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汪海波的十大理论贡献|汪海波|经济史|经济学家|经济研究

徐洪才/文 （左为汪海波，右为徐洪才 /图片由作者提供）

汪海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两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是我的博士导师。他从事经济研究70余载，亲身见证了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1993年至1996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读博士，在他指导下从事中国资本市场理论研究。1930年，汪老师出生在皖南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读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功底。1950年至1953年，他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经济系读本科；1953年至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他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中国经济理论研究，著作等身，在诸多经济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无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其中，中国经济学名家文集（多卷本）系列：《汪海波文集》（1~12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2016、2017），共计659.5万字。我相信，随着时光流逝，他的著述将会愈加珍贵，璀璨夺目，光芒照亮后人。

汪老师在学生时代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说是他的两位恩师——漆琪生、苏星将他带进《资本论》的世界，开启了他70多年经济研究的职业生涯。他善长将逻辑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聚焦问题，提出建议。汪老师的文章，资料详实，用词精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他为人坦荡，勇于反思，也毫不掩饰自己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具有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毕生坚持不唯书，不为上，只为实；对新生事物始终保持好奇心，对西方经济理论并不一概拒绝，而是兼收并蓄。他在“文革”被劳动改造期间，痛失了20万字的《资本论》读书笔记。他为自己没有学好英语而遗憾。因此，他在1980年代主持研究生院工作期间，开创了与哈佛大学等高校合作培养博士生的机制，充分反映了他的高瞻远瞩。而他的创作热情爆发，则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本人尝试概述汪老师在经济研究领域的十大理论贡献，深感力有不逮，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一、在新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权威性学术成果

1981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交给汪老师一个任务，就是尽快写出一本简明的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86年，汪老师所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84）》（经济管理出版社）问世，成为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部著作曾和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1）被中国港台学者推荐给海外读者，并称为了解中国经济的两部必读书籍。2001年，汪老师修订出版了四卷本《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0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和2010年，他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4）》（第一版）和《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第二版）（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年，他出版了《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2015）（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他和刘立峰合著出版了《中国经济70年（1949~2019）》（山西经济出版社）。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的权威地位。

在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方面，汪老师构筑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是用基本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作为首要标准，用生产力作为第二标准，划分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经济发展历史时期；二是以历史方法为主，并结合逻辑方法安排篇章结构；三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有详尽史实叙述，也有系统统计资料；四是力图在真实再现新中国产业经济历史过程基础上，做画龙点睛的经验总结。在经济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逻辑方法与实证方法的结合，坚持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遵循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坚持运用抽象法。他将这些方法运用于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分析，揭示了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规律。

他将新中国经济分为四个阶段，或者他认为新中国经济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第一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1952年）；第二个阶段：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立时期（1953~1957年）；第三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经济——“大跃进”阶段（1958~1960年）、经济调整阶段（1961~1965年）、“文化大革命”阶段（1966~1976年9月）、经济恢复与“洋跃进”阶段（1976年10月~1978年）；第四个阶段：市场化取向改革阶段——起步阶段（1979~1984年）、全面展开阶段（1985~1992年）、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3~2000年）、完善阶段（2001~2011年）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2018年）。现在仍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他都深入研究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经济成就，并总结经验和教训。

汪老师做到了持续跟踪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他从事研究经济的职业生涯几乎和新中国同步，70多年来他对现实经济观察研究从未中断。加之，他长期担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每年他都要对中国经济进行一次全面“盘点”和总结。最重要原因还在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勤于思考，将研究中国经济作为终身事业追求，每天都乐在其中。

二、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百业待兴，汪老师就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经济理论拨乱反正当中。1979年，他提出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1980年，他出版专著《社会主义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他和大学同学周淑莲、吴敬琏共同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代初，三个人在《经济研究》杂志联名发表了20余篇论文，有时是“波琏莲”，有时是“琏波莲”，成为经济学界的美谈。1988年，他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终结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汪老师始终观点鲜明，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他的研究不仅涉及二者结合的基本理论框架，还包括具体实践措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首先，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行性，他从市场经济一般入手，引入有国家干预因素，再引入制度因素，全面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核心在于公有制经济和共同富裕，而市场经济核心在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于其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公平和福利保障，而市场经济通过竞争机制提高了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二者结合，可以形成既能提升经济效率，又能保障社会公平的新型经济体制。

其次，提出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理论。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互补关系。具体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进行适度干预。这种干预不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而是因地制宜，通过政策引导和制度安排，确保市场机制有效运行。

第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他认为，国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关键性角色，既要遵循市场规则，又要承担社会责任。他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他还关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张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提出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他指出，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我国要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推动国内经济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有助于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还能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中国应参与多边经济合作，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形成更加开放、透明、公正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第五，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他认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应制定相关环保政策，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注重环保，通过环境税、碳排放交易等市场化手段，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同时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应用和产业升级。

三、在经济效益理论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代中后期，汪老师开始对经济效益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984年，他出版了专著《中国工业经济问题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他出版专著《工业经济效益问题探索》（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他又出版了《中国经济效益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他的研究不仅深化了经济效益理论体系，也为各行各业的经济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首先，对经济效益问题进行了完整、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内容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经济各部门的经济效益，除了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外，还包括科技、教育和卫生部门的经济效益；工业和工业各部门的经济效益；以及各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益，除了包括劳动力、设备、原材料和资金等以外，还包括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利用效益。

其次，运用详实的统计资料和全要素生产率描述了我国经济效益变化的历史和现状。并运用抽象方法，通过四个层次的分析，即从市场一般开始，引入商品生产因素，再引入工业化因素，最后引入制度因素，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内涵。他将经济效益定义为在资源有限条件下，通过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资源，实现最大化产出和利益。他认为，经济效益不仅涉及经济活动直接成果，还包括长期经济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系统阐述了经济效益的运行特征。他将经济效益划分为：速度效益型、周期波动型、粗放经营型、资金和劳动投入主导型、不平衡型和低效型，并从经济体制、战略、结构、技术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分析成因，提出相应对策。他指出，技术进步、管理效率、市场结构和政策环境都是决定经济效益的重要变量。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同样资源投入下获得更大产出。管理效率涉及资源合理利用、减少浪费和降低成本。市场结构优化和竞争影响企业和整体经济效益水平，政府政策对经济效益也会产生影响。

第四，提出多层次经济效益评估理论和系统评估方法。他提出了从微观到宏观、从短期到长期的多层次经济效益评估框架。在微观层面，主要评估企业经济效益，分析生产成本、销售收入和利润等指标。在中观层面，评估整个产业或区域经济效益，考察其对经济发展贡献度，包括产业集群效应、区域经济增长和就业促进等因素。在宏观层面，分析国家和全球经济效益，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通胀率、国际贸易和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全面评估经济政策和发展的成效。

第五，强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他指出，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可能导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评估经济效益须综合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推动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从而减少经济活动对环境负面影响。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确保经济效益惠及更多人群。

第六，开展国际经济效益比较研究。他比较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效益，分析其成因和差异，提出政策建议。他认为，一些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强、管理水平高、市场竞争充分，其经济效益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优化市场环境和制度保障，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逐步缩小差距。

总之，汪老师在经济效益研究中，提出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评估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揭示影响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他的研究丰富了经济效益理论内容，也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四、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行理论研究

汪老师长期关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90年代初，汪老师就明确指出，中国经济需要推动两种模式转换：一是由以速度为中心的战略向以效益为中心的战略转变；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0年，他出版专著《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全面发展（2001~2020）》（经济管理出版社）。其他著作对此也多有涉及。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若干经验教训》（《中国改革报》，2005年8月1日）、《新一轮经济周期运行特征的形式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到来》（《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0期）、《再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目标》（《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和《关于我国长期存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若干问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4期）等。

首先，深入分析战略机遇期特点。他把我国面临良好发展战略机遇期归结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效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效应、工业化中期的阶段效应、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效应，以及可以赢得长期社会政治稳定和国际和平环境。他着重提出了中国特色竞争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从改革前后经济周期经历的由超强波周期→强波周期→中波周期→轻波周期的变化过程，论证了我国可以长期保持良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第二，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在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汪老师将中国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各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不同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强调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政策，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在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期后，政府则应该注重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和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三，系统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存在的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问题。他认为，投资率过高和消费率过低造成了经济总量失衡和经济结构失衡。经济总量失衡体现在投资总量和消费总量之和超过GDP，使得社会总需求超过甚至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其结果就是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对比关系的失衡，体现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GDP中的占比过高，进而抑制了第一和第三产业发展。

第四，研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他深入分析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建议国家政策引导和资源倾斜，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继续发挥增长引擎作用，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支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产业转移和布局调整，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第五，研究创新驱动和产业转型升级战略。他认为，政府应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根据我国自身发展特点和全球经济环境，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他强调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第六，研究对外经济开放战略。他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政策建议，强调中国应加快培育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和供应链韧性，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利用多层次的经贸合作机制，推动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保障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接受系统理论指导的曲折过程。汪老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1993年，他出版了专著《发展的效益型与改革的市场型》（经济管理出版社），专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经济管理》，1990年第2期）、《90年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探讨》（《经济研究》，1991年第6期）和《加快经济体制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汪老师这方面的研究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首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他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他深入研究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商品市场放开到后来要素市场改革，从乡镇企业兴起到国企改制，每一个阶段都展现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因此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以及法制化、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

第二，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他从历史的视角，提出政府的一般经济职能。他认为，政府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仅是推动者，也是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他研究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改革路径，强调政府角色不只是守夜人，而应在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探讨政府干预边界和政策引导方式，强调政府在反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和维护公平竞争等职责，以确保市场公平高效运行。

第三，开展制度创新研究。他特别关注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和金融制度创新，认为明确和保护产权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前提，而企业制度创新则是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金融制度方面，他强调金融市场开放和改革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他还指出，制度创新不仅需要顶层设计，更需要地方和基层实践探索；只有通过上下结合，才能形成系统性的制度创新成果。

第四，研究金融改革问题。他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中小创新企业融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此外，汪老师还强调金融改革要与其他经济改革相协调，形成改革合力。

汪老师还深入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效应。在他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注重社会公平和包容，不能仅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和谐稳定。对于出现利益调整和矛盾冲突，他主张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以缓解改革带来社会阵痛。

六、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政策

汪老师长期关注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政策。2002年，他出版专著《我国“九五”、“十五”宏观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对中国90年代适度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和分析》（《经济学家》，1992年第2期）、《关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若干问题》（《中国工业经济》，1996年第1期）、《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在经济“软着陆”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当前亟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兼论地方政府投资膨胀机制的治理》（《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6期）、《试论潜在经济增长率》（《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和《试论经济周期的历史发展——兼及中国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等。在他长期主编《中国经济年鉴》过程中，以及在他沉甸甸的关于现代中国经济史著述中，都不只是满足于对重大经济事件、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做简单描述，而是深入进行理论分析，探索现象背后的经济规律。

首先，对流行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及其测算公式做了修正。他认为，潜在经济增长率本质上就是总供给增长率，并特别强调要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但不包括总需求因素。据此，他将潜在经济增长率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社会生产技术情况下，在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前提下，各生产要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所能达到的生产率。他还将潜在经济增长率公式修订为：“潜在经济增长率=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适度开发利用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缩减率”。他还提出，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或缺口是衡量经济冷热的重要指标。

其次，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周期特殊性，提出了中国经济周期分析模型。他认为，中国经济周期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政治事件、投资驱动、外贸波动和政策调整等。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他指出中国经济周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阶段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例如，在经济过热阶段，应采用紧缩性货币和财政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而在经济下行阶段，则采取扩张性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第三，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基本经验。他认为，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准确把握经济周期所处阶段及其特点，以确定和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要把对总需求调控和总供给调控结合起来；在调控总需求方面，主要是调控好投资和消费以及内需和外需的关系，还要把握经济增长和通胀的平衡；在调控总供给方面，要把当年的调控和长远的调控结合起来；还要注重宏观调控体系变革和创新，将其与市场主体和市场体系的改革结合起来。

第四，深入研究产业结构优化及其实现途径。他认为，投资和消费结构的失衡是导致中国产业结构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还指出，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反之则会导致经济剧烈波动。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以增强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第五，深入研究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他认为，货币政策作为总需求调节的重要手段，应根据经济冷热程度及时调整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并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他强调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建立更加开放和竞争的金融市场体系，增强市场流动性和透明度，防范金融风险。他还强调，货币政策除了关注通胀率和GDP增长率，还应重视促进就业，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以及政策的有效传导。

第六，深入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开放政策。他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运行间的互动，深入分析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外贸进出口、外汇储备、跨境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稳定等。他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也要采取灵活的政策措施，及时有效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

七、对物价和通货膨胀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由于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中国经济长期受到通胀的困扰。汪老师在物价和通货膨胀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涵盖通胀的成因、调控机制、政策建议以及国际环境对中国物价影响等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有《试析通货紧缩的特征——兼及通缩率和通胀率公式的修正》（《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2期）、《试析新一轮经济周期波峰年份物价运行的特征及其走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和《对物价运行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2月24日）等。

首先，对流行的通胀率和通缩率公式进行修正。他将“通胀率=物价上涨率”修正为“通胀率=物价上涨率-由各种非需求过旺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率”。他将“通缩率=物价下降率”修正为“通缩率=物价下降率-由各种非需求不足因素引起的物价下降率”。他认为，通胀除了供不应求这个需求因素的作用以外，还有诸如劳动生产率下降、产品成本上升和垄断价格等因素发生作用。反之，通缩亦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中的通胀痼疾难除，最近两年又遭遇通缩的压力。他对物价问题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其次，对不同的通胀率指标进行了具体探讨。他认为，GDP平减指数、消费价格指数（CPI）和生产价格指数（PPI）具有各自的不同功能，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前者覆盖面最广，用于衡量一般意义的通胀水平；CPI反映消费者生活成本，但受到供给因素，如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观测中国通胀水平，就不能只看CPI指标。而PPI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对于中下游中小民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影响最大。

第三，深入剖析了结构性通胀的成因。他指出，中国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还受到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例如货币供应量、供求关系、成本推动和国际价格传导效应等。中国经济快速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某些行业供给相对不足，而需求旺盛，从而引发价格上涨。此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能源和资源价格波动及其相关政策变化都会对通胀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在物价调控机制方面，提出了多层次、多手段的针对性调控策略，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配合。央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保持市场流动性平衡。同时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税收和政府开支，影响社会总需求，对物价产生间接作用。他还特别指出，要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活必需品、战略性物资的生产效率和供给能力，以及灵活实施物资储备管理等。

第五，研究区域物价差异。通过分析不同区域的物价数据，他认为，影响区域物价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市场供求关系、运输和流通成本等。因此，物价调控政策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例如，对物价上涨较快的地区，政府加大商品供给、优化物流网络、降低运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以缓解通胀压力。

第六，探讨国际贸易和跨国资本流动对中国通胀的影响。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会通过贸易渠道、资本流动渠道等途径传导至国内。尤其是石油、粮食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会增加输入性通胀压力。政府应多管齐下，包括加强国际合作、签订长期供应合同和建立战略储备等，减少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物价的不利影响。

第七，关注通胀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他指出，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差距，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上升。政府应采取针对性社会救助和补贴政策，缓解通胀对弱势群体的冲击。他建议，政府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补贴标准，增加社会福利投入等方式，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

八、对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进行理论研究

1990年代，美国硅谷新经济和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汪老师深入思考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比较研究和总结国际经验，他在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和预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4期）和《关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现状、成因和对策的思考》（《中国经济年鉴》，2010）等。他的很多观点，在当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首先，系统阐述技术创新本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指出，技术创新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引领经济增长、促使经济结构优化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通过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等形式，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他强调，技术创新涵盖新技术、新产品开发，还包括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改进。通过创新，企业和国家都可以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其次，深入研究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技术创新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他系统分析了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投资与消费以及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严重失衡的现状及其成因，并从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以及改善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他指出，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依赖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结构调整有显著作用，可以提升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还能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

第三，提出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具体建议包括：增设创新基金和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励企业创新热情；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他还建议完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第四，强调深化改革和政策引导，推动经济结构合理化。他指出，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以及产业结构失衡，高附加值产业和服务业比重偏低。他建议发挥政策引导作用，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公平竞争，支持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整体效益。同时，他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通过区域协同创新，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

第五，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他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创新应是全球共同参与的过程。他建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加强与其他国家技术交流与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九、在国企改革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学术贡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涉及如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等问题。汪老师在这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代表性论文有《关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若干问题》（《经济体制改革》，1997年第1期）、《试析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状及其基本特点》（《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和《关于中央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问题》（《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等。

首先，深入研究国有资本合理布局问题。在1980年代中后期，汪老师通过对传统国有企业、承包经营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将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他针对国企在公益事业、自然垄断和竞争性领域发挥不同作用，主张“抓大放小”和“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不同领域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分别采取独资、控股和参股的策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营资本作用。

其次，深入研究国企改革。他主张从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入手，通过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和股份制改造，激发国企的竞争潜力和创新活力。他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与民营资本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完善董事会运作和管理层激励机制，增强企业自我约束；实行市场化职业经理人制度，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他还建议加强企业内控监督和审计，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诚信度。

第三，研究企业组织行为和战略管理。他认为，应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提高组织运营效率和执行力。他强调企业文化对员工行为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增强员工归属感和凝聚力。在战略管理方面，他主张企业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确保战略执行有力；同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灵活调整经营策略。

第四，在市场化运营机制方面，强调国企转变经营理念，强化市场意识，增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能力。他提出，国企应学习先进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特别是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的成功经验，提高经营效率和市场响应速度。他还建议国企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

第五，深入分析国企改革中的挑战，提出相应对策。他指出，国企改革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利益固化，政府应加强政策支持和行政推动，建立改革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鼓励和支持改革试点和创新实践。他还主张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国企运营和治理，降低改革阻力，保障改革顺利推进。

他还研究了国有企业国际化问题。他认为，国企走向国际市场，可以拓展业务领域和市场空间，促进技术交流和引进管理经验；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文化差异、法律环境、市场竞争等。为此，国企应注重合规管理，遵守当地法律和国际规则，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和加强社会责任。建议与国际知名企业合作，通过合资和并购等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

十、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研究贡献

首先，长期关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美苏冷战、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变化，以及近年来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和人工智能发展等都有关注。他认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的综合性变迁。全球化带来空前的经济繁荣，但也带来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

其次，探讨各国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影响。他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在短期内可以起到保护国内部分产业的作用，但长期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降低经济效率，损害整体利益。他主张以自由贸易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多边规则和合作机制，促进国际贸易公平和繁荣。他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认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贸易便利和技术支持，实现共同繁荣发展。

第三，研究跨国企业行为。他揭示了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策略、投资行为、生产布局等特点。他分析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营模式，指出其既促进了技术转移和国际分工合作，也带来垄断风险和劳资矛盾。他还探讨了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提出政府应在保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吸引外资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完善法律和监管制度，促进跨国企业健康发展。

第四，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他密切关注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历次金融危机，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分析危机原因，总结经验和教训。他提出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控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稳定性。他还强调完善国际金融安全网，以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和资本外流，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

第五，系统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他指出，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他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强调加强国际合作、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他还探讨了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他认为，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应该通过改革和创新，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和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赋予更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的包容性和代表性；推动区域经济务实合作，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汪老师步入耄耋之年之后，依然宝刀不老，思维敏捷，精神矍铄。他坚持每天关注国内外大事，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并乐于交流分享。最近几年，汪老师身体状况不如从前，耳朵有点背，写字时手会微微发抖，但他仍坚持锻炼身体。每年教师节，我和夫人都会去看望他和师母。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提醒我，要劳逸结合，加强运动健身，并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支撑一辈子从事研究工作。2023年，汪老师出版了专著《论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和《论中国经济变革》（山西经济出版社）。2024年，他已是94岁高龄，又出版了新书《科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是典型的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研究不止，是我终生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