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周刊4月13日一期文章】题：书评：世界风云变幻

历史学家对“转折点”有一种职业性的热情：作为转折点的年份是历史上的关键点、而不只是按顺序排列的数字。一些关键点根本就不关键：结果证明，1917年是个血腥的死胡同，而1848年，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的话来说是“历史未能转变时期的转折点”。但其它一些关键点却被代代相传，如1789年(法国的旧制度瓦解)和1517年(马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大门上)。

本月晚些时候，现驻华盛顿的资深驻外记者克里斯蒂安·卡里尔将发表他合乎时宜的新书《奇怪的反叛者：1979年及21世纪的诞生》。他在书中指出，1979年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转折点之列：一个时代终结，另一个时代诞生的年份。

这一年，一系列重要人物登上世界的舞台：玛格丽特·撒切尔赢得大选，成为英国首位女首相，执政11年；邓小平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自由化改革；阿亚图拉霍梅尼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卡罗尔·沃伊蒂瓦成为首位访问波兰的斯拉夫教皇；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员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奋起反抗苏联统治。

这一年，市场和宗教这两股力量，在经受数十年的压制和轻视后，以复仇般的态势卷土重来。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决心铲除英国的国有化工业，惩戒势力过于强大的工会，并恢复国民对企业家精神和自力更生的信仰。邓小平开始了世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减贫计划，结束了中国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尝试，并建立了经济特区，使国内外企业在远离政府直接监管的情况下蓬勃发展。卡里尔在书中描述了一家深圳的工厂，为庆祝其新获得的自由而把一只狗宰了吃。这个生动的例子显示了中国当时有多么落后。

宗教的复兴，比起市场的复兴更令人惊讶不已。伊斯兰革命让数百万人涌向街头———并且很快将中东最世俗的国家之一转变为一个最正统的宗教国家(有人打趣说，在霍梅尼上台前，伊朗人在公开场合饮酒，在私下里祈祷，而他上台后，人们在公开场合祈祷，在私下饮酒)。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表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宗教在无神论的东方更受欢迎———至少在波兰是很受欢迎的。撒切尔夫人在回应她是反动分子的指控时说：“美国，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反对！”她在说这番话时，代表了“奇怪的反叛者”的整个群体。

这两场革命有时候相互抵消。霍梅尼将宗教原教旨主义与第三世界的左派主义相结合：伊朗政权加大了对私营部门的控制，扼杀了国家经济。邓小平将亲市场的改革和无神论的共产党的统治相结合。但事实证明，二者往往相互促进。波兰和阿富汗的宗教复兴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英国和中国市场自由主义的确立引发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旧秩序在瓦解。

卡里尔的讲述极富技巧。他毫不费力地切换着这个动乱之年的各个场景———从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到霍梅尼残酷扩张权力，从约翰·保罗访问祖国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卡里尔既讲述了1979年之前的历史，也介绍了之后的历史：比如，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如何变成一个烂摊子，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如何坚持不懈地将中国变成今日的经济强国。

卡里尔也在快节奏的叙事中穿插了大量惊人的细节。比如说，在一场欢迎邓小平初次访美的国宴上，这位白发苍苍的中国政客与雪莉·麦克雷恩同席。女演员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去过中国，而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位教授曾经对她说，他十分感谢党决定把他和一起工作的学者送到乡下。这让她印象特别深刻。邓小平轻蔑地看着她说：“他在撒谎。”教授应该在大学里教书，而不是在田里种菜。

这不平凡的一年所释放的力量在继续改变着世界。中国正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道路上。尽管金融危机带来了严重破坏，但撒切尔夫人启动的从英国蔓延至世界其他国家的私有化进程不太可能被逆转。消极的一面是，伊朗仍然是一个伊斯兰共和国，而且穆斯林游击队员继续在阿富汗制造破坏———这次折磨的并不是衰败的苏联帝国，而是过度扩张的美国。要想了解这个新世界是如何诞生的，那就应该读读卡里尔的这本优秀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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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79：市场与宗教崛起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