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沈阳。
朱学成出狱那天，站在街头攥着一部智能手机，连屏幕怎么划开都不知道。
他坐牢那会儿，有钱人腰里别的是传呼机，滴滴一响，满大街找公用电话。
如今满街的人低头盯着一块会发光的玻璃板，他不敢问那是什么。
1995年，他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
杀的是邻居家的儿子。
他八岁那年，邻居的弟弟拎着一把刀踹破他家窗户，从床上把他拽起来，一刀劈在他右眼上。
他晕过去之前最后看见的画面，是他母亲倒在血泊里，爷爷、奶奶、堂兄弟的儿子、亲妹妹全被砍死在那间屋子里。
他捡回一条命，右眼永久摘除，脸上留了一道从眉骨拉到颧骨的疤。
这件事的起因，是他五岁时邻居跟他姑姑吵架，邻居提刀砍死了他姑姑，他妈上去拦架被砍进医院，摘了部分器官。凶手被判了死刑。
三年后凶手的弟弟来复仇，杀了四个人，只留了他和他母亲。
朱学成十九岁那年，听见远方亲戚说，邻居家的儿子酒后放话，要让朱家绝后，砍死他家二小子。
他一夜没睡。
第二天揣着两把杀猪刀去了邻居家，进门第一句话——“是你要杀我弟啊。”
对方没来得及回答。
他自首了。
法院判了死缓。
他在牢里待了将近二十年，缝过编织袋，串过珠子，左手没右手利索，但从来不少干活。
减了三次刑，终于在2016年刑满释放。
他回到老家，看见客厅墙上挂着一个薄得像纸片的液晶电视。
他走过去摸了摸，小声问他爸：“后面那个大脑袋呢，怎么没脑袋了还能出人。”
他爸笑了，笑完眼眶红了。
他出事的时候他爸还能扛两百斤粮袋，现在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
他在沈阳混了大半年，蹬过三轮，搬过砖，干不长久。
不是因为懒，是每次老板发现他有前科就让他走人。
最落魄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睡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塑料椅上。
后来他去投奔了一个叫孙凤君的老兄弟，也是从牢里出来的。
两个人蹲在出租屋里，看着桌上的智能手机，都不会开机。
孙凤君当年是因为想买一台传呼机才去持枪抢劫的，被判了死缓，他出狱后发现传呼台都倒闭十多年了。
他俩又喊来了范三，范三更狠，从少年开始犯罪，前后坐过五次牢，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多年。
他第一次坐公交，上车问司机在哪儿买票，司机说投币。
他愣了半天，又问了一句：“投币是什么。”
满车人都在笑。
他们三个坐在一起，像三台被拔了电源的老机器，看着外面那个飞速旋转的世界，不知道该怎么重新插回去。
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很多人从监狱出来之后，因为没地方去，没人愿意雇他们，只能重新走上犯罪的路。
有的被抓回去了，有的直接送了命。
他们仨是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叫付广荣的老太太。
付广荣七十多岁了。
九十年代初她自己掏钱办过一家儿童村，专门收养那些父母都在坐牢、没人管的孩子，几十年养大了六十多个。
2015年她又开了一间阳光驿站，专门收留刚出狱、无处可去的重刑犯，给他们提供临时住处，帮他们找工作，教他们怎么用手机、怎么坐公交、怎么办理身份证，就像一个社会新兵训练营。
她把自己的三间殡葬用品店交给他们打理，让他们学着怎么跟活人打交道，也学着面对死亡。
朱学成第一天走进店里，看见货架上摆着骨灰盒、花圈、寿衣，吓得晚上不敢睡觉。
他后来跟记者说，那些东西让他想起自己蹲过的二十年牢，想起自己手里曾经沾过的血。
他怕了三天，然后慢慢习惯了。
怕死亡不是什么坏事，怕了，才会敬畏生命，敬畏了，才不会再伤害别人。
他在付广荣那里学会了怎么订花圈、怎么整理仓库、怎么跟客户说话，也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
他加了一个微信，头像是一张风景照，朋友圈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
他不知道该发什么，也不知道发了有没有人看。
后来他在店里认识了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
付广荣撮合他们俩，说成子虽然脸上有道疤，心里是干净的。
那女人说，我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他带她回抚顺老家过年。
他爸站在门口，看见儿子领了个比他年纪还大的儿媳妇回来，愣了好一阵子，然后转身进了厨房。
朱学成追过去，看见父亲背对着他，肩膀一抖一抖的。
一个人在监狱里待二十年，从传呼机时代直接跨进5G时代，出来之后什么都没了。
家庭没了，青春没了，连社会身份都被抹成一纸犯罪记录。
能活下来，没有再去犯罪，甚至还能成个家，靠的是那一点点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付广荣那间阳光驿站能收容的人数是有限的。
可那些出来之后没人接、没人教、没人要的人，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不是不想重新开始，是连重新开始的按钮都找不到。
你们觉得，一个社会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
是那个在公交上问“投币是什么”的朱学成，真的不配拥有一张回家的车票吗？
还是说，当我们用“前科”这两个字把他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时，其实也是在把他们往犯罪的深渊里推？
有时候，最深的救赎不是来自法律的宽恕，而是来自一个老太太递过来的、装满骨灰盒的店铺钥匙。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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