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西班牙人报》7月19日报道，鲍里斯·埃普斯坦几乎不需要踏进法庭，就能决定唐纳德·特朗普如何应战。这个负责协调特朗普法律防线的人，几乎从不署名，几乎从不公开出庭，也几乎从不在策略失败时承担后果。
他的权力并不来自出色的法律职业履历，而是来自一种总统极为看重的特质：忠诚。当其他律师劝特朗普收手时，他总能找到继续推进的办法。
特朗普半开玩笑地称埃普斯坦是自己的“精神科医生”。两人通话极为频繁，以至于他已成为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常客，有时甚至会坐在会议中，其他与会者却并不清楚他为何在场。
他的“治疗方式”是倾听总统的不满，认同他的愤怒，再把这些冲动转化为策略。特朗普找他，不是为了听“你错了”，而是为了听“你还有机会赢”。
他的影响力也体现在案卷之外。埃普斯坦担任特朗普媒体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拥有“真实社交”平台。他还陪同总统出席一些与法庭毫不相关的场合，比如NBA总决赛。他穿定制西装，开宾利，常在华盛顿一家知名牛排馆与人会面。
这种生活方式甚至在特朗普圈内引发了对其财富来源的猜测，不过他的朋友称，他过去10年一直过着同样的生活。他的故事起点离今天的权力中心很远。埃普斯坦1982年出生于莫斯科，11岁时随身为犹太难民的家人来到美国。他在乔治敦大学学习法律，曾短暂从事金融工作，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才能不在法庭，而在镜头前。
2016年竞选期间，他成为特朗普在电视上最激进的辩护者之一，几乎愿意为任何争议现场辩护。与他在演播室共事过的人形容他性格粗粝、居高临下，这种作风在镜头外也一样明显。特朗普看到的则是另一面：一个从不后退的人。
埃普斯坦早在大学时期就认识了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但他真正进入特朗普家族核心圈子，是在候选人特朗普看到他在电视上为自己辩护之后。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埃普斯坦担任的只是一个较低级别职位，很快便离开政府。他真正的机会出现在2020年大选之后。国会山事件发生后，许多共和党人与特朗普拉开距离，而他仍留在特朗普身边，并参与了阻止认证乔·拜登胜选结果的策略。
他卷入“虚假选举人”事件——一些人自称是拜登已获胜州的合法选举人——因此在亚利桑那州被控共谋、欺诈和伪造。埃普斯坦对此表示不认罪。
由于最初起诉书未考虑到相关选举法规，存在缺陷，该案后来被发回大陪审团重新处理。但对埃普斯坦的职业生涯而言，关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特朗普陷入孤立时，他没有离开。这种在失败时仍然保持忠诚的表现，为他换来了任何大型律师事务所都买不到的东西——直接接触那个后来重新赢得总统职位的人。
从那以后，他不再只是协调特朗普的法律防务。他开始筛选哪些人可以为特朗普工作，影响与司法部有关的人事任命，并决定哪些律师能够接近总统。他的权力与其说来自法律知识，不如说来自对“客户”的控制，以及决定什么策略能传到特朗普耳边。
这种影响力甚至让他与特朗普的其他宠臣发生冲突。埃隆·马斯克就曾质疑他介入一些任命事务，包括马特·盖茨出任司法部负责人的安排。
据多名目击者称，紧张关系最终在海湖庄园的一次晚宴上演变成激烈争吵。马斯克指责他向媒体泄露决定，埃普斯坦则回应称自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世界首富刚进入这个圈子，而埃普斯坦已在其中生存了近10年。
即便是一项内部调查，也没能把他排除在外。在特朗普筹备重返白宫的几个月里，律师戴维·沃灵顿曾调查埃普斯坦是否试图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牟利。
根据沃灵顿的报告，埃普斯坦曾向未来的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索要40000美元服务费，以及一笔对某篮球联赛的1000万美元投资；他还曾向一名承包商要求每月再支付100000美元。
埃普斯坦否认这些指控，称其虚假且构成诽谤。沃灵顿建议让他远离特朗普，但总统没有采纳。他的公司仍继续从资助竞选活动的政治委员会每月收取50000美元，埃普斯坦本人也依然留在特朗普身边。他已经挺过刑事指控、内部调查，以及与总统身边一些最有权势人物的冲突。
在一个几乎所有人最终都会被驱逐或变成敌人的圈子里，他仍在持续提供一种几乎从不让特朗普失望的东西：点头。
但埃普斯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靠赢官司或亲自出庭建立权力。公开记录显示，自2009年以来，他没有正式参与过任何联邦诉讼。他的工作，是决定采取什么策略，并找到愿意签字的律师。
这些人包括迈阿密诉讼律师亚历杭德罗·布里托，以及丹尼尔·爱泼斯坦。特朗普圈内人士称，后者是一名愿意为别人不愿碰的论点辩护的法律人。
这些攻势中，很多都以失败告终。法院驳回了针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诉讼，否决了针对《纽约时报》另一项诉讼的最初版本，也推翻了阻止加利福尼亚州选区重划的一次尝试。
但拿到有利判决并不总是唯一目的。提起诉讼可以让特朗普公开攻击对手，迫使对方花钱应诉，并把政治斗争延长到法庭之中。
有时，这种施压确实奏效。美国广播公司支付了1500万美元以结束一场诉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母公司派拉蒙支付了1600万美元；优兔则因在国会山事件后暂停特朗普账号而支付2450万美元，其中2200万美元被用于白宫新的宴会厅。
特朗普重返权力中心后，这类诉讼有了不同的分量。它们不再只是出自一名普通公民，而是出自一位总统——他领导的政府监管机构掌握合同审批、审查企业并购，并能作出足以影响被告企业的决定。埃普斯坦的团队把这种模糊地带变成了自己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这一策略在美国近年最离奇的司法事件之一中达到顶点。特朗普对美国国税局——也就是美国税务机关——以及财政部提起100亿美元诉讼，而这两个机构都属于他自己领导的政府。
这项诉讼最终促成了一份协议，内容包括保护特朗普、他的子女以及其企业免受未来税务审查。协议还设立了一笔17.76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用于赔偿所谓司法“被工具化”的受害者，其中包括总统盟友以及因国会山事件而被起诉的人。
从纸面上看，这是总统在起诉国家；但在实际操作中，坐在谈判桌两边的人都来自他的同一圈子。政治压力迫使这笔基金被撤回。本周，联邦法官凯瑟琳·威廉斯又阻止该协议条款在未来程序中被使用。她认定，这起诉讼的提出目的并不正当，而这场诉讼实际上为特朗普及其盟友获取利益提供了司法掩护。
威廉斯已将布里托一案移交佛罗里达州律师协会，以评估是否应作出纪律处分；她还把裁定送交相关专业机构，而这些机构目前已在对布兰奇和伍德沃德展开程序。此外，她还禁止丹尼尔·爱泼斯坦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以外部律师身份执业一年。埃普斯坦再次置身事外。他没有在诉状或协议上签字，尽管他参与了促成这一切的谈判。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