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是1968年8月，那时候城乡之间互相流动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跟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当时我们从城里去农村，是因为毛主席发了号召，但是谁要是去了再想从农村回城，就不行了。
其实，那时从城里去农村也并不容易，需要当地给安排工作、口粮，而农村粮食本来就不富余，人口又很多。我去的地方不是人民公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国营农场体系，相对还比较好办。因为它是国家的，说加点人就可以加点人。
当时的体制是，城里人和农村人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因为城里是国家包下来，有工作、有退休金，日常供应也有保障，农村是没有这套体制的，就靠农民自己。所以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方式，除了极个别的农村，绝大多数农村的生活比城里贫穷得多。
要不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高考，我是不可能回来的。当时去了农村都是要扎根的，要一辈子待在那儿。当时，上海去了好多人，开始的时候还要报名，因为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叫国营农场，但是已经改成军队体制。在那个年代，军队有很高威望，属于“解放军序列”，所以还要挑一挑，选一选。我们学校第一批就12个同学去，像我家成分不算好，录取的时候排在最后一个，是勉强挤进去的。但是越往后，城里是“一片红”，除了很少的独生子女，还有父母或者本人身体不好的，其他统统都要下乡。
知识青年去国营农场比去一般人民公社要好。首先我们是工资制，每月发薪水，跟国营工厂是一样的，只不过工资水平低一点。另外，因为是国家投入，所以去了以后生活条件比一般人民公社要好很多。准确地讲我是去当农业工人，去了以后最理想的工作是开拖拉机，但是没轮上，我就被分到山里打猎去了。
▲1968年—1976年，周其仁作为下乡知青在完达山打猎、养鹿
历史上，我们国家是有迁徙自由的，人可以跑来跑去，出去闯荡，进城打工。像我的父辈就是从浙江山区到上海当学徒的。那时候，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人先在上海站住脚，当了学徒或工人，一有机会就会介绍自己的同乡来。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是写有迁徙自由的。
但是后来“大跃进”以及相继发生的饥荒，城市粮食不够供应，因为人们的户口一旦转到城里，国家就要负责供应粮食。仅1958年到1960年左右，约有2000万人转入城里，粮食供应不了，政府就决定把这些人再迁回农村去。从此城乡这个门就关上了，再也不能自由流动了。
所以基本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以后，城乡之间体制的壁垒就很高了。那时候农村的人，要不就考上大学成为技术干部，进入城市体制，要不就当兵，而且要当“四个口袋”的军官，才可能进城，其他要跳出农门，可是不容易。后来修订宪法，迁徙自由就被拿掉了。
如果没有当年恢复高考，我就在黑龙江一直打猎打下去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一个人生于斯就基本绑在一个地方了。我是初中毕业，没上过高中，后来有高考机会，自己再把高中的课拿来学习，等于是自学的。当然我比较幸运，我们农场水利科有位技术员，是1958年下放到北大荒的右派，帮我补习高中数学。为什么帮我？他说他那代人的生命就那样过去了，看到你们有机会，帮一把也高兴。要不是考上大学，我可能就永远没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这一点上，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不是抽象的道理让我们感谢改革开放，而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要感谢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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