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史迪威传记，方知这位“老中国通”于1926—1928年期间，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担任军官。 1944年11月13日，从重庆被召回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该杂志写道：
“在所有美国人中间，乔·史迪威称得上是颇受中国人欢迎的人。他是中国坚定的崇拜者，她的大小人物的挚友，她的事业的捍卫者，她的文化的学习者。他是一位真正的“老中国通”，属于精通汉语甚至可以用汉语思考的那个群体——这些令人惊奇的美国人，克服这一亚洲语言的障碍，成为美中传统友谊中非官方的一个群体。同时，作为蒋介石的第一位外国人官员，史迪威是中国得到美国援助和友谊的象征。(《时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史迪威于1926—1928年期间，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担任军官。
当罗斯福决定派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就已经埋下了蒋介石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伏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请求美国派一名将军来中国担任他的参谋长，但“建议最好推荐过去没有到过中国的军人”。
可是,罗斯福派来的偏偏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将军。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史迪威，作为在菲律宾服役的陆军中尉，他早在辛亥革命期间的1911年11月就曾途经中国,在中国逗留17天。后来,他报名学习日文,但名额已满，遂改学中文，这才成为美国陆军中的第一个中文学生。1920年，史迪威举家来到北京，开始了他与中国的深入接触。1921年，他获得机会担任修筑山西铁路的总工程师，勘探路线、修建坡道、开凿涵洞，仿佛是为他后来领导修建中缅、中印公路在作铺垫……
史迪威在1926——1928年担任驻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军官后，1935年又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一住就是四年，亲历了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岁月。一位研究史迪威的美国专家认为，正是在这四年时间里，史迪威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军队状况的了解。
随后四年中，史迪威的任务是搜集日本侵华情报。他出差各地了解情况，对日本军事、中国官员和中国领导人形成成熟看法,并巩固了他对中国士兵的高度评价。
关于中国士兵，史迪威在不同时期写道：“他们吃苦耐劳，忍受生活物质的匮乏，普通白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无能为力；我们大书特书的行军，他们却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能靠一个白人无法吃的食物而活得挺好。他们知恩图报，并遵从他们对其有信心的上级。”“中国士兵是出色的,他们比日本人好。不能为中国遭受灾难而责怪普通的中国士兵。”史迪威补充写道，“愚蠢的领导浪费和背叛了中国士兵的优秀品质。”
史迪威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的印象与出色的士兵大不相同。他写道：“他们没有道德勇气，他们出奇的胆怯和过度的谨小慎微。他们总是保留至少四分之三可动用的兵力，他们夸大困难，他们高估敌人的力量，他们为不履行职责而搬出种种借口，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存实力，否则就怨声载道，他们总是推诿要别的部队替他们出力。”
但是史迪威最严厉的言辞是针对在北平的日本人，他称他们为“骄横的倭寇”。“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让人难以忍受，而我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还得面带笑容。”
史迪威写道：“我喷吐的怒液足以浮起一艘战舰。”
《时代》也写到了史迪威对中国的感情：在中国，史迪威形成了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充满敬意。他深信穿草鞋、营养不良的中国士兵，一旦装备完善，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就能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士兵相抗衡，他坚信，他能以中国的人力和美国的武器，创造一支强大的军队,将日本人赶出中国。珍珠港事件后,他开始有机会来证明其信念。（《时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于是，在抗战烽火硝烟中，史迪威这位“老中国通”肩负重任，重返中国，他指挥中国驻印军队浴血奋战，为打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向中国空运抗战物资开辟了捷径。
熟稔中国的史迪威，一旦有机会担当重任，就主张改组中国军事，将一部分租借物资用来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把中国变成一个积极的盟国。可以设想，当蒋介石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位对中国国情如此熟稔、且有自己见解和主张的美国将军时，他很可能就已经感到了失望、沮丧甚至不满。
史迪威给蒋起了个绰号—“花生米”，“花生米”为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而能力差之人，这与张学良评价蒋介石“有大略而无雄才”相类似。
1946年10月，史迪威因病在美国逝世，享年63岁。“ 史迪威将军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中国解放和进步事业给予了积极支持，对中美人民友好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民对此不会忘记”。 2015年9月2日，史迪威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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