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诅咒的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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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新文化运动的未来领袖之一胡适仍在美国留学。他听说袁世凯图谋称帝的消息，即应美国《外观报》之邀，写下短评《中国与民主》，试图从学理上驳斥复辟之说。在胡看来，袁世凯大可不必故弄玄虚，重启帝制，因为“按照现行宪法，可以保险地说，中华共和国总统所拥有之权力，要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包括凯撒和沙皇大得多”。既然民国大总统可以解散立法院、签署法律、宣战缔和、任免官员、赦免减刑、兼任军队总司令，乃至接见各国大使、与外国签约，“在这长长的政府权利单上，一个君主头衔还能在其上再添加些什么呢？”一向温和的胡适甚至正告袁世凯：
“倘使袁先生真如西方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是一位精明之政治家，那么，他就该明白，只要他采取帝制，立刻就会在全世界人面前信誉扫地，言行不一，甚至极有可能遭致暗杀之危险。”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去的电讯传到大洋彼岸，胡适立即挥就《死矣袁世凯》一文，历数其一生之过，认为“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想必胡适的评论，也道出了如吴宓、朱峙三等人的心声。问题是，这场新潮学子眼中的“复辟闹剧”固然是草草收场了，但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仍然敬畏的紫禁城龙椅，与某些野心家眼中那一袭诱人的蟒袍，何时才能真正退场呢？
“逆势”之枭雄
“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 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
完
“乏术”之故交
民国初年，享有“卧龙”之誉的前清遗老郑孝胥避居沪上，冷眼观察时局变幻。1915年初，他得知袁世凯大肆封官颁爵之余，还要将紫禁城东华门改名为新华门，或谓之新莽门，即评论道：“袁之呆妄如此，北京将变为朝鲜汉城矣。”意思是若任袁世凯这么折腾下去，民国迟早将沦为他国之附属。
另一位曾在前朝任职的遗老恽毓鼎，此刻身在京城。面对政局乱象，他质疑当政者起初“大声疾呼以歆动吾民者，铲专制之淫威，享共和之幸福”，时至今日却“横征暴敛，更甚于前，密似牛毛，苛逾虎猛， 脂膏，罄锱铢，以供暴兵冗官之吮嘬”，似还不如清廷官员体恤民情。
1915年8月16日，郑孝胥从京城来客口中得知，北京政府“改复君主政体、美顾问古德诺倡之；严复等皆入筹安会，提议久安之策；袁世凯举衍圣公、明后朱某及宣统皇帝为中国皇帝”。郑氏认定此“皆袁氏自求为帝之戏剧也”。到12月16日，北京各界拥戴袁世凯，“称其大功六，宜为皇帝”。郑在日记里写道：“观之使人眦裂发指。”
但恽毓鼎的立场出现180度大拐弯。8月16日，杨度、严复、刘师培等六人成立筹安会，议复中国为君主制。之前对袁持批评态度的恽氏忽称“此救时第一义也”。理由是清廷亡于所谓议会立宪，民国也行将因党同伐异而陷入绝境，况且“改共和为君主，与吾衷固非剌谬也”。
心动之后便是行动。9月13日，恽毓鼎收到大总统令，出任政治咨议，“并送来任命状一纸，月支薪二百元。”恽氏感喟不已，写道：“寡妇再醮，自此始矣。” 12月13日，恽早上七点钟便身着大礼服进入新华门，亲眼见证了袁氏登基的历史一幕。
恽氏入仕洪宪新朝才三个月，南方诸省已硝烟四起，讨袁旗帜插遍大江南北。3月22日，袁世凯迫于无奈，撤销帝制及洪宪年号，仍称中华民国元年。此时恽尚能体察袁之苦衷，赞曰“元首不惜屈己从人以救中国，自是可敬”。到了5月1日，他的日记里已出现“项城（编按：袁世凯籍贯河南项城，世称袁项城）失威信于北，民军争权利于南，土匪横行，生民蹙蹙靡骋”之类文字，隐隐然有悔上贼船之意了。
与恽毓鼎的投机不同，郑孝胥始终对袁世凯不太感冒，认为反反复复的洪宪闹剧将开启战端，6月6日上午十点，袁世凯病重而逝。郑孝胥仅在日记里淡淡写下一笔，而恽毓鼎却颇费心思：
（袁世凯）固一世之雄也，一误于辛亥之推倒清朝，再误于乙卯之欲登帝位，结果如斯：众叛亲离，赍恨长往。若使辛亥之冬力主君主立宪，奉宣统皇帝于上，而己以王爵 内阁，揽大权，削平东南巨乱。何惭千古第一流人物。即不然，始终以总统制治世，为民国第一任开先，亦不失为英杰。初衷忽变，为德不卒，忠信两失，实左右群小误之也。
恽氏这番评论，实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苛责，恰恰流露出遗老们爱恨交织的真实心境：袁世凯顺势而为，迎奉宣统归位，方是正道；称帝自立，实属逆势而动，必败无疑。
俊
完
“中央已威信隳丧，运掉不灵，而意见尤复参差，覆巢之祸，直在眉睫。”
1915年12月10日下午三点钟，大总统府秘书许宝蘅抵达众议院，“观国民代表投国体问题票，参观人甚多，拥挤不堪”。这反而令他心生一丝不妙的直觉。
感觉不妙的不仅他一人，前任国务卿徐世昌亦然。说到了解袁世凯之人，莫过于其哥们徐世昌。早在那年10月初，反对复辟帝制的徐氏见苦劝无效，坚决辞职。待12月份政府正式任命陆征祥接替后，徐才长舒一口气，“卸却仔肩，颇觉爽适”。
徐世昌之所以固辞高位，是由于其不愿陪袁世凯上演复辟闹剧。然眼看老弟在称帝的不归路上愈走愈远，想必此刻他内心是万流奔涌，又恨又怕。恨的是袁世凯不听劝告，帝制自为；怕的是小老弟众叛亲离，不得善终。
4月下旬，时局已极其险峻。按照许宝蘅的描述：“现在局势危急，莫知所措……各省则观望徘徊，无真实主义，或则思乘机攘得禄利而已，中央已威信隳丧，运掉不灵，而意见尤复参差，覆巢之祸，直在眉睫。”
就在此时，交通总长兼署外交总长曹汝霖拜访袁世凯，“时已四月下旬，天气和暖，项城犹御棉袍，横倚在长沙发上。见余至欲起坐，余即请止。见项城颓唐情形，问系何病？他说腰部酸痛，不能起坐，亦不想饮食，此病好久了，只是近来更甚”。袁向曹打听徐世昌与段祺瑞的行踪，曹答曰：“东海去天津，芝老时住西山，间又住团河，都未见过。”袁长叹一声说，“自我病后，他们也没有来看我，到此时，老友都怕见我了。”言罢，其唏嘘不已。曹汝霖见袁世凯这种沮丧神气，“不胜感叹真有英雄末路之感”。
曹汝霖即刻坐火车到天津拜访徐世昌，告知袁世凯现状不佳，请其回京，与段祺瑞定一方策，共谋大局，向袁进最后之忠告。徐氏叹曰：
“你可以随便进言，我与芝泉（段祺瑞），与项城关系太深，反不便随便进言。项城不察情势，惑于那班急功好利之徒，成此僵局。那时我在京时，未尝不遇机讽劝，芝泉亦一再示意，何如忠言逆耳，终不听从。我与芝泉岂愿离伊不问，实由于屡言不听，多言反伤情谊，只好不问，不得已也。”
徐世昌又说：“此时见他亦无济于事，我想伊已有了主意，尚不到发表时候。我所担忧者，他经此打击，身体恐将支持不了。”
最熟悉、最信赖的身边人都不愿为自己奔波，此时此刻，一生豪雄的袁世凯，当真是众叛亲离，无可奈何了。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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