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籍之中，多有掌故。掌故之妙，不在其详，不在其真伪尽可考，而在其能传人心。
近读一则旧闻，说刘文典与蒋介石会晤，言语之间，不甚相合。
后世记载，各有异同，有谓二人相诘，有谓盛怒之下竟至动手。
其间细节，或增或减，已难尽辨。然而数十年过去，人们谈起此事，却并非为了考证一记耳光究竟如何落下，也非为了追问那一脚是否果真踢中。
所记者，乃一股气耳。
世间人物，或以功名传，或以文章传，或以富贵传。
然此三者，皆有尽时。功名可废，文章可佚，富贵尤如朝露。唯人格一事，最难磨灭。
故古人论士，不独论其才，尤重其节。
节之一字，今人少言。非其无用，乃世人渐忘耳。
夫读书为何？
有人以为求仕，有人以为谋生，有人以为增广见闻，有人以为立身处世。
此皆不可谓非。然而古之所谓读书，尚有一层更深之意。
读书者，当养其心。
心正，则言有所守；心定，则行有所持。
若书读愈多，而所守愈少；见识愈广，而是非愈轻，则纵有万卷藏于胸中，亦不过多识文字而已。
刘文典治《庄子》，天下知之。
《庄子》有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此语极高。
天地之大，不独山河日月而已，亦在人心。
一个读书人，若终日只知揣度权势，计较得失，则虽口诵庄周，其神已远。
故人之可贵，不在其能言玄理，而在其临事之际，所行是否仍与平日所言相合。
昔人谓：“知易，行难。”
诚哉斯言。
书案之前，说忠义甚易；利害当前，守忠义甚难。
灯下谈风骨甚易；风雨之中，存风骨甚难。
所以古人看人，不尽看其平日所言，而每于患难、荣辱、利害之间，观其所行。
盖人之本色，唯至此方见。
然则，是不是凡事皆当争？
未必。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和者，不争意气；不同者，不失原则。
后世每每误解二字。
或以和为苟同，或以不同为争斗。
其实皆非。
真正有修养者，可以温言，可以逊让，可以容人。
然而，有些地方，却不能退。退一步，失者未必是颜面，或是初心。
今日之世，与昔日不同。
昔日之争，多在堂上。今日之争，多在心中。
昔人或当面相诘，今日之人，则多默然而去。
不是没有意见，而是不愿开口。不是没有判断，而是习于沉默。
凡事先问利害，再问是非。
于是，是非渐隐，而利害日明。
此风一起，读书人便容易失其本分。
读书人之责，不在附和时代，而在解释时代；不在迎合人心，而在提醒人心。
若人人皆顺流而下，则谁来告诉后来者，此处原有暗礁？
我常思，先生二字，何以可贵？
盖先生非官职，亦非学位。
有教授而未必为先生，有布衣而可称先生。
所谓先生者，不过四字。
以身立言。
言可教人，身亦可教人。
身教有时重于言教。
一卷书，读毕或可忘；一件事，见之则终身难忘。
所以后人记住的，往往不是某篇论文，而是某种气象。
譬如清贫而不改其志，困顿而不失其节，穷而不谄，达而不骄。
此皆无形，却最能久远。岁月流逝，人事代谢。
当年之争，今日不过史册一角。
然人们仍乐于谈论，并非恋其冲突，而是希望相信，这世间终究还有一种人，不因利害而改其言，不因荣辱而失其心。
或许，这才是掌故真正的意义。
它所留下的，不是一段热闹，而是一面镜子。
镜中照见的，不只是昔人，还有今日的我们。
倘若有一天，我们读完这样的故事，不急于论谁胜谁负，不急于辨谁是谁非，而是反过来问一问自己：若身处其时，我将如何自处？若利害当前，我又能守住几分本心？
那么，这则旧闻，便没有白白流传。
古人云：“君子求诸己。”
此言最为平淡，却也最难。
天下之事，可以求于人者多，可以求于己者少。
求于人，则易生怨。求于己，则方能长进。
是以读史之益，不在识人，而在识己。
识己之后，再观天下人物，便少几分苛责，多几分理解；少几分轻议，多几分敬重。
至于那一记耳光，那一场争执，那一段往事，终究都会散入历史的烟尘。
惟有一个读书人的品格，一位先生的气象，若能留在后来人的心里，便胜过万卷空言。
此所谓：文章有尽，风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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