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2日，在法国巴黎，大量游客聚集在卢浮宫博物馆的玻璃金字塔入口前 新华社记者 张百慧 摄
当地时间4月13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7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一项旨在简化被掠夺文物归还流程的新法案。全票通过看似毫无争议，但法案背后涉及法国的殖民历史、政党博弈以及多国的文物追索诉求。对于流失海量国宝的中国而言，这部法案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新增了一条制度化的追索路径，还是只能“顺带”受益？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以及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
归还流程如何简化？——破除“不可转让”原则
过去，法国公共机构的馆藏文物被视为“不可转让”的国家财产。任何归还请求都必须通过“一事一议”的国会专门立法，流程繁琐，耗时费力。
“在此过程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往往难以达成一致，”段勇教授指出，“这在实践中，构成了法国归还非法流失文物的最大障碍，甚至是拒绝归还的借口。”
新法案的关键突破在于：授权法国政府在经过科学委员会评估后，直接以行政法令的形式批准文物返还，极大缩短了审批周期。“这无疑降低了返还非法流失文物的难度，大大增强了文物流失国追索成功的希望。”段勇评价道。
在宋鲁郑看来，这是法国在“制度”和“效率”上的一次飞跃。“作为西方主要殖民国家中第一个迈出这一大步的国家，这代表了其正视历史努力，尽管来得有些迟。”
需要指出的是，170:0的全票通过并不意味着法国国内毫无争议。据法媒报道，法案文本刻意回避了“殖民化”一词，被左翼政党抨击为否认历史。政府方面称，法案旨在“平息记忆”，既不否认也不忏悔。宋鲁郑分析，法案本质上是法国政坛左右翼博弈的妥协产物。但全票赞成至少表明，在“提高归还效率”这一操作层面，法国各界已达成广泛共识。
中国文物是否适用？——时间范围精准覆盖流失关键期
尽管法案的立法动因是解决法国与非洲前殖民地的“历史旧帐”，但其适用范围却为中国文物的追索带来了机遇。
法案明确适用于1815年6月至1972年4月期间被非法攫取的文物。这两个时间节点具有特定历史与法理意义：1815年维也纳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列强势力范围，并对部分海外殖民地进行分割调整；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1972年正式生效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开启了国际社会系统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流转、开展流失文化财产追索的国际合作进程。
而这一时间段，几乎精准覆盖了中国近代史上文物遭受劫掠流失最为惨痛的历史时期。
“这个时间段对中国意义重大。”段勇表示，“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劫掠的珍宝，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盗抢的文物，乃至民国时期从石窟寺庙切割盗运的壁画佛像、盗掘出土的青铜玉器等，理论上都属于该法案规定应予返还的范围。”
据段勇多年研究统计，目前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超过1500万件，其中非法流失文物约150万件。法国是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吉美博物馆、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等机构均藏有大量国宝，其中相当一部分落入了新法案的可追索区间。
更关键的是，段勇指出，法案并未将适用对象局限于前殖民地，而是将返还标准从特定的“殖民背景”扩大到了普遍意义上的“非法占有”。这一概念的扩容，为中国提供了可行的法律途径。
1860年，英法联军闯进了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这是现存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
圆明园国宝如何追索？——道义共识创造协商空间
法案中的一项限制条款也引发了关注：归还文物原则上不包括具有军事用途的“战利品”，且目前仅针对公共机构藏品。这是否会成为圆明园等战争流失文物回归的绊脚石？
段勇对此持相对乐观的态度：“法案排除的只是明确有军事用途的物品。对于显然不具备军事用途的大量圆明园艺术品，理应纳入返还范围。只有极个别枪炮刀剑可能由联合科学委员会进行甄别。”同时他相信，法案的精神未来必然会产生外溢效应，并辐射至私人收藏领域——但这部分仍需通过外交或司法等渠道另行解决。
宋鲁郑补充了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他提到，维克多·雨果当年谴责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期盼“法兰西把战利品归还中国”的名言，在法国影响深远，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甚至在本次立法辩论中被议员引用。“这为追索圆明园文物提供了强大的道义支持，使反对者在道德和文化上难以立足。”
此外，这部法案的意义远不止于法律层面，更在于其外交杠杆效应。过去，中国追索文物多依赖高成本的外交斡旋或无奈的商业回购。宋鲁郑认为，新法案提供了制度化路径。事实上，中国此前已通过外交谈判成功追回多批流失文物——如2019年从意大利返还的796件中国文物——新法案是在此基础上的新增工具。中国完全可以“以法国为范例”，向英国、美国等其他持有大量中国流失文物的西方国家施加道义压力，可能引发全球文物追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三图分别是猪首、马首、猴首铜像（从左至右）；下三图分别为虎首铜像、现场展出的可看出十二兽首当年位置的圆明园铜版画、牛首铜像（从左至右，2023年10月20日摄）。2023年10月18日，由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圆明园十二兽首之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铜像，与在2020年12月1日正式回归圆明园的马首铜像一起，亮相“五首重聚·故园新语”圆明园兽首铜像特别展览，这是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五兽首首次重聚圆明园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保护能力是新门槛吗？——中国已备好“一切条件”
法案要求申请国具备妥善的“文物保护能力”。这曾在过去被部分西方机构用作拒绝归还的借口，如今会否成为新的门槛？
“这恰恰是中国的强项。”段勇表示，“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举世瞩目。无论在博物馆硬件、文物修复技术还是研究策展能力上，我们完全有能力为这些‘归国游子’提供世界一流的家园。”中国不仅有追索的决心，更具备了接收的硬实力。
对于文物的回归，法国人类学家萨斯基娅·库赞（Saskia Cousin）等人提出，应将视角从西方主导的“退还”转向原属国的“回归”，关注文物如何重新与本土文化建立连接。这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宋鲁郑指出，国宝回归不仅能洗刷历史耻辱、印证文明辉煌，更能极大地提升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并成为深化中法关系的积极纽带。
这条跨越百年的文物回家路，依然道阻且长。正如段勇所言：“国际流失文物问题是一个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追索返还不会一蹴而就，也不能急于求成。”但随着这部新法案的落地，我们有理由期许，维克多·雨果160多年前的夙愿——“法兰西把战利品归还中国”正以制度化的方式，一步步向现实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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