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专门给美国各地的“学生记者”颁发了一个奖项。
评委会表示：“秉承新闻自由的精神，这些学生努力在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冒着被逮捕的危险，记录一件重大的全国新闻事件。”
这个奖肯定是临时起意，算是一个“特别奖”。没有具体的获奖人，评委会想表达的是一种态度：谢谢那些年轻人。
四月底学生各地学生抗议的时候，普利策奖正在哥大新闻学院评奖。
他们或许看到的就是哥大的学生记者，因为普利策奖办公室就在哥大新闻系。我在学校的“办公地点”是一家JOE咖啡，就在办公室隔壁。
说“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有点言过其实。其实大家并不害怕，甚至渴望被“逮捕”。
混进队伍被“逮捕”的记者和教授，其实都很开心。这没有太大风险，但是在美国，这仍然被视为一种荣耀。一位历史系教授进了警局，鞋带出了问题，出来后他几天都不系鞋带——用来提醒自己的处境。
我认识一位女生，一直在营地那里值守采访，包括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时候。但是逮捕行动那天她临时有事出了一次学校，结果进校困难，她为错过新闻现场而愤怒。
“学生记者”背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印有大大的“学生记者”字样，非常简陋，却也是有效的区分。在学校内部，这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力量，在巴勒斯坦同情者、犹太学生和校方之外。
哥大有了不起的校园媒体《哥伦比亚观察家》，几十年前就独立运营，报道学校的一切。
从有营地开始，新闻学院的师生们就在那里24小时换班值守，吃住都在营地。他们拍摄、记录、采访，为这次营地的抗议留下最全面的记录。
除了学生记者，还有一些人在拍摄。有潜伏的大媒体记者（后面在写作中暴露出来），也有一些做纪录片的。
有一次，一位黑人小伙拿着摄像机对我拍摄，我突然有点恍惚：在声援巴勒斯坦的营地中，一位黑人在拍摄中国人……这些“无关”的家伙，都在干嘛？
这就是21世纪20年代的抗议运动。它和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都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人同时都是记录者。它是全景展现，而且可能是过度展现。人们“看到的”“知道的”“想象的”，远比实际发生的更多。
学生记者的工作，反而面临一种新的困难：最难的不是阻力，而是新的信息环境，如何克服偏见，做到更“真实的”记录。
在这个意义上，“学生记者”也许是最称职的。他们天真、朴素，对新闻抱有期望和热情，认真操练课堂上学到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目标，甚至只是“写作业”，并不以发表或者获得流量为目的。
有一段时间，我对美国媒体同行感到失望。他们介入得相当晚，在哥大第一次“清场”之前，几乎没有看到记者到场拍摄学生抗议行动，因为对他们来说，这稀松平常，没有新闻性。
第一次看到大批记者，是众议长约翰逊到学校那天。很多记者拦着同学在那里采访，那是“主流社会”第一次向学生认真发问。
此后，哥大就成了新闻业的战场，有时候记者比警察都要多。这样的场景让人感到安心，因为“社会”在正常运行。
即便在美国，新闻业也相当寂寞。纽约时报在X上有5000万粉丝，但是大部分推文的阅读量都不如那些“网红”。但是重要的事情来临，你仍然会期待“新闻业”的产出。
有一天中午传出“下午2点必须离场”的最后通谍，大批记者来到学校。这真的让人好奇，那么多摄像设备是如何混进学校的？
哥大进入“封闭管理后”，进学校变得困难。新闻学院发布声明，将对希望进学校采访的媒体机构提供帮助。除了帮他们“混入校园”外，校园记者的合作也是一种方式。
年轻人总是受到嘲笑和误解。1968年，校领导认为年轻人的诉求“就像是否喜欢吃草莓一样”，无关紧要。这一次很多人也和约翰逊一样，认为“不要浪费父母的钱”。
但是至少在“学生记者”身上，还是会看到一点希望，这其实也是抗议行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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