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黄埔一期出身的黄杰刚刚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支由宋子文一手打造的特殊武装下辖六个团，装备精良，待遇优厚，本是国民政府手中的一支精锐力量，然而黄杰上任之后却焦头烂额。
税警总团六个团里有四个团长都对他言听计从，唯独第四团团长孙立人和第二团团长何绍周两人，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实际上处处阳奉阴违。黄杰的命令到了这两个团，要么大打折扣，要么直接石沉大海。黄杰不敢对两人采取强硬措施，只能找到自己的好友，报人张佛千，请他从中斡旋调解。
惹不起的后台
黄杰是国民党军队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做事循规蹈矩，带兵打仗身先士卒，在长城抗战中曾经率部死守古北口，倒也立下了些许战功。
蒋介石钦点黄杰接手税警总团之后，本想按照黄埔军校的那一套规矩来整顿队伍，却发现这里的人事关系远比正规军还要复杂。
税警总团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实际上是宋子文的私人武装，各级军官的任免大多由宋子文说了算，黄杰这个总团长不过是个挂名的管理者，手里没有多少实权。
黄杰既没有权力撤换孙立人和何绍周，也不敢得罪两人背后的靠山，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权威被不断挑战。
孙立人是当时国民党军队里少有的留洋军事人才。他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普渡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还游历了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对现代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
孙立人练兵完全照搬美军的标准，对部下的要求极其严苛。士兵鞋带系松、队列脚步不齐都会受到严厉处罚，全团的训练强度远超其他部队。
孙立人性格高傲，自恃专业能力过人，根本看不上国内军队那些陈旧落后的做法，只要是他认为不合理的命令，都会直接当面反驳拒绝。
有一次黄杰调他的一个营去支援盐税缉私，他直接以训练不能中断为由一口回绝，黄杰气得暴跳如雷，却也只能不了了之。
与孙立人靠本事不服管不同，何绍周的底气完全来自于他的叔父何应钦。
何应钦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手握全国的军政大权，是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何绍周仗着叔父的权势，在军队里横行霸道，无人敢惹，私下里被官兵们称为“侄帅”。
小何在第二团里说一不二，所有的人事安排和物资调度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根本不向黄杰汇报。
黄杰每次给何绍周安排任务，都要费尽口舌好言相劝，稍有不慎就会被他顶回来。
黄杰是黄埔出身，对于何应钦这位黄埔总教官也很尊敬，所以面对何绍周更是投鼠忌器，不敢与其撕破脸皮。
托人破局
军中两大刺头不处理是不行的，黄杰思来想去，觉得只有张佛千能帮自己解决这个难题。
张佛千是当时有名的报人，人脉极广，与国民党各派系的人物都有交情，而且说话办事八面玲珑，最擅长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黄张两人相识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当时张佛千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黄杰的部队，对黄杰的为人和战功十分敬佩。
黄杰知道，如果自己硬压，只会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最后只能让宋子文和何应钦出面收场，那样自己这个总团长就彻底颜面扫地了。
因此他只能请张佛千以私人身份出面，从中调和矛盾。
面对黄杰额请求，张佛千一口答应下来。他先以报人采访的名义先找到了孙立人。
张佛千没有直接指责孙立人不服管教，而是先对他的练兵能力大加赞赏，肯定了第四团的战斗力在整个税警总团首屈一指。
随后张佛千才语重心长地劝说孙立人，军队是一个讲究层级和服从的集体，就算自己的想法再正确，也不能公然顶撞上级，这样不仅会影响队伍的团结，也会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孙立人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他也知道自己性格过于刚直，容易得罪人，于是答应张佛千，以后不会再公然顶撞黄杰，有分歧会私下沟通解决。
孙立人到底是讲理的，何绍周可比孙立人傲慢得多，全程心不在焉地听着张佛千说话。张佛千只能委婉地提醒他，黄杰是总团长，维护上级的权威是军队的基本规矩，他的身份特殊，一言一行都备受关注，如果过于张扬，很容易落人话柄，也会让何应钦在朝堂上难做。
然而何绍周根本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只是随口应付了几句，就借口有事离开了。张佛千走后，何绍周依旧我行我素，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张佛千把调解的结果如实告诉了黄杰，黄杰听完之后长叹了一口气。他早就料到何绍周不会听劝，只是没想到他会如此油盐不进。黄杰明白，何绍周的毛病是从小养成的，根本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改变的，只要何应钦还在台上，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
因此黄杰只能接受现实，对何绍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平时尽量不给他安排重要任务，只求队伍能够正常运转，不敢奢求能够彻底管住这两个刺头团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