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古代历史，就必然要涉及“地主阶级”，拥有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主要以收取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
问题在于：中国地主阶层是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如果不是又是如何诞生的呢？与之相同的问题还有，“文人阶层”、“商人阶层”等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阶层”，说明不是一两个案例，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有一大群专职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既然如此，中国何时出现上述阶层的呢？这个问题挺枯燥的，但却是了解中国历史的必备认知。
商周土地属于国有
如今，中国土地国有，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土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国有。
诗经·小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天下皆是王土，周人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周王代表上天管理天下，而天下之土地属于天帝，于是天下之土皆是王土，即当时没有私有土地。没有私有土地，何来地主阶层？
其一，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田地有限，往往靠近水源之处，容易被周王或诸侯等控制。兼之，当时统治权威还在，一般人也不敢随意开垦新田而不纳税。因此，中前期没有什么真正私田。
其二，商周实行的是井田制，一块地分为九块（标准的井田，还有不标准的井田，分不了九份），八户共耕，中间一块地的收获归王所有，其他田地收获归农户和下层领主。
其三，田没有登记在册，往往不用纳税，很多人自然乐意开垦私田。但能开垦私田的，往往都是贵族，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非一般人能私下开垦私田。
商周之际，贵族是各种权力和利益的综合体，既有直接的政治权力，也有包括土地在内的经济利益（商业权力往往也需贵族背景），他们的贵族身份一旦失去，那么就可能失去一切。因此，即便贵族普遍开垦私田，但因为贵族身份，故而也不能说他们是地主阶层。
总之，无论名义上还是事实上，截止春秋晚期之前，中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地主，自然也没有“地主阶层”。既然春秋晚期时还没有，那么影响中国2000多年的地主阶层，到底如何出现的呢？
地主阶层如何出现
中学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其状况和变化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革。中国地主阶层的出现属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它的出现就是因为生产力的重大变革。
春秋时期，中国生产力出现重大变化，即铁器与牛耕的推广。与西方长期使用块炼铁不同，中国在西周晚期就发明生铁铸造（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出土了公元前8–7世纪的过共晶白口铁残片），但当时应该是小规模冶炼，春秋战国出现高炉冶炼生铁，其中高炉由冶铜竖炉转化而来。
生铁性硬但脆，不利于沙场拼杀，但利于农具，管子记载管仲使用“恶金”打造农具。更重要的是，高炉冶炼规模较大，考古发现的西汉古荥冶铁遗址中最大的高炉可日炼一吨，当然春秋时期肯定达不到这个水平，但也很可观，战国则进一步发展。
大量铁制农具出现，可以兴修更多水利、开垦更多不交税的私田，诸侯以及其下的贵族实力迅速膨胀。其中，私田需要农民耕种，史书记载当时提高待遇大量招募井田农民，这是井田制崩溃原因之一。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对原有生产关系造成冲击，于是就礼崩乐坏了。
但对于各大诸侯来说，私田增多好坏参半，好处是自身可以借此增强，坏处却是下面贵族实力也增强了，其中两个典型危机案例是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因此，为了适应时代，为了维护统治，为了避免亡国，那么就要变法以匹配生产力的变革，于是战国列强纷纷变法。
战国列强变法核心，往往围绕四点：其一承认私田（最早是公元前594年鲁国颁布“初税亩”，按亩征税，承认土地私有），对其收税，同时鼓励开垦荒地，由此可以收取更多税收，其二废除世袭，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也取消贵族世袭俸禄，其三立法，对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升迁奖惩、军功奖励立法，其四诸侯国内的中央集权，战国七雄能实现“军国主义”，前提是集权。
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承认私田，一方面剥夺封建贵族特权，一方面集权下也不允许封建贵族特权普遍存在，于是原先的贵族阶层，其中相当一部分转化为了地主阶层，还有一部分转化为了文人阶层，还有一部分转化为了商人阶层，当然原先的其他阶层也可能转化为这三种阶层。
总之，秦汉之际，地主阶层成为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的基础，帝王是地主阶层的代表，但当时的经营模式主要还是庄园制，宋代之后租佃制成为典型形式，地租形态逐渐由分成租向定额租转变。即，春秋地主阶层兴起，战国地主阶层大发展，秦汉地主阶层成为统治阶层。
最后，以上是中国社会演化案例，脉络清晰，一步一脚印又环环相扣，符合演化逻辑，西方文明虽与中国大不相同，但社会内在演化逻辑却理应有其相似之处，都得遵循唯物主义发展观，那么以此观之，西方对古希腊古罗马等的历史叙事还有多少可信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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