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坛为何总理频繁更替？答案或许就在他们的口袋里。在威斯敏斯特站定片刻，看看来来往往的议员，你很容易觉得，这些立法者似乎都离不开手中那部手机。
但如果你去问他们对手机的感受，得到的回答可能出人意料。英国议会议员、执政党工党重新活跃起来的“温和左翼”阵营中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克莱夫·刘易斯说：“我恨我的手机。我恨它，我非常恨它。”
一名反对党议员也说：“我恨我的手机。”另一名工党议员、现任政府部长则表示，他“真是受够了”智能手机带来的那种狂躁节奏，并抱怨它造成了“注意力、专注力和真正倾听能力的缺失”。
但无论如何，和其他人一样，英国议员们已经离不开这些设备。随便打开英国下议院辩论的直播画面，数一数有多少人正在低头刷手机，就能看出这一点。
自英国投票决定脱离欧盟以来的10年里，经济停滞、能源危机，以及围绕“脱欧”的激烈争论，都是英国陷入异常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6位首相——很可能很快就是第7位——都曾试图控制局面，但大多未能如愿。
还有一股力量也在冲击英国政治：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它催生出的高度躁动的政治节奏。而且，它已经深深嵌入威斯敏斯特的日常运作之中，以至于人们很少认真思考它的影响。
历史学家安东尼·塞尔登为英国21世纪以来8位首相中的7位写过传记。他说：“它改变了政治思维，改变了政治意识，也改变了运作方式。它让唐宁街10号首相的日子更难过了，而且是明显更难。”
智能手机究竟造成了多大影响，并不容易精确衡量。但毫无疑问，它的触角已经深入威斯敏斯特。议员、部长、记者和政党官员如何获取消息、彼此沟通、策划、算计和周旋，几乎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手机。
那名要求匿名、以便坦率谈论自己手机使用习惯的反对党议员说：“这是我早上醒来第一件会拿起的东西，也是我一天结束前最后放下的东西。”他说，自己的使用习惯包括“凌晨4点发WhatsApp消息、查邮件”。
这名议员说：“X、Instagram、Facebook，永远没有尽头。即便离开岗位，或者议会休会，因为有了智能手机，你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威斯敏斯特带在身上。”
政治不满会被放大，要求变革的呼声会更快积聚，最终演变成要求采取激烈行动——比如赶首相下台——的压力。
这名表面上看起来很享受政治攻防的议员说：“它肯定加剧了这种频繁更替。没有人真正关机，也没有人停下来反思和思考。每个人都得对所有事情随时发表评论。如果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突发新闻提醒后10分钟内你还没表态，那你就已经过时了。”
即便那些觉得自己与手机关系“有毒”的人，也承认它已经深深嵌入政治生活，根本无法舍弃。工党议员刘易斯在5月议会休会期间一个难得安静的下午，用手机接受采访时说：“我很想把手机扔掉，但我害怕。害怕自己会错过正在发生的事情。”
刘易斯认为，等历史学家回头审视过去10年的政治动荡时，“会有整本整本的书来讨论这件事，讨论这种技术的影响，讨论它如何改变了人的大脑”。
智能手机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让政治更快、更躁动，它还改变了权力的组织方式。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围绕究竟该如何离开欧盟展开激烈争论，而WhatsApp也在那几年成为英国乃至全球最受欢迎的即时通信应用之一，这一现象迅速蔓延。
英国前首相特雷莎·梅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权力的滥用》中回顾自己2019年下台前的经历时抱怨说：“我曾无数次哀叹WhatsApp群组的存在。”
当时，针对梅的大量反对力量，正是通过一个由前英国皇家空军工程师、时任保守党议员史蒂夫·贝克组织的“脱欧派”WhatsApp群组动员起来的。贝克说，这项新技术让“一切都加速了”。
贝克说：“当你掌握着广播列表的发射扳机时，那是一种巨大的权力。要把事情办成、又让记者看见，绝对有必要双线运作：一条是WhatsApp上的私人沟通渠道——至少在内容泄露之前如此；另一条是X，也就是当时的Twitter。”
如今，贝克与一名行为科学家合作，帮助企业克服群体思维。而当年，他正是借助自己的WhatsApp群组利用了这种心理机制。
他说：“我毫不留情地利用了这种现象，而且他们信任我。我会说，我当时是对的，他们信任我也是对的。因为我做过功课。”
当然，智能手机对政治的扰动并非英国独有。唐纳德·特朗普曾把Twitter变成一个发布足以改变世界局势声明的平台，后来又转向自己的Truth Social。欧洲领导人如今也有高层WhatsApp群组，用来协调应对特朗普的举措。每个国家首都、每个权力中心，都有各自版本的“威斯敏斯特手机依赖症”。
但贝克认为，对英国来说，“脱欧”争论本身的强度，恰好又发生在社交媒体和WhatsApp几乎全面普及的时期，这让英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政治惯性。
他说：“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天哪，记者们以后怎么可能从这种亢奋状态里退出来？几乎每天都有重大新闻，像坐肾上腺素过山车一样。等我们不断给他们提供这么大的新闻后，他们怎么可能再回去关注英国国民保健制度改革那种枯燥细碎的议题？我当时真心觉得，这件事影响深远，而且很糟糕。”
如今，WhatsApp群组针对的对象不再是梅，而是基尔·斯塔默。刘易斯所在的派系——这位厌恶手机的工党议员所属阵营——目前正希望由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取代现任首相。
刘易斯说，WhatsApp是“终极内部人士应用”。与当年在议会仅拥有微弱多数优势的梅不同，斯塔默掌握着较大的议会多数席位。但曾在鲍里斯·约翰逊政府担任新闻秘书的露西娅·霍奇森说，如今议员们已经有了“更快、更容易鼓动异议的能力”。约翰逊在2019年接替梅出任首相，但3年后也被迫下台。
塞尔登说，过去议会由权力很大的党鞭主导，他们负责维持立法机构纪律，约束议员跟随政府投票。但他补充说，随着真正的政治动作越来越多地发生在WhatsApp上，党鞭们也越来越难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工党议员刘易斯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我越来越怀疑，党鞭的情报网络、那种面对面的人际情报网络，已经萎缩了。”他还说，沉迷手机的议员们可能正在失去“说服的艺术，以及与人见面、交流互动的能力”。
在贝克看来，智能手机革命还只是开篇。下一阶段由人工智能推动，可能会带来更强的破坏性。
英国已经出现过借助人工智能扰乱政治的尝试。2023年，一段伪造的斯塔默音频在X上疯传。音频中的斯塔默——当时还是反对党领袖——似乎在辱骂自己的工作人员。次年，伦敦市长萨迪克·汗也谴责一段人工智能生成的音频是假的。那段音频中，他似乎在贬低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并呼吁举行“一百万人规模的巴勒斯坦人游行”。
斯塔默前传播主管莱昂斯说：“我们肯定还处在深度伪造问题的初期阶段。问题在于，你已经不能再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证据了，对吧？他们在伪造声音方面已经做得很好，而在视觉内容上也进步得非常快。平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监管这类内容，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贝克警告说，情况很可能还会变得更糟。他说：“如果说手写信件和广播的时代，相当于弓箭时代；电视出现后，我们进入了刀剑时代；那么现在就是加特林机枪和双翼轰炸机刚开始投弹的时代。”
“我认为，等到人工智能开始主导针对政治人物的攻击时，我们就进入核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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