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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月里，只要稍微观察一下特朗普总统的表现，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他已经完全力不从心。
特朗普正在艰难应对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且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暴怒不已：尽管美国火力强大，却依然无法靠轰炸迫使伊朗屈服。特朗普发动这场“短期远征”时，本以为这会像上一届曾在中东发动战争的共和党政府里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所说的那样，是一场“轻而易举”的胜利。
但正如特朗普自己的情报机构告诉他的那样，这个判断错了。如今，他被困住了。而且他既缺乏足够的技巧，也缺乏足够的耐心，无法为这场自酿的灾难找到出路。面对无法仅凭意志就把更好的结果变成现实这一点，毕竟积极思维的力量终究有限，又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愈发沮丧，他作出的反应，任何安抚过幼童情绪的人都不会陌生：大发脾气。
过去几天里，特朗普因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道，痛斥“假新闻媒体”“疯了，或者干脆就是腐败透顶！”他还在一通荒唐咆哮中攻击教皇利奥十四世，称他“打击犯罪软弱无力”，又说他“外交政策糟糕透顶”。此外，他还发布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图片，把自己塑造成耶稣，周围簇拥着信众，正在医治一名未具名的 男子。
这既不是一个能控制自己的人，也不是一位能掌控自己所处局势的总统。
我之前写过，一位强人型总统对治理国家如此漠不关心，以至于将权力拱手让给少数几个副手，这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遭遇失败后的表现，又凸显出另一层同样的讽刺。
在特朗普赢得第二个任期的数月之前，甚至早在他正式就职之前，最高法院就已把“单一行政权”的缰绳交到他手中。这一构想所许诺的，是一种积极主动、行动有力、摆脱法院所认定之不必要限制的政府运作方式。总统动用这种权力恣意妄为，践踏宪政秩序。但与此同时，他也显露出自己是近年来最软弱、最无能的总统，与其说是一个拥有统御权威的人，不如说到底，只是个小丑。
这并不是说特朗普无足轻重，也不是说他没有主导对联邦政府许多部门的大举拆毁，更不是说他没有把国家机器的锋刃对准这个国家中最脆弱的人群。
先是在“政府效率部”名义下推进，后来又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的主导下，这届政府径直清算了若干关键机构。其中包括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和平研究所、国家人文基金会以及公共广播公司。特朗普的白宫还大幅削减了用于新药和新技术研发的数亿美元纳税人资金，对美国科学研究构成沉重打击。
在白宫副幕僚长、总统遣返计划设计者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领导下，特朗普政府利用法院授权，打造出一支由武装移民特工组成、四处机动、秘密警察式的执法队伍，既用来恐吓总统的政治对手，也用来尽可能多地把移民驱逐出境，而不问其法律身份为何。
但特朗普执政期间的这些严峻事实，不应让我们忽视：他的单边行动恰恰暴露了其统治体系的弱点。特朗普几乎完全依靠行政命令行事，这类总统指令被用来设定联邦官僚机构的优先事项。这使他能够迅速行动。但他的权力也有边界。在那些他无法强迫政治行为者服从其要求的领域，也就是他的权力缺乏法律依据的地方，他很难做成任何真正有分量的事情。
以他试图强加新的投票公民身份要求以及全国性的选民身份证明制度为例。他发布了两项行政命令，声称要改变联邦选举，以符合自己的要求。但这两项命令几乎都没有真正的法律效力。总统权力并不延伸到选举管理。倒是有一项《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可以把这些限制写入成文法；但除了在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帖之外，特朗普几乎没有为推动这项法案在国会通过做过任何实质性努力。
说到底，在与国会打交道这件事上，他几乎毫无作为。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与那群俯首帖耳的共和党多数派合作，通过立法来巩固他对行政部门的改造。其中一部分当然可能是策略，即把破坏先做成既成事实。但更大一部分反映的是，他根本无力进入并驾驭立法程序。我们在海外看到的软弱，也正是我们在国内看到的软弱，反之亦然。
从政治上看，总统的单边主义一直是一场灾难。他的全面关税政策，与其说是一项经济方案，不如说是一项虚荣工程，同时拖累着经济和他的支持率。
他的移民政策也是如此。这些政策同样始于对行政权力的广泛主张。随后，它们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弹，因为这些人遭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围攻。尤其是明尼苏达州的抵制，更凸显出特朗普根本承受不住足够有力的反击。最终，这迫使他解雇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将这场行动的门面人物格雷格·博维诺(Greg Bovino)边缘化，并实施了一次战略性撤退。
没有什么比对伊朗的战争更能凸显特朗普作为行政首长的软弱无力了。这并不是要淡化他绕过国会、几乎不向民主决策表示丝毫敬意便发动战争这一决定。这是一项带有帝国色彩的工程，出自一个意欲成为威权统治者的人。但如同历史上许多类似工程一样，它也集中展示了这一统治体系自身的病态与失能。最初的作战成功，如今已经让位于本质上近乎僵局的局面，而特朗普除了对着世界咆哮，似乎也不愿做更多事情。
尽管特朗普尤其不适合掌握其职位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但同样真实的是，“单一行政权”的观念本身就建立在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根本误解之上。它设想政府可以由一个人来管理，把行政部门的每个部分都当作其个人意志的延伸来指挥。但美国的制度立足于共识与合作。它依赖三权之间的积极互动，三者都在共同引导国家事务，也都理应拥有各自的影响力。
尽管特朗普如此软弱，但任何一位总统能否仅凭单方面意志成功治理这个国家，其实都并不明朗。即使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势、最具进取性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便是首先想到的例子，也都是与国会中的多数派以及联邦政府内外的盟友联手合作来施政。他们明白，美国式治理是一种伙伴关系；若想留下持久而稳固的政治遗产，协作不可或缺。
这就引出了迄今为止特朗普时期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他的政治遗产能否持久？它是否代表了美国未来治理的新模板？还是说，它更像是一段不幸的岔路，把我们带进一条黑暗的小巷？
特朗普很可能只是某种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终点。但如果我们能够完整地度过这些年，并作出恰当回应，我们或许会发现，特朗普与其说是一个范例，不如说是一个警示故事，提醒人们：当我们拥抱不受问责的单边权力时，会发生什么。
归根结底，这一套根本行不通。
贾梅尔·布伊（Jamelle Bouie）自2019年起担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此前曾任《Slate》杂志首席政治记者。他现居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及华盛顿特区。
作者专注于从美国政治史视角探讨政治与法律问题，认为历史有助于对当前处境提出有益的问题。其研究重点为美国历史上结构性政治改革的关键时刻——从建国、重建时期到新政时期。作者深入研读美国政治理论，写作融汇众多思想家、观察者和实践者的观点，旨在为读者提供关于美国历史的新颖且实用的知识。
作者不仅以记者的眼光，还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和分寸感报道新闻，从而不断加深人们对政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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