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泽平团队
导读
全球民粹主义指数在2015年后明显抬头，历史上有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以拉美为代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民粹主义，2008年以后美国民粹主义大师“特朗普”大打贸易战、对内制造社会对立、对外输出矛盾，近年欧洲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愈演愈烈，国内也出现个别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网络言论和大V。
在全球经济社会大周期末期，由于贫富差距拉大、货币超发、调节收入分配机制缺失等因素，全球民粹主义回潮，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给全球化、经济增长、世界和平稳定带来巨大挑战。
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十论民粹主义的起源、现象、本质、影响与治理：
1、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有三个核心主张：反理性精神、反多元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今日的民粹主义扩展到：反理性、反建制、反精英、反多元化、反全球化、仇富、排外等。煽动、道德垄断都是民粹主义者善用的工具。
2、民粹主义是裹挟“民意”的骗局。民粹往往披着“民意”的外衣，看起来对于底层群众有相当的诱导性。
3、民粹主义者往往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煽动性和欺骗性，但是历史上他们的施政水平往往效果很差，属于低智商、高情绪化的思潮。民粹主义提出问题但不解决问题，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历史上民粹主义者上台往往走极端，带来经济效率低下、社会活力下降、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更大的撕裂，民粹主义的破坏性强且不具备建设性。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二战时，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升级至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
4、全球民粹主义三大典型案例。以拉美为典型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过分强调了公平而忽视效率，大搞国有化、高福利、平均主义，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货币超发，引发恶性通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苏联、东欧搞的计划经济，也由于过度强调平均主义而忽视效率以及对个体积极性的抑制，导致在全世界实验失败，实验国家付出巨大代价。近年来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不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反而对外转移矛盾，激发反多元化、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一旦政治极化，增加全球经济政治不稳定性风险。
5、经济学的根本命题是效率与公平。过于注重效率，如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强调自由市场，会出现贫富差距恶化；过于注重公平，如民粹主义、纳粹主义、计划经济等，会造成社会生产意愿不足、经济停滞，民众不满情绪就会上升，甚至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公共政策的关键是如何做好公平和效率的平衡。纵观历史，做好两者的平衡与协同发展较难，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天平会更加向一端倾斜，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当然，在过度重视效率、忽视公平的时代，民粹主义也向社会敲响了应该重视公平的警钟。
6、回到中国，警惕那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言论，比如，“当前的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导致的，应该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民企应该离场”、对民营经济“喊打喊杀”、“劫富济贫”，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中央明确表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精神是明确的，态度是鲜明的，而且近期多次强调，只是被之前网上个别民粹主义的“不正确议论”歪曲了。近期中央明确表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当前应该采取科学理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性，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新基建、国企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激发企业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励生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平衡好公平与效率，对外积极推动全球化，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7、识别民粹主义政客和思潮。以特朗普为例，作为民粹主义的“大师”，欺骗的是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大部分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民众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国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的建设性重要力量，积极推动全球化秩序完善。
8、对于新时代企业家，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员工、社会良性循环发展。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创造就业和促进创新的基础上，在涉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或者捐助。这是张謇和胡雪岩的区别，也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值得企业家群体深思。
9、对于民众，理性认识企业家从创业之初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对社会发展、就业、经济增长等的贡献。不能只看到成功者的光鲜，也要看到九败一胜背后的创业艰辛。
10、对于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积极推动教育、住房、户籍、就业、社保、财税等相关改革。但这都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只有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蛋糕做小，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发挥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就业，提升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美好生活。
愿贫寒的人有立足之地向上奋斗，愿社会流动莫欺少年穷，愿富贵的人承担社会责任德以载富，愿社会崇尚励志和奋斗文化，愿每个人都能看到光、心中点燃希望，让躺赢、躺平文化从此消失。如此，中国大有希望，未来大有希望！
正文
1 民粹主义的起源
1.1 定义：反对理性精神和多元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源自于拉丁语populus（指人民或群众），自19世纪在俄国兴起，其概念和范畴有一定争议，但总体而言，是一种以平民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意识形态。民粹主义的两个核心主张是反精英主义和反多元主义，其特征是民主的极端主义。
民粹主义与理性精神、多元主义、精英主义等对立。
民粹主义反对理性精神。民粹主义擅长煽动、欺骗、道德垄断、极端、片面、偏激，这都是民粹主义者善用的工具，拒绝理性的思考和推理。
民粹主义反对多元主义。多元主义主张国家权利多元化，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多元权力制衡机制，多元主体通过“多元竞争”达成“价值趋中”。而民粹主义反对多元化，不赞同多种思想和观点的共存，认为人民全体会有同一种声音，会进行自我阵营划分，认为有且仅有他们能代表人民。民粹主义实际上将“人民全体”抽离出实际人民群体，拥护的是虚拟的、或是有民族身份认同、或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人民全体”。俄国民粹派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这一点更符合右翼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精英主义认为应该由少数具备知识、财富与地位的社会精英，来进行政治决策，主导社会走向。罗马共和国时期，提比略·格拉古主张由罗马公民举行的公民大会代替元老院进行决策，相对地，贵人派支持元老院统治、强调只有精英贵族才拥有统治的能力与智识，人民缺少知识与统治能力、易受煽动，权力交给人民将引发暴民政治。而民粹主义则强调平均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将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这一点更符合左翼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大多伴随着革命运动和政治事件，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都有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左翼民粹主义是反自由主义、致力于社会公平，其中极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庇隆（阿根廷）、瓦加斯（巴西）和查韦斯（委内瑞拉）等。右翼民粹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致力于社会发展、而把社会矛盾向外转移，其中极右派的代表包括了墨索里尼（意大利）、希特勒（德国）、弗朗哥（西班牙）和布热得（法国）等。但无论左翼右翼，其领导者都遵循一条标准化道路，即利用国家内部或国家间冲突，为自身政治铺路。
1.2 民粹主义产生的原因
1.2.1 直接原因：效率与公平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民粹主义兴起往往始于中下层民众对于部分社会现象的不满；例如，长期的贫富差距过大，财富获取与就业机会不均等，对当政的精英政治不认可，也可能包括了某些外部国家的势力干预本国社会价值认知，即对底层人民价值观的冲击与重塑。
贫富差距过大也是经济社会“效率与公平”失衡的累积结果。效率与公平是社会发展中难以避免的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效率和公平双兼顾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很难做到“绝对公平”，因为不同阶级民众的诉求和认知不同、对“公平”的理解也不同。因此，多数国家形成以效率为主，辅以“相对公平”的策略；但这种“相对公平”并不能在任何时候完全满足底层人民的诉求。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时，“相对公平”尚可以带给底层人民满足感；但在经济衰退时，底层人民的被剥夺感加强，如果执政者忽略了效率与公平的纠偏，往往会生出民粹主义思潮。
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证。纵观历史，做好两者的平衡与协同发展较难，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天平会更加向一端倾斜，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当然，在过度重视效率、忽视公平的时代，民粹主义也向社会敲响了应该重视公平的警钟。
一般来说右派强调效率，而左派强调公平。过于注重效率，倡导生产要素的自由竞争和利益最大化，会出现贫富差距逐步拉大，形成民粹主义兴起的基础。经济学上的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都是摆向效率的典型代表。过于注重公平分配，强调绝对公平和“均贫富”，会造成社会生产意愿不足，经济停滞，民众对当政者产生不满情绪就会上升，则会诞生民粹主义、纳粹主义、计划经济等。
1.2.2 根本原因：社会大周期末期，呼吁效率和公平的再平衡
在全球经济社会大周期末期，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显放缓，债务负担难以承受。贫富差距在数年来的积累后分化愈发明显、社会撕裂阶层对立。民众呼吁效率与公平再平衡的声音日益高涨，经济金融动荡、社会不稳定增加。外部面临新兴崛起大国的挑战，政府公信力减弱，过于温和保守的领导人难以应付复杂严峻的局面，强人政治模式再现。
政策上，要么对内进行强有力的结构性改革，对债务进行出清，调节收入分配以缓和阶层对立，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领域比如科技创新、制造业、教育、基础设施等，以重建经济竞争力，重新凝集社会共识；要么对外转移矛盾，遏制新兴力量崛起，爆发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战、舆论战等，“修昔底德陷阱”上演，地缘冲突频发。
因此，大周期末期，往往伴随着民粹思潮兴起、地缘动荡加剧、国家之间利益再分配产生冲突，“大政府、大财政”等特征。
1.2.3 政治文化原因：身份认同、排斥异己、煽动仇富
民粹主义者善于从身份的角度引起大众共鸣，并把当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因于“异己”的出现和破坏，例如，种族差异、宗教信仰差异、财富差异等，最后演变为种族主义、极端排外民族主义和仇富。
历史上，希特勒上台后对于犹太人、吉普赛人等“劣等”种族的迫害，强调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
特朗普对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公然抨击，引起美国白人的身份优越感；
欧洲难民潮中欧洲本土居民对于中东难民的排挤，随后也演化为了欧洲右翼民粹高举“反移民”。
此外，民主体制易产生弱势政府；议会、政党内部小团体、以及游说集团共同阻碍了“民意”的政策践行。底层民众渴望一位足以代表他们发声的执政者（强人政治的民众基础），民粹主义者往往与强人政治联系在一起。
不可否认，政治文化因素对于民粹主义重要性不容小觑，鉴于本文侧重于经济学视角，故不做重点阐述。
1.3 全球正处于社会大周期末期，效率和公平的钟摆周期
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周期的阶段性拐点，1929年大萧条是大周期起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大周期到达顶部，2008年以来属于大周期末期，凯恩斯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等重回历史舞台。
社会大周期回摆至百年前，有其历史必然性：
一是，经济霸权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转变。霸权国家最初作为先进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制造中心，然后逐步把产业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到后发国家中，自己越来越成为依赖金融、过度消费、过度举债的食利者（2008年美国房地产金融部门引发的次贷危机、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尽享利润的同时也面临着霸权基础的衰落。必将导致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带来内外部的阵痛、摩擦和动荡。
二是，货币扩张和金融自由化加剧了贫富分化。在经济发展上行阶段，富人凭借更多的资本投入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同时金融业也更乐于放贷给信用更好的富人，从而加速了其资本积累，形成了金融业在支持经济发展上“嫌贫爱富”的现象。然而经济下行的时候，随着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发放现金的方式救助社会，总货币乘数急速下降，流动性过剩，再次推高通胀和资本市场价格，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恶性循环。
三是，全球进入“强人政治”、“大财政”时代。政治极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自由贸易体系有向双边、多边贸易发展的趋势。美国重启“大财政”，三次大周期拐点均出现平衡财政和功能财政切换，2008年后向功能财政回归，2020年以来美国实行激进财政救助计划、大基建计划，财政赤字货币化现象再现。背后是美国货币超发与贫富分化。
2 民粹主义的案例和教训
2.1 案例一：20世纪30年代，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粹主义升级至纳粹主义、军国主义
民粹主义所带来的最大风险，毋庸置疑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希特勒为首的一批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宣扬极端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从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时社会背景造就了民粹主义抬头：1）国家经济处于较差时期，民众对于时任执政者不满；2）中下层民众水深火热，而富人阶级财富依然在扩张；3）政治决策者缺乏效率与果敢；4）国家内部兴起了排外情绪。
1929年大萧条来临后，当时的德国本就面临承担战争赔偿的负担，其经济境况迅速地恶化。银行出现货币信用危机，发生挤兑存款风潮；失业人口逐年剧增，1932年德国的失业率为30.8%；1930年-1932年，德国十万人次以上的罢工出现了百次，国内矛盾凸显。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经济危机爆发、民不聊生的绝佳时机，将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结合并“发扬光大”，纳粹主义得以形成。
纳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种族优秀论，“日耳曼种族”至上；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反对英法资本主义体系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德国纳粹主义首先把矛头指向国内的犹太人，在反犹主义之后，纳粹主义又主张世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实行对外侵略扩张。
1933年初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通过财政赤字进行了扩军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叠加女性和犹太人等被禁止就业，一下便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问题。在工资方面，主张义务劳动，实行低工资的政策。同时也实行“军事优先”政策，即纳粹军国主义，随后数年间军事上的开支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市政建设的开支。
这些财政刺激措施使得德国经济开始复苏，从1935年起快速增长，1938年国民总收入增速达到10%，纳粹的宣传部门不遗余力地称其为“经济奇迹”。但对比发现，1932年工人平均工资为1980帝国马克，而1938年工人平均工资为2107.9帝国马克，6年间仅提高了6.6%。生产资料虽然上涨，但人们的生活水准相对于1932年几乎没有提高。德国经济的起色是以牺牲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的。
不久，财政压力开始显现。1938年在西方工业大国中，国家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德国最高，占35%。法国、英国、美国三国依次居后分别是30%、23.8%和10.7%。德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突破了100亿帝国马克。德国军备领域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到了60%，挤压生活消耗品生产。希特勒同时也大肆国企私有化，从民间和私营公司吸纳资金。同年，世界经济危机再度爆发，德国的最大金主美国对其断贷，德国纳粹很快便开始了对外侵略。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二战爆发。
纳粹德国所宣传的“经济奇迹”，是通过对人民的迫害、失衡的产业结构（过度导向军事支出）所实现的，注定是不可持续的。德国纳粹主义思想下的穷兵黩武、“四年战争计划”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
2.2 案例二：民粹主义根深蒂固的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19世纪末拉美国家逐渐开始工业现代化发展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一种微妙且复杂的关系中，美国资本涌入拉美，对社会意识形态和阶级造成影响，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愈发突出。拉美许多民众对政治精英失去信心，民众逐渐产生了排外思想，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最后升级到拉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2.2.1 经典民粹主义：阿根廷“庇隆主义”
20世纪40年代伊始，拉美兴起以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风潮，给拉美带来了深远影响。经典民粹主义大多聚焦于致力于降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改善工人阶级的境况、宣扬社会平等、反对外来干涉，力图实现国家的自主发展。
1929年大萧条导致国家之间贸易战频发，阿根廷政治经济的转折点由此开启。美、英先后停止从阿根廷进口农副产品和农作物，出口导向型的阿根廷经济遭到了重创，滞胀、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1930年阿根廷军队首次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此后军政权和民选政府轮换执政，政治面临极大的不确定。叠加底层劳动人民对于执政者收入分配的早已不满，前期积攒已久的社会矛盾浮出水面，民粹主义政客趁势崛起。
1946年，胡安·庇隆在底层人民的期盼声中开启了他的任期。庇隆主义的核心就是“第三种立场学说”，即对外主张与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保持“等距离”，支持第三世界，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
“庇隆主义”，提出了“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三大口号。主要政策有三点：第一，扩大政治民主化；第二，打击外国资本，大规模国有化；第三，改善社会福利。庇隆凭借他的主张获得不同阶级的广泛支持。“庇隆主义”直到今天，也依然是部分拉美国家高举的社会纲领。
庇隆上任后，一是高价购买大批外资企业，外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从1930年30%下降到1949年的5%。例如，以1.5亿英镑购买英资在阿根廷的2.4万公里铁路及附属公司；3.19亿比索购买美资阿根廷电话公司等。此外他还成功垄断阿根廷石油开采，成立贸易垄断机构，获得巨额外汇。二是在福利政策上，工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6年的38.7%增加到1950年的45.9%。1947和1948年连续两年工人社会年均工资增长达到了25%。据资料统计，在庇隆第一次执政期间，约有50万户阿根廷居民住进了新建的住宅，阿根廷人的自有住房率从37.3%上升到了57.5%。
大规模国有化和社会福利都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和随之而来的货币超发，必将与经济发展规律相违背。在随后的几年，阿根廷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开始下滑，财政赤字弊端开始展现，政府冻结工资，削减福利计划；这导致阿根廷国内再一次陷入混乱，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通胀高企，最终再次发生军事政变。这也为后来阿根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埋下了种子。
阿根廷的民粹与扩张性福利捆绑，以此讨好民众，根本是为民粹政治铺路。但福利政策施行应符合财政约束，反之将面临过高赤字率，难以长期维持。而民众对高福利过度依赖，也造成了其国内民粹主义频发的体制。民粹引发的经济政治不确定性明显上升，阿根廷难以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
2.2.2 激进民粹主义：委内瑞拉“查韦斯主义”
迈入21世纪后，激进民粹主义在拉美盛行，其在传统民粹主义基础上，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激进民粹主义以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和马杜罗、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等为代表。
委内瑞拉靠石油起家，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也步了阿根廷的后尘。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经济衰退、油价大幅走弱，委内瑞拉过度依赖石油收入的单一经济模式，使得长期积累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在这一时期暴露出来。1989至1998年十年间，委内瑞拉年均社会贫困率高达45.5%，而在此之前的十年年均社会贫困率仅为32%。1997年外国资产占委内瑞拉全部资产的41%。银行、电讯业、电子产业等均落入外资之手，其他金融业、石油业也面临外资掌控的威胁。如此“卖国”的行为遭到了底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委内瑞拉的民主开始瓦解,出现了政权更迭、政党分裂、社会冲突增加等一系列政治上的动荡。
1998年12月查韦斯登正式当选。查韦斯的外交政策促进拉丁美洲的区域性团结，反对美国和西班牙等前殖民宗主国对拉美的文化和政治体系破坏。
查韦斯的主要政策有三点：政治权利的独裁化，经济国有化以及社会的高福利化。具体来说，查韦斯制定了严格的解雇条件和法定程序，并数次上调最低工资，以确保工人购买力的稳定和稳定就业。通过其石油民粹主义思想，推行全民免费教育和医疗、低价食品及燃料供应。能源、电力、电讯等关键行业再次实现国有化，并进行了土地改革。查韦斯舍弃新自由主义实行“石油民粹主义”主要影响了委内瑞拉中产阶级的利益。
查韦斯上台适逢国际油价的上升周期。在查韦斯执政的十多年间，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较前期翻了一番多，经济增长也较为迅速，在减贫和缩小社会差距方面也有不俗表现。但由于这种高福利制度是建立在石油收益的基础上的，对于石油行业过于依赖，经济结构发展单一，其他产业反而产生萎缩。在查韦斯去世后，国际油价再次下跌，直接引起了委内瑞拉石油危机的爆发，使得社会生产倒退，百姓回归贫困。
直至今日委内瑞拉还在为查韦斯的错误买单。归根结底，查韦斯主义、或者说拉美激进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过分注重公平而忽视了效率。经济结构过分依赖单一产业（石油），前期国家积累的大量财富并没有用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大力推行石油福利制度、国有化，经济效率低下，难以建立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由此产生就业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收入两极分化难以从根本解决，政府的“短视”无法统筹经济发展大局，便没有进一步容纳就业的空间。
过高的福利政策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产生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超发、恶性通胀，企业和居民活力丧失，经济停滞。
2.3 案例三：2008年以后的欧洲民粹
2008年以后欧洲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源于以下背景：早在新自由主义下，欧洲从消极福利国家（强调公平）过渡到积极福利社会（兼顾效率与公平），民生开支相应缩减；随后的欧洲一体化，再一次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欧盟民众产生冲击；金融危机叠加欧债危机、以及长期受到难民涌入威胁，欧洲内部经济恢复“失衡”，中产阶级也惨遭重创；中下层民众开始投向更激进的政治选择，排外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兴起，民主代议制度、社交媒体传播成为民粹思潮的沃土。
当下普遍把2014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认为是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反对移民的右翼民族政党席位有明显增加，怀疑欧盟政府施政能力的自由独立党席位也有所增加，约占1/4的欧洲议会席位。随后2016年英国脱欧，2017年起，反精英、反建制、反传统的声音在欧洲持续高涨，民粹运动此起彼伏，加剧了欧洲政治极化，随即2018年3月西欧第一个民粹主义政府在意大利成立。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被认为是民粹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空前对决。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民粹主义政党没有达到通过控制欧洲议会进而改变欧盟的目的，但却改变了欧洲议会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传统中左和中右两大党团长期联合控制欧洲议会的局面被打破。2015-2019年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整体支持率上升了接近33%，由民粹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参加执政联盟的欧盟国家已经达到11个，希腊、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粹主义政党均为本国的主要执政力量。
当下欧洲民粹主义的主张：阻止或退出欧洲一体化，反对经济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反对接收难民，削减难民福利，主张本土排外主义和反对多元主义，认为保护欧洲本土文化是要务；创建高福利国家，直接为底层人民提供补助；改善精英代议制，加强直接民主，通过网络等渠道加强和底层民众的沟通增加底层民众政治决策参与感。
2008年以后欧洲民粹明显右翼民粹主义风头更盛。以阶级和贫富问题为核心的左翼民粹主义让位于以民族主义和反经济全球化为主的右翼民粹主义，更加深了欧洲意识形态的碎片化和社会危机，蕴藏未来巨大的全球动荡风险。而大量中产阶级卷入其中，反映欧洲贫富分化加剧。
2.4 案例四：2008年以后，民粹主义“大师”特朗普上任
冷战后，美国享受在其自由民主制度及意识形态的优越感中。但全球化的浪潮推进，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制造业代表的中西部大幅衰落，低技能白人劳动者失业，形成了铁锈地带，与金融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东西海岸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
中部铁锈州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但东西海岸线却尽享全球化福利。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底层民众渐渐达成共识，他们是“全球化的输家”“身份优越感消失”，民粹主义思潮生根。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白人至上”、以及对铁锈州的大量承诺（贸易保护、制造业回流、创造就业岗位）彻底点燃了“沉默的大多数”，成功当选带有“民粹主义”标签的美国总统。确切的说，特朗普主张结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其一方面受到里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内降低税收、减少政府管制、推动基建，刺激经济；另一方面受到右翼民粹主义影响，对外奉行“美国优先”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毁约退群、向全球发起贸易战，对外转移矛盾。特朗牢牢握住美国“沉默大多数”对他的拥护，强调美国白人的身份认同，反“多元化”、收紧移民政策，塑造其强人政治的形象。
班农是右翼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危险人物，他首先是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后特朗普上台一度成为白宫首席战略师，曾遭到美国多数两党的谴责。班农曾经的演讲《中国摘走了自由市场的花朵，却让美国走向了衰败》，是典型的右翼民粹对外转移矛盾思想。
直至今日美国暴力事件频发，特朗普的支持者不在少数。 2020年美国大选，拜登仅以微弱优势凭借少数几个关键州选票获胜，而特朗普获得超过47%的普选票（超7300万张）。
事实上，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在其执政的四年间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撕裂，民粹主义对经济的破坏性极深且不具备建设性，如果美国不能清醒的意识到自身问题，生产性不足、过度消费模式、贫富差距、特里芬难题等，并有效进行改革，民粹主义迟早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冲击美国的现有秩序，并冲击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20世纪80年代美国成功维持经济霸权的主要原因，是里根供给侧改革和沃尔克遏制通胀的成功。
今天的欧美民粹主义者都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而非通过政变上台的独裁者。这是对民主政治一个巨大的冲击，全球的民粹主义已经渐渐积累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倘若任其发展，可能会形成全球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间的对立。民粹主义开始走上政治主流，尤其是考虑到政治主义具有延续性和较强的生命力，未来或许有更多的类似特朗普的民粹政治家。
3 启示
民粹主义对经济的破坏性极深且不具备建设性。民粹主义者以煽动底层人民与建制派冲突，为其政治铺路，往往带来经济效率低下、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更大的撕裂。
以拉美为典型代表的左翼民粹主义，过分强调了公平而忽视效率，大搞国有化、高福利、平均主义，导致经济效率低下、货币超发，引发恶性通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苏联、东欧搞的计划经济，也由于过度强调平均主义而忽视效率以及对个体积极性的抑制，导致在全世界实验失败，实验国家付出巨大代价。
近年来以美欧为典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不从根本上解决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下降问题，反而对外转移矛盾，激发反多元化、逆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社会撕裂，一旦政治极化，存在军事冲突和地缘政治动荡的风险。
3.1 效率与公平的价值钟摆，应该摆向理性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纵观百年经济思想和公共政策的周期性交替，其均遵循一条主线价值观即效率与公平观。每轮经济大衰退都是一次对效率和公平的纠偏，继而诞生新的思想；1929年的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凯恩斯主义革命兴起。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分野，新凯恩斯主义复兴。滞胀之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放松了金融监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违约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大衰退”。主张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美、欧国家广泛采用大规模QE（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萧条悲剧重演，但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长期依赖货币放水增加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延缓市场出清，鼓励投机而非创新，资源错配扭曲经济结构，推升金融杠杆风险；同时，长期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等深层次矛盾，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强，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激进政治观点抬头，逆全球化风险上升，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动荡。
2020年流动性危机一度爆发，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超过2008年。西方现代货币理论（MMT）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对货币政策极度依赖；但是过去20年美、欧的经验和教训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反而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国没有再次实施货币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选择了“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中美两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分化，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国博弈的结果。现实是最好的实验，历史是最好的裁判。
站在现在这个历史时点，我们应选择理性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性，建设新基建、国企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激发企业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励生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对外积极推动全球化，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3.2 民粹主义只是“破坏者”，缺少建设性，制造社会对立，导致社会撕裂，清醒的民众、理性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精神是建设者
以特朗普事件展开，一定要把美国政客和企业家分开，民粹主义者欺骗的是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受损的底层民众，大部分知识分子、企业家和民众是清醒、友好和理性的。在美国存在一大批支持全球化的建设性重要力量；受益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和科技企业反对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同时积极推动全球化秩序完善。美国铁锈州的传统失业工人是支持特朗普民粹的政治基础，这对企业家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最终带来美国社会动荡和更大的撕裂。由此可见，民粹主义一旦兴起，将对企业家带来极大的威胁。
区分资本家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资本家（企业家精神缺失）在获得了大量财富后没有考虑到提高员工报酬、生活福利、承担社会责任等，纸醉金迷，为富不仁。新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员工、社会良性循环发展。发挥企业家精神是要有更大的历史格局和国际视野，在涉及民生的的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或者捐助。
企业家精神对调和贫富差距有巨大作用。全球有很多企业家三次分配的案例。邵逸夫先生贡献内地教育事业，捐助修建校舍“逸夫楼”；邵逸夫基金会宗旨是协助教育、医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田家炳基金会实践“取诸社会、用於社会”的理念，推动教育、医疗、卫生、文娱、康乐、交通等社会公益事业；田家炳先生还捐出80%身家给超200所学校。盖茨基金会致力医疗和不平等现象，包括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建设，构建全球医疗互助网络。
3.3 民粹主义是裹挟“民意”的工具和骗局
民粹主义的出发点，往往是解决社会不平等现象，确实是社会需要改进的方面。但民粹主义在做法上往往走极端，采取高福利政策、煽动仇富、亦或是排外和收缩性政策，导致债台高筑、巨额逆差、社会撕裂。从经济总量上观测或许还有一些迷惑性，但具体到微观指标时，可以发现并没有实质性的对居民带来丰厚的回报。反而在拉美国家这种根深蒂固的民粹主义，所谓的“福利民粹”或者“石油民粹”更像是透支国家未来，最后受伤最深的还是居民部门。
民粹主义者往往滥用了西方的民主理念和“自由的政治空间”，但实际上民主与民粹大相径庭，理解其间区别，有助于居民部门揭开民粹主义伪善的面具。其一，民主理论流派虽然众多，但是民主理论与制度的基础是比较成熟的；而民粹主义本身没有一个系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只是一种具有群情性质的不成熟观念。正因其价值观缺乏独立性，可以与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相结合，易成为某种政治理论借以发展扩张的工具。其二，民主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反思性；而民粹主义虽然具有批判性，但缺乏理性，对社会发展不具有建设性作用。
3.4 警惕当下民粹主义逆流，积极推动经济社会改革
回到中国，对于那些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言论，比如，“当前的社会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导致的，应该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民企应该离场”、对民营经济“喊打喊杀”、“劫富济贫”，等等，都是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我们坚持采取理性科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生产性、建设新基建、国企改革、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激发企业家精神、二次房改、鼓励生育、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对外积极推动全球化，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
对于新时代企业家来说，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员工、社会良性循环发展。发挥企业家精神是要有更大的格局和国际视野，在涉及民生的教育医疗等领域进行投资或者捐助。这是张謇和胡雪岩的区别，也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值得企业家群体深思。
对于民众来说，理性认识企业家从创业之初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对社会发展、就业、经济增长等的贡献。不能只看到成功者的光鲜，也要看到九败一胜背后的创业艰辛。
对于政府，这需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积极推动教育、住房、户籍、就业、社保、财税等相关改革。但这都需要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只有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蛋糕做小，只能导致共同贫穷。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发挥企业家精神，才能创造就业，提升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愿贫寒的人有立足之地向上奋斗，愿社会流动莫欺少年穷，愿富贵的人承担社会责任德以载富，愿社会崇尚励志和奋斗文化，愿每个人都能看到光、心中点燃希望，让躺赢、躺平文化从此消失。如此，中国大有希望，未来大有希望。
3.5 新时代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精神：张謇和胡雪岩的区别
张謇和胡雪岩的区别，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值得当代企业家群体深思。
张謇是百年来令人十分敬重的企业家，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子女教育十分成功，至今功名流传至今。张謇是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主张“实业救国”“父教育，母实业” ，在南通兴办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使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城市建设按照一城三镇的格局，成为长江下游的重要商埠和苏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张謇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胡雪岩凭借其卓越的商业才能，游走于官商之间，富甲天下，但是最终被抄家。胡雪岩是商人的代表人物，讲求诚信、精明强干等。胡雪岩利用过手的官银在上海筹办私人钱庄，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阜康”钱庄分号，被称为“活财神”。在杭州创立了“胡庆余堂”中药店，制“避瘟丹”、“行军散”、“八宝丹”供军民之需，药店传承至今，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清光绪九年（1883年），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
3.6 警惕当下否定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民粹主义言论，出台实质有力措施提振经济信心
中央明确表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精神是明确的，态度是鲜明的，而且近期多次强调，只是被之前网上个别民粹主义的“不正确议论”歪曲了。近期中央明确表示，“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撰文表示：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前几年曾出现“民营经济退场论”，近一段又出现一些不正确议论，但党和政府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如果做好舆论引导，出台一系列积极措施，有望提振民营经济信心，活力再次绽放。这是大事，这关系到国际竞争力、创新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复苏、老百姓就业收入、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等一系列重大关键问题，这关系到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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