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2日凌晨两点，南京军区值班室的电话急促响个不停。值班参谋用颤抖的手把话筒递给许世友，短短几句，“陶勇跳井身亡”，令这位素来雷厉风行的老将军当场变了脸色。两小时后，他派出专机，直飞无锡。
陶勇，1913年生，年少从军，浑身都是拼出来的伤疤。长征时他是红四方面军年轻的团长，解放战争打淮海又打渡江，到了1950年代，他换上海军军装，先后担任华东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陆战出身却弄懂舰炮、鱼雷，人称“陆上长大的水兵”，外行听来玩笑，内行知道这是对学习能力的最高赞赏。
在海军内部，他行事有章法，脾气也直。手下基层军官议论，陶司令爱管人，凡是士兵训练、伙食、补贴，他都亲自碰，但对那种溜须拍马的事连眉头都不抬。有一次东海舰队搞海上实弹射击，一位副参谋长晚到两小时，汇报前还想找人说情，陶勇只甩一句：“枪响不等人。”直接免其指挥资格。
时间来到1966年。5月下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海军党委三届三中全会。会前，不少人暗中散消息，说要趁会议调整东海舰队领导班子，把“保守派”一并清理。有意思的是，陶勇一听风声，索性表态“坚决不去”。叶剑英拿起电话：“陶勇同志，上会发言比缺席更有力量。”
会场里座位安排紧张。陶勇上台，第一句话就把温度拉到零下：“海军有人搞地下活动，伸手夺权，同党的纪律格格不入。”会场一片静默。李作鹏面色铁青，却不敢言声。事后材料证明，这段发言很快被送到林彪那边，简批两句：“工于心计，不成气候。”可落款却是冷冰冰的“阅”。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盯上了。
同年秋天，陶勇从北京返回上海，先去探望身处逆境的彭德清。上海永嘉路的一栋老宅里，两人握手良久。彭德清迟疑着说：“我这身份，会拖累你。”陶勇摆手：“咱俩一起摸过枪口，你的底细我比谁都清楚。”随后他又把陈丕显、惠浴宇等老部下接进海军机关，名义上“借调休养”，实则保护。熟悉那段风声鹤唳岁月的人都明白，这叫拿脑袋去赌。
许世友看势头不妙，特意去上海劝他：“身体不好，到南京军区避一避。”陶勇答得干脆：“留得住的，叫同志；留不住的，叫战友。”许世友按住他的肩膀，眼睛一眯：“有事，吱一声。”
1967年1月21日上午，无锡，东海舰队后方招待所。陶勇处理完文件，疲惫地趴在桌面小憩。快到中午，他摸摸后脑勺，说头皮发涨，吩咐所长找理发员。理发员到场，四下却找不到人。过了十几分钟，花圃旁的老井里传出一声尖叫——陶勇漂浮在水面，双目紧闭。
现场细节很奇怪：井沿完好无水迹，井口直径不足六十厘米，一个一米七八、体重超过七十公斤的壮年男子，要无声落井并不容易。更让人琢磨的是，陶勇左手拇指甲缝里有泥沙，右手却握拳。随队军医尝试抢救，心跳已停。官方结论几小时后下达——“畏罪自杀”。
当天深夜，许世友召来舰队政委饶守坤，怒拍桌案：“老陶要是畏罪，我许世友倒着写名！”声音在石库门房里回荡，震得灯罩轻晃。饶守坤沉默几秒，只说两字：“不是。”
叶剑英同样心存疑问。接到电话，第一句就是：“陶勇绝非懦夫，人若亡，事必查。”然而，那个时期的气氛容不得深究。相关卷宗先后转过数个部门，最后悄无声息。
上海、南京两地部队很快出现骚动。有人提议开追悼大会，有人主张先稳军心。许世友表态：“部队不能散，纪律要拧死。”他亲自批准舰队加发两天伙食补助，要求全体军官回营，“谁敢造谣，军法从事”。
关于陶勇之死，坊间版本众多。有说他被“极左组织”逼迫；有说内部有人报复；甚至有人怀疑井水被提前抽干，井底布满钢钩，防止他逃生。材料零星，逻辑断裂，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说法被官方记录确认。
多年后，海军档案部门偶然整理陈旧资料，发现1967年1月20日晚，陶勇在日记里写下半页字：“形势愈加复杂，若我倒下，勿让风向带偏舰队。”八行字，墨迹飞白，像是仓促成篇。再往下便是空白。
陶勇54岁，正值一个战略指挥员最成熟的阶段。遗憾的是，他对未来蓝水海军的构想，只留下几份试验舰队编制草案。若干专家估算，若方案得以延续，中国海军装备更新至少提前五年。
许世友在陶勇追悼会上，只说了38个字：“陶勇是硬骨头，冤，而死得不明。待有朝一日，真相大白，定要告慰英魂。”声音哑，却压住全场抽泣。
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档案多数仍在封存期内。军史研究者只能依靠零星信函、口述、报纸边角料拼凑。真相未出，议论不止。历史学界普遍认为，陶勇案的最大价值，不在谜底，而在它提醒后人：哪怕身披戎装，立场坚定，也可能被卷进政治漩涡，命运就此改写。
许世友的那句“非枪崩了他不可”，不是泄愤，更像军人表达正义的粗砺方式。话虽粗，却显出一种赤诚：战场可以拼命，政治黑暗却叫人无奈。
陶勇走后，东海舰队几经调整，部分骨干调往南海，同批新生代指挥员陆续接棒。有人评价说，陶勇留下的，除了战术笔记，更重要的是一股不肯妥协的劲头——在风云莫测的年代，这股劲头，比航程更远，比口号更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