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读友甲：周教授，您为什么要研究二元体制经济学？
答复：与单一计划经济国家、成熟市场国家、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发展中国家和计划向市场瞬时转轨国家都不相同、中国是一个计划向市场渐近转轨的经济体，我们已经渐近转轨了45年，完全转轨到市场经济，可能还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这种特殊的经济体，需要用特殊的经济学理来解释。
读友乙：您因何认为现代经济学中为市场经济国家和经济发展中国家计算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和乔根森模型，不能用来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
答复： 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安排和变化，必然要影响到国民经济生产、分配和支出及其增长，索洛模型和乔根森模型是有关流动实体性变量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关系组合起来的算式，其中并没有这种体制安排和变化内生并非流动实体的变量，但问题是在中国体制确实在影响着效率和产出。
读友丙：体制安排和变化确实不是投入要素、产出、收入和支出等这样的流动实体变量，您怎么就能够把其变成可计算的变量呢？
答复：这个思路我的确思考了多年，后来试着看能不能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同发展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率、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利用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占GDP比例、居民房价收入比、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例，联合国人居署倡议居民房价收入比，还有我国竞争性企业资本利润率，等等都看成是标准值；将我国有关的这些数值看成二元体制实际值；其相减为二元体制差值。差值这一变量，就可较综合和较为精确地测度体制安排和变化对投入、产出、分配和支出等等的影响。这一变量，可以与流动实体变量一起，按照一定的数理逻辑，内生地组合到生产、分配和需求函数之中。
读友丁: 阅读您的书时，讲到二元体制还有开关变量，是0或者1，为什么不是上述标准值与二元体制实际值相减连续性的差值呢？
答复：二元体制中还有这一些安排，比如城镇国有土地和城镇居民住宅可以交易，但农村居民住宅和土地不可以交易。这是一种绝对性的体制安排，即YES，或者NO。它如国民经济运行中渠道上开关闸口，是打开，或者关闭。打开的城镇部分，创业投资股份等之本、抵押融资、生产物品、分配收入、需求支出、货币流动等等顺畅；而农村和城郊部分则是关闭的，无创业投资股份等土地房屋之本，无法抵押融资，非农业产出受限，无财产性收入，投资和需求支出微弱，货币无法理想地流动到农村城郊农民之中。因此，需要用此变量计算关闭或打开造成的增长潜能和获得的增长潜能。
读友戊：您在研究过程中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的发现是指什么？
答复：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中，原有无价格的土地或者房屋一旦放开交易，拥有者真要交易，则土地和房屋发生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购进者要有一笔支出，销售者要有一笔收入，按照生产法、分配法和支出法GDP核算，需要计算分配和支出领域新得到的财富，但它不是生产出来的，于是其隐含在了“余值”中，但学界将其当成了广义技术进步获得的产出和增长。（实际核算中土地零到市场价格溢值被统计部门列房地产行业和金融行业直接计算到生产增加值里了）
读友己：读您的书，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还有一部分是要素配置和使用生产率提高得来的，是这样吗，为什么？
答复：是的，比如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劳动和请假体制废除后，农民可以自主流动配置到城镇和工商业中务工，劳动力数量没有变化，但劳动生产率提高； 比如工厂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平均分配体制时，工厂原来机床和生产线规定8小时工作，但实际有效工作时间只有5小时，次品和废品率很高。体制改革后，其保证有效生产时间8小时，并且次品废品率大大下降。资本投入数量没变，资本生产率提高。这不是广义技术进步形成的，而来源于改革。
读友庚：您说的体制剩余是什么？
答复：您可能学习过发展经济学，其中有农业部门有剩余劳动力，其所指的是二元结构性剩余劳动力。但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不是一个国家从落后向发达转型时，农村中存在的工作不足的劳动力，而是指因为体制户籍等安排，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近国家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10%相比，我们为24%，差值乘以73000万总就业劳动力，有10220万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假如发达国家农业就业比率为5%，这些发展水平的国家为10%，其余的5%才是结构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在中国都存在巨额的着体制性剩余，未来增长的潜能，就来自于体制改革将这些体制剩余释放出来。
读友辛：有学者说，现在人口收缩，劳动力减少，只要有高素质的人口，还有智能机器人，数字要素等，就可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您认为如何？
答复： 与没有进行人口管制国家相比，除了劳动力负增长外，人口收缩会形成需求侧的负增长。因为增长有需求的边界，人口是生产品消费的基础，数字也会被消费，但绝大多数消费需求还是普通的吃穿、用品、居住、出行等。人口减少，这些普通GDP也会减少。
还有一个问题是，智能制造、数字要素、平台经济等等，也可能会创造巨额的GDP。即使这样，从居民分配和消费来看，能够掌握和入股数字要素、智能制造、网络平台等新产业的可能还是少数，目前收入水平还很低占总人口34%的农村农民和18%的城镇常住流动人口，与此好像关系不大。现在最为关键的是，收入方面还是这些人的水平较低，消费方面还这些人的支出能力不足。
读友壬：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未来还是要从提高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找中高速增长的出路，您认为是否可行？
答复： 现在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按照格罗宁根大学计算并外推，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到2022年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平均为0.6%，但21世纪后20年以来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6%。如果恢复到0.6%，需要翻番提高1.2%，难度较大，但可以努力。然而，将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从-0.6提高到3.5%左右，几乎没有可能性。
读者癸：一些读者给我说，您的这本书模型分析中，没有竞争主体纠正、没有涉及价格变动和替代弹性等，他们的看法有没有道理？
答复：我要说明的是，我的假设是，体制安排是刚性的，它本身没有公开和法律认定的价格；体制安排使然，利益最大化去纠正体制扭曲，成本高昂、风险极大并可能违法。如给体制执行者支付租金，可以进行纠正，但一旦寻租者出事，支付租金者也会出事。还有比如，市场需求和价格调节有一块闲置土地可以用来投资建设创业，但过些时候以违建为由被拆除了，则血本无归。当然，体制安排创造了许多寻租机会，有些也通过支付租金，获得了纠正扭曲带来的利益。然而，寻租加大了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其违背体制安排形成的利益常常不能平衡效率损失和租金支出成本。
读友子：有的人士认为，目前仍然需要积累、投资和建设，才能拉起经济增长速度。您觉得如何？
答复：现在关键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和民生支出等比例占GDP与同样人均GDP水平的国家低得多。比例不协调，说明GDP中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交通道路设施、城镇中公共建筑的比重太大，而居民消费不足使制造产业产能过剩往外转移。这样的结构和建议，可能持续不下去。
读友丑：您认为，中国还能有中高速增长的潜能吗？
答复：中国未来有中高速增长的潜能，对此我非常确定并且坚信。 本书的分析认为，从生产和财富 方面看，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盘活和释放巨额的体制性、资本和土地要素；推进城乡土地和农村住房宅地资产化改革，将其财富化，获得零到市场价格溢值；通过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从生产侧提高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需求扩张消除生产过剩，提高技术装备和技术人员的利用率，从需求侧促进广义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再加上提高国土建设用地利用率，调水增地，从投资和生产两个方面形成增长潜能。因而，未来11年中，经济增长达到中位年平均5.5%的速度是个大概率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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