1792年说起。大卫·沙逊出生在巴格达，家里是当地的犹太望族，祖祖辈辈给奥斯曼帝国管账本，做首席财政官。按理说这日子够滋润了，可好景不长。十八世纪末，巴格达新上任的行政长官对犹太人下手特别狠，一言不合就抓人、抄家、绞死。
1828年的一个晚上，大卫·沙逊带着一家老小连夜跑路，先是躲到波斯湾的布什尔港，1832年又辗转到了英国人管的印度孟买。
到了孟买他立马干了一件聪明事——申请入英国籍。这个身份后来救了他一家，也害苦了中国人一百年。
当时的大英帝国正在全球扩张，缺两样东西，一是市场，二是能抵消贸易逆差的商品。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往英国狂卖，英国的棉布毛呢在中国却没人买，巨额的贸易逆差把英国人整不会了。思来想去，他们瞄上了一种来自印度的东西——鸦片。
但这时候，鸦片对华贸易被一家叫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企业牢牢把着。1833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口子一下打开了。
大卫·沙逊就是这一刻成了时代的宠儿。他手握印度原产地，又有英国国籍护身，两头吃得死死的。从孟买开往上海方向的每一船鸦片，几乎都能挂上沙逊的旗号。
一位犹太史学者罗斯写过一句话形容他——"黄金像雪片一样向他飞来"。这话一点不夸张。
大卫娶了两房老婆，生了八个儿子。他把这八个儿子全扔进鸦片贸易，一个管孟买，一个管广州，一个管上海，一个管马尼拉，在亚洲织成了一张贸易大网。
1838年，道光皇帝受够了鸦片荼毒，派林则徐南下广州禁烟。第二年虎门销烟，两万多箱鸦片被倒进石灰池里，烟雾冲天。
但很少有人提一个细节——这两万多箱鸦片里，有一半来自沙逊家族。
大卫·沙逊肉疼得直跳脚。他联合其他鸦片商人回到伦敦，砸钱游说英国议会和维多利亚女王，要英国出兵"替商人讨回公道"。
1840年，英国舰队开到了中国海岸线，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打响。结局大家都知道，清朝惨败，签下《南京条约》，割香港，赔款，开五口通商。
这张条约没把鸦片贸易写成合法，但五口一开，沙逊家族立马把分公司铺到了广州、香港、上海。1845年，上海那块还是泥地的外滩，开出了第一家沙逊洋行办公室。
沙逊家到了上海，就没打算走。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干脆半合法化，《天津条约》里甚至还给洋行减了固定税。沙逊家族原本就靠鸦片吃饭，现在连税都少交，那还了得。
靠着孟买的原产地、英国籍的特权、五口通商的口岸这三张王牌，沙逊洋行很快把其他几家鸦片大户挤到了边上——怡和、宝顺节节后退。到了1860年代，沙逊家族一家就吃下了中印鸦片贸易的七成份额。
数据有多吓人？
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的时候，家族资产400万英镑。
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250万两白银。而历史学者估算，从1840年到1914年这七十多年里，光靠鸦片一项，沙逊家族从中国赚走的利润就高达1亿4千万两白银。这是什么概念？北洋水师二十年的装备费用才2300万两。
也就是说，这家子光凭卖鸦片，就吸走了中国七个北洋水师。
如果当时中国有七支北洋水师，甲午海战的剧本，可能根本不用那样写。
1864年，大卫一死，长子阿尔伯特接班，搞了个老沙逊洋行。次子伊利亚斯闹分家，自立门户另开了一家新沙逊洋行，总部设在上海。后来老沙逊慢慢没了声音，新沙逊越做越大，成了整个家族的主力军。
同一年，沙逊洋行联合其他十几家外商，在香港和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家银行，叫汇丰。这么一来，鸦片赚的钱直接流进银行，银行转手又借给中国的商人、官员、买办。等于从两头一起吸。
到了这一步，沙逊家族已经不是简单的毒贩了，他们建起了一个从毒品到金融的完整闭环。
时间来到1923年，大卫的曾孙维克多·沙逊从孟买坐船抵达上海。
这哥们儿长得挺特别——一战的时候他在英国皇家空军当兵，一次训练事故把腿给摔瘸了。上海人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跷脚沙逊"。
维克多是个人精。他接手的时候，鸦片贸易已经在走下坡。1909年，国际禁毒大会第一次在上海开，全世界都开始管这档子事。维克多脑子转得飞快——鸦片赚不到钱了，那咱换赛道。
他选了两条路，一条是金融放贷，一条是地产。
先说放贷。维克多的玩法非常"艺术"——对外放高利贷，等借款人还不上钱，就把人家的房子、地、铺面统统接收过来。湖北路迎春坊、唐山路润德里、昆明路原德里、黄陂南路安义里，这些地皮就是这么一块一块落到他名下的。
再说地产。这块有个更绝的套路，是沙逊洋行房地产部主任、另一个犹太商人哈同发明的——把地租给中国人，让中国人自己出钱盖楼，租期一到，土地加上房子一起无偿收回。
1916年，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想在南京路盖百货大楼。沙逊说行啊，地皮租给你，租期30年，一年租金3万两银子。30年后合同到期，造价15万两银子的永安大楼一栋不少，全部归沙逊。
郭家哥俩不是没算过账，但没辙——上海最好的地皮都在沙逊手里，不答应就没地方盖。类似的套路，沙逊在南京路劝工大楼、淮海路国泰大戏院、西藏路东方饭店上反复玩，屡试不爽。
1926年4月，维克多在外滩20号的地皮上动工，要盖一座上海最高的楼。这块地1870年代买进的时候是每亩6500两银子，到1920年代已经涨到每亩45万两，翻了70倍。
1929年9月5日，这栋13层、总高77米的大楼落成，起名沙逊大厦。它是当时外滩第一高楼，也是整个远东第一高楼，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1934年国际饭店落成才让出去。
沙逊大厦的造价连土地带建筑加一起是760万两白银。按照每年60多万两的租金，13年回本。
到了1935年，他手里握着50多处产业，地皮600多亩，房屋1900多幢，几乎把整条南京路买下来了。一个外国人，一个瘸子，把中国最繁华的一条街攥在了手里。
这时候的沙逊有多横？一个细节就能说明一切。
1937年，中国银行要在沙逊大厦旁边盖自己的大楼，原本设计34层，就是想压沙逊一头。维克多一听，直接动用自己作为租界纳税大户的身份，卡住了中国银行的开工执照。最后中国银行造出来只有17层，整整矮了沙逊半截。
连蒋介石和宋美龄举行婚典的大华饭店，维克多都能说拆就拆，推倒重建成他自己的产业。
维克多特别会享受。
他在上海西郊虹桥路上买了两大块地，一块104亩盖了罗别根花园，一块60亩盖了伊甸园。每到周末就过去骑马、打高尔夫、开舞会，菜非要下锅前半小时从自家菜园现摘。
他在华懋饭店办的化装舞会，是1930年代上海名流必到的社交盛事。孔祥熙因为他捐钱给中国红十字医院，还特地在华懋饭店给他颁了一枚金质奖章。说白了，当时上海的达官贵人见了跷脚沙逊，都得点头哈腰，陪着笑脸。
但沙逊在中国的日子，终究是要到头的。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维克多嗅觉很灵，他看出日本人要独吞上海这块肥肉，于是开始悄悄把钱抽走。据估算，抗战期间他抽走的资金超过1000万美金。
1948年4月，他干脆把新沙逊洋行总部从上海整体搬到了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同时大量抛售在上海的产业。
可惜，他没来得及全部清空。1949年上海解放，新中国面前摆着一个难题——怎么处理这些外国资本家留在上海的地产？
时任上海财政局长顾准想了一招——利用国民政府留下的"地价税"，按照土地估价收税，而且把税率大幅拉高。
这一招叫釜底抽薪。沙逊在南京路、淮海路那些黄金地段租金再高，也抵不过按估定地价收上来的税款。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沙逊终于扛不住了。
顾准后来在回忆录里写得很轻描淡写——"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
顾准还总结了一句——"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
整整一百年，靠鸦片起家，靠放贷做大，靠地产收尾的沙逊家族，最后是被"地价税"这四个字赶走的。
1958年10月31日，新沙逊集团因积欠巨额债务，把沙逊银行、沙逊大厦、华懋公寓等9家在华企业的全部财产，一次性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正式结束了在华业务。
维克多本人，1961年8月在巴哈马的拿骚病逝，终年80岁。死前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跷着脚在上海滩一呼百应的"跷脚沙逊"，只是一个靠巴哈马阳光养老的普通老人。
回头看沙逊家族这一百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规律——他们每一个阶段的发家手段，靠的都不是生产，不是创造，而是盯着一个国家最脆弱的地方下手。清朝最虚的时候，他们卖鸦片掏空国民身体；民国最乱的时候，他们放高利贷吸干民间财富；上海最繁华的时候，他们靠租地套路垄断地产。
这一家人从巴格达跑出来，抱英国的大腿，在印度种鸦片，把中国当成提款机，整整吸了四代人的血。他们赚走的每一分钱，都带着中国烟民的咳嗽和中国农民的眼泪。
而让这个帝国最终散架的，不是他们自己失误，也不是别的资本家干倒他们，而是一个崭新的政权，用几张税单，把他们干净利落地请了出去。
一百年里，沙逊家族贩毒起家，放贷做大，地产收尾，靠着中国人的血泪堆起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商业帝国。一百年后，他们悄悄打包跑路，只留下一栋绿顶大楼，站在外滩，改名叫和平饭店。
它至今还在那里，每天迎来送往无数游客，可很少有人知道，它脚下的那片土地，曾经用一个中国人早就不愿意再提的名字，吸过这片土地整整一百年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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