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我前往华盛顿特区，在一个听证会上作证。该听证会研究中国在全球药物供应链中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听到中国已开始在重要药物的生产中扮演更加核心的角色时，听证会上没人感到意外。毕竟，中国在出口到美国的食物供应方面也是如此。出乎听证会上有些人意料的是，中国对很多欧美生命科学跨国企业来说已是非常重要的增长引擎。

如今，美国生命科学公司在本土市场上面临的具体挑战包括了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价格压力。患有长期慢性病的老年人需要获得很多便宜有效的药物，老龄化社会还滋生省钱需求，这已经导致美国很多产品和服务的报销比例下降。另外，许多重要药物的专利即将到期，但研发中的“重磅”药物却数量不够。新药的匮乏反映了以下这个现实（希望只是短期现象）：到目前为止，对人类基因组的破译没有带来很多公司所期望的那种商业机会。结合起来，这些压力已经使生命科学行业在总体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成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美国生命科学公司已经把中国作为其增长计划的核心部分。起初，生命科学行业采用反映了其他非相关行业最佳实践的市场准入策略，也就是把专利即将到期的产品和疗法带到中国，即使知识产权被窃取，他们也能承受得起。总的来说，这种方法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行之有效，直到最近中国对跨国生命科学公司的期望变得更加复杂为止。

自从2008年宣布重大新药创制计划以来，中国对西方药物的胃口已经与中央政府关于发展国内生命科学行业的明确政策相契合。十二五规划阐明了其目标：确保生命科学行业至少占到GDP的4%。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中国政府已经向生命科学行业拨款，创立了20个新的“孵化基地”，并组建了政府、行业和学术界之间的多个联盟，同时下力气迫使国内行业采用GxP标准，此举将使外国企业对中国合作伙伴研发、试验和生产药物的能力与整合性有更大信心。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向药物研发领域投资了27亿美元，后续计划是到2015年再投60亿美元。中国实施这些政策有两个目标：一是确保拥有切实可行的国内生产能力来生产基础药物，二是建立一个新的出口产业，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因此，美国企业现在发现自己必须开始划拨研发资金专门用于在中国进行基础科研、产品开发和临床试验。默克（Merck）在2011年底宣布将斥资15亿美元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这反映了在华营商的新现实。如今，对于美国生命科学公司而言，中国不仅是潜在的销售市场，还是越来越多地进行研发的地方。在华加大药物研发力度的压力对美国生命科学公司有潜在的好处：中国不仅拥有大量的科学人才和鼓励研发活动的政策，还有为了中国人口的独特疾病而在中国进行研发和试验的好理由。

美国企业明白，中国政府对国内生命科学行业进一步生根发芽的看重使市场准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今，除了必须应对的传统商业问题以外，美国制药企业还要面对来自中国政府的对技术转移的殷切期望，这种期望越来越明显。技术转移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销售的条件之一。作为公立医院的提供者与药物、医疗设备和诊断仪器的购买者，中国政府在中国医药市场上占据着主导地位。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中国政府的目标可能与美国生命科学公司的目标发生冲突。就中长期而言，在发展国内生命科学研究和商业能力的过程中，利于中国决策者的可能不利于跨国企业。

到目前为止，在管理公共健康的需求、各省政府为解决看病难问题而感受到的财政压力、以及培育国内生命科学行业同时不影响外国药企在华发展的期望方面，中国的表现值得表扬。然而，在今后几年里，上述三个压力将首次同时到来，这将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在制定有关药物报销、国内生命科学行业发展和成本控制的政策时加强协调。如果中国在追求这三个目标的过程中犯下过于激进的错误，那么阿特维斯（Actavis，世界上最大的品牌仿制药生产商之一）等更多企业很有可能将选择退出中国，把有限的资源重新投入到价格和技术转移风险不那么大的其他市场。

译 于波 校 徐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