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邢亚倩
在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的资料室里，1985年创刊的《中国故事》合订本泛着岁月的微黄。这本由民进湖北省直文化支部创建人王春桂一手创办的刊物，不仅创下过月发行量80万册的纪录，更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文学崛起的标志性符号。
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学子，到武汉测绘学院的大学教师，再到多个期刊品牌的出版开拓者，王春桂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一代文化工作者在时代转型期的探索与坚守。
南下追梦：从工科院校走出的文学理想
1965年盛夏，22岁的王春桂背着帆布包走出长春火车站。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她在毕业分配志愿表上填了一个很特殊的名字——武汉测绘学院。“那时就想南下看看，想知道书里写的黄河长江、林黛玉的潇湘馆，现实中到底是什么模样。”回忆起当年的选择，年过八旬的王春桂眼中仍闪烁着少女般的憧憬。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所当时亚洲顶尖的工科院校并没有中文系，她被分配到公共课语文教研组，教授汉语言文学写作课。
1965年至1970年，在武汉测绘学院的五年教学经历培养了王春桂对文字传播的独特敏感。1969年特殊时期，学院被军管，王春桂工作调动，那段特殊经历更让她深刻体会到：“文学不仅是艺术，更是时代的镜像。”这也为她之后创办刊物埋下了种子。
破局之举：56元工资作赌注的出版实验
1970年调入《布谷鸟》后，王春桂的编辑生涯真正开始。她总是不遗余力提携新人，甘愿做年轻人成长路上的铺路石。她不仅发现了青年作家叶梅的《香池》，更主动联系《长江文艺》编辑吴耀崚为其撰写评论：“她以散文式的抒情笔调，点染鄂西山区的风土人情。”
1984年，抚顺《故事报》主编金鸿汉讲述了《故事报》创办后的可观发行数据，这让王春桂敏锐捕捉到通俗文学的时代机遇。“当时单位领导说没经费，我就拍着桌子说：‘赔了算我的！’那时我每月工资才56元。”最后主编江云拍板定音：“让春桂试试，搞不成拉倒。”在编辑部的反对声中，王春桂力排众议，拉着编辑邓德元开始了“扫街选稿”。终于，《中国故事》创刊号在1985年破土而出，上市两周印数破10万册。王春桂回忆起当时，仍心情激动。
同年，王春桂带着选刊积累的3万元赴文化部申请刊号，时任湖北省文化厅负责同志笑言：“这姑娘能折腾，得支持！”三个月后，《中国故事》获全国首批通俗文学刊号，“雅俗共赏，曲高和众”的办刊方针被有关部门列为典型。
文化担当：“懂市场”的出版先锋
1989年，王春桂作出了另一个重要选择——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文化界会员少，我就跟当时的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蔡述明建议：‘咱们成立个文化支部吧。’”1990年，民进湖北省直文化小组成立，王春桂任组长；1994年，民进湖北省直文化支部正式成立，王春桂任支部主委。王春桂拿出珍藏的合影，仔细辨认：“后排左八是我，前排左一是后来成为湖北大鼓名家的付群刚。”这个以“团结文化界人士”为初衷的支部，成为她后来参政的重要平台。
作为民进湖北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常委，王春桂注重将出版实践与履职工作相结合。1990年，《中国故事》一举夺得全国首届大众文学奖三项大奖，王春桂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这是对通俗文学的正名，也是民主党派成员在文化领域的发声。”她推动创办的《通俗文学评论》，成为全国第一本该领域理论期刊；她协助创办的《中华传奇》武侠版，首次实现了港台作家作品大陆同步首发。
台湾武侠小说评论家叶洪生曾在信中称王春桂为“大陆武侠文学摆渡人”，古龙代理人于东楼更赞叹：“王大姐比男人还懂市场。”1996年，文化部授予王春桂“优秀专家”称号，评价她“在通俗文学领域开创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模式”。
薪火相传：八旬老人的文化坚守
如今，退休多年的王春桂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近期，王春桂回到《中国故事》编辑部，看到年轻编辑沿用她“不碰低俗、扎根民间”的选稿标准，刊物仍是免检期刊，她颇感欣慰。不过谈及业内的整体风气，她又有些忧虑：“现在有些年轻人太浮躁了，办刊只看重流量。”
在给青年民进会员的寄语中，王春桂常举叶梅的例子：“当年《布谷鸟》发她的《谢了的花》，不是因为流量，是因为故事里有鄂西的烟火气。”她经常对青年人说：“赚钱要有底线，要从《毛泽东选集》中学方法论，文化人要有骨气。”她还指着书架上的《中国通俗小说概论》感慨道：“搞出版得有历史眼光——就像民主党派奔走国是，不能只看眼前。”
2023年，民进湖北省委会整理王春桂的参政议政资料时发现，她于20世纪90年代提交的“文化惠民”主题建议与今日湖北乡村的“故事驿站”建设实践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正如王春桂所言：“我这辈子就做了两件事——当蜡烛，照亮别人；做桥梁，连接雅俗。”在数字化浪潮汹涌的今天，这位民进文化界前辈的故事，依然闪烁着“以文化人、以刊报国”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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