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耿同学近一个月内连续举报多所高校“杰青”“长江学者”学术造假，到同济大学迅速对王平作出免职降级处理、中山大学当天启动调查，这些事件并非孤例，而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系统性现象。每次查处一起“杰青”造假，舆论都会呼吁加强诚信教育、完善事后惩罚，但造假行为依然层出不穷。这说明，单纯依靠道德倡导或个案追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杰青这一头衔本身，是否恰恰是催生造假的制度根源？如果承认前文所述的逻辑，在现有评价周期内，不造假几乎不可能成为杰青，那么杜绝学术造假最直接、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取消杰青评选。
杰青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它人为设定了一个极短的年龄窗口和极高的成果门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申请年龄上限通常为45周岁，而要在四十岁出头就拥有多篇Nature、Science、Cell等顶刊论文，意味着学者必须从博士毕业后的十几年间保持超常产出。但基础科学研究有其客观规律：一项原创性工作从构思到验证，再到同行评议和发表，往往需要三至五年甚至更久。若遭遇实验重复失败或审稿周期延长，时间成本还会进一步上升。杰青评选却无视这一规律，把“多快好省”当作评价标准。当一个学者发现自己按正常节奏无法在截止年龄前凑够“杰青级”成果时，数据修饰、图片复用、甚至凭空编造就成了“理性选择”。不是这些人天生道德败坏，而是制度把诚实的人逼到了墙角。
有人会主张，可以通过加强事后追惩来遏制造假，比如像同济大学那样解聘第一作者、降职降级通讯作者。但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因为造假一旦被发现，对当事人而言固然是毁灭性打击；但造假若未被发现，获得的回报，杰青头衔、院士候选人资格、千万级科研经费、学术话语权，却足以让人铤而走险。从耿同学举报的案例看，王平、陈佺、康铁邦、苏佳灿等人均为资历深厚的学者，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造假的后果，但仍然在论文中留下小数点后两位完全相同这样低级的痕迹。这说明，在杰青评选的巨大利益面前，事后惩罚的威慑力已经被完全冲抵。只要杰青头衔仍然是学术生涯中难以替代的“通行证”，就会不断有人甘愿冒险。
取消杰青，并非否定对优秀青年学者的支持，而是取消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时效性和扭曲激励效应的头衔竞争。替代方案可以是扩大面上基金资助强度，建立以代表作和长期学术贡献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不再设置45岁的年龄红线，不再要求“若干篇顶刊”的硬性指标。当学者不再需要为了赶在40岁前“达标”而仓促发表、甚至捏造数据时，学术造假的最大制度性驱动就消失了。耿同学连环举报所揭开的问题实质，不是少数人的道德瑕疵，而是一个系统性困局：杰青制度筛选出的并非最优秀的科学家，而是最善于在期限内完成“成果生产”的人，而造假恰恰是最高效的生产方式。因此，杜绝学术造假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加大查处力度，而是取消杰青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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