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日前特别前往紫禁城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观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因为所学研究之关系，一般观众恐怕不会特别观注到这一个展，然这真是一项特别的展出，不仅是展品珍贵难得一见，仔细观察更是看到件件历史事件的发展。真的不容错过的一项展出。
这是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等多个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万法归一”：萨迦寺历史文化与艺术展，时间是自2026年2月10日起在故宫博物院午门正殿及东雁翅楼展厅展出。展览品的挑选充满着用心，以其精选的200余件珍贵文物，以“萨迦寺的历史”“九州岛一统”“萨迦寺的文化与艺术““萨迦寺的珍藏”四个单元为主安排。这次的特展具有非常的意义，值得野人献曝提上一提特展背后的看点故事。
首先看到萨迦寺是建立于1073年，创建位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与雅鲁藏布江之间，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也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发祥地。“萨迦”是藏语音译，意为灰白土，因该处土色呈现灰白色而得名。萨迦派的创设以昆氏家族为核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寺院吸取了多个民族文化特色，并融汇邻近邦国及地区的艺术精髓，在西藏文化艺术史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展现了辉煌篇章。13世纪，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蒙古王子阔端举行极其重要的“凉州会谈”，成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奠定多民族国家大一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该特展之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罗文华表示，这次展览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万法归一”──萨迦寺在十三世纪的历史关头，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个是“文化与艺术”，萨迦寺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以绘画、铜造像以及宗教舞蹈最具特色。其造像艺术则深受尼泊尔影响，风格繁复细腻。这些珍稀文物的集结，不但重现了萨迦寺横跨千载的历史积淀与艺术特色，更让观众跨越时空，了解藏传佛教的传播轨迹。
二、萨迦派的起始
据王辅仁先生的“西藏佛教史略”所述，萨迦派的创始人是贡却杰布，他自称是土蕃时期的贵族昆氏家族的后代。[1]
1073年，昆‧贡却贾波（1034-1102） 在后藏仲曲河谷，奔波山建立寺院，由于寺院建在灰白色的山坡地上，而“灰白色之地”藏语为ས་སྐྱ།，音译即“萨迦”，莲花生大士和阿底峡尊者都曾经预言过的地方。他们新成立的教派即与此地同名——萨迦。
这所在在奔波日山的灰白土上建立寺院，灰白土藏语为“萨”，遂名萨迦寺。他住持该寺乃广传新派密法，但当时萨迦派的派名还不显著。然衮却杰布长子名衮噶宁布（1092-1158），又称萨钦。他是住持萨迦教传法的法座第一人，但他并未出家，衣白衣，故认他为白衣初祖。但是其父死时年尚幼，遂请八日译师（1040－1111）住持萨迦寺，并依之学法。贡噶宁布拜章德达玛宁布为师学习《俱舍论》，拜琼仁钦札巴和党美朗材两位大德为师学习《中观》与《因明》，拜南库瓦兄弟为师修习《密集》和《大黑天》等法，在居曲瓦札拉巴座前修习《喜金刚》法，在贡唐瓦麦罗座前求学《胜乐》和《明王》教授，在布尚洛琼座前求学《胜乐》等法，特别在香顿座前居留四年，专心修学教言（道果法）传授。此外，天竺大成就者布瓦帕，为了开启法门，亲自抵达萨迦，向贡噶宁布传授七十二部密续之教授，尤其传授了不越围墙之十四部深奥教法。总之，天竺大师向贡噶宁布传授了丰富圆满的近传深奥教言大法，即道果法。最后贡噶宁布学业有成，成为一名神通广大的密宗大师，由于他掌握了甚多显密教法，遂称为一切显密法之教主。住持萨迦寺四十八年，弘扬萨迦派法，有弟子甚多，派名大着。寿六十七岁圆寂。
萨钦有四子，长子早夭，次子锁南孜摩孜摩继任父亲贡噶宁布的法位，成为萨迦派第二祖；札巴坚赞继任兄长索南孜摩的法位，成为萨迦派的第三祖；柏钦沃波（1150-1203年）没有出家为僧，娶妻成家，繁衍后嗣。幼年从卡乌巴·却季僧格等先学显教之龙树中观和慈氏五论。至十六岁时即透彻通达一切续部要门，继承家传《亲口教宝》法门，并为众多弟子讲授，从学者众，门庭颇为兴盛。
三子札巴坚赞，系五祖中的白衣第三祖（1147-1216）。从降森·达瓦坚赞大师受勤策戒，不茹荤酒，严持戒律。十二岁时从父萨钦听法甚多，得近传的道果讲解。二十六岁继承法座年七十圆寂。他的心传弟子即为降仰萨班。而萨班即萨迦班智达之简称，其本名衮噶坚赞，乃是五祖中的红衣第一祖（1182-1251）。为札巴坚赞弟白钦沃布之子，十五岁以前即从伯父扎巴坚赞完全学得萨迦所传的一切显密教法，从克什米尔班钦学《金刚歌》，从宿敦、粗敦、玛甲·绛尊等师学弥勒法、量论。从喀什班钦授比丘戒，又从其弟子僧迦室黎等学声明、诗学，博通一切大小五明，遂有班智达之称号。曾造《理藏论》和《三律仪差别论》驳斥邪说。驻守西凉的阔端王耳闻其名，将其迎至西凉州议定西藏归入祖版图之事，七十岁圆寂于凉州。
其弟桑查·索南坚赞（1148-1239）幼从萨班学习各种显密教法。他善于世务，对扩建萨迦寺庙，为昆氏家族营置私产颇竭心力。五十六岁去世，其长子即八思巴帝师。
在1253年（铁猪年）夏，由阔端之子蒙哥都带领至六盘山潜邸见忽必烈，被视为宗教上的施主与福田。此年八思巴接受萨班临终前所传衣钵及法螺等物，遂成为萨迦派的新教主，史称藏传佛教萨迦派五祖。后常跟随忽必烈左右。木虎年（1254年）受赐“优礼僧人诏书”。1255年，在忽必烈面前与西京道教辩论，他以渊博的学识，无碍的辩才，使以当时的道士理屈词穷，俯首认输。忽必烈遂命令焚道教经卷，归还被道家占据的佛刹。中统元年（1260年）他被忽必烈封为国师，受玉印，任中原法王，统领全国佛教。中统四年（1263年），归返西藏，行前被封为藏区政教之主，受赐珠宝册印，中统五年（1264年）建立总制院，兼任总制院使。
在至元元年（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设立总制院，院使秩正二品，由当时的元朝帝师八思巴兼领，并设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员，下辖吐蕃地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包括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元帅府等。萨迦派法王通过出任宣政院使统治西藏，被称为萨迦巴政权。宣政院亦派出萨迦本钦[2]来管理西藏本地事务，通常由萨迦派法王提名并由元朝皇帝任命。当时全国藏区被划分为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即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均受总制院管辖。到了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尚书省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认为总制院责任重大，故向忽必烈奏请根据唐朝时期在宣政殿接待吐蕃使臣之例而更名为宣政院，由帝师兼领，被批准，而且院使升从一品，与中书省、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根据元朝的规定，对于全国各省佛教和吐蕃地区的一般性事务可设行宣政院驻当地处理，如遇重大军事则由宣政院与枢密院联合负责处理。他们凡是对汉地佛教有利的也做。
《萨迦世系史》中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这样，八思巴的职位就由以前的国师升迁到了帝师。从此往后历代元朝皇帝都设帝师一职位，形成了元朝特有的一种制度。
担任帝师一职的，大多数都是来自萨迦昆氏家族的人。全权掌管藏区的政事事务和宗教事务是帝师的主要职能。帝师身为昆氏家族的最高代表人物，操纵着萨迦地方政权这个属于昆氏家族所有的政权的最高政教大权。
西藏的政务和教务，都是由帝师来负责掌管的。除此之外，帝师还统领总制院，总管西藏政教事务和整个国家的宗教事宜。
元朝统治者推崇帝师，固然也要要求帝师对其负责。纵使帝师具有无与伦比的荣耀和职权，但是他绝对要服从元朝皇帝的吩咐和指令。
作为帝师一职，他不仅是作为萨迦地方政权的领袖，另外，他的权能和任务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帝师可以按照元朝皇帝的命令发布法旨，并且此法旨在西藏拥有和皇帝的圣旨等同的效用；再者由帝师发布的法旨和皇帝的圣旨在藏区同样发挥作用，藏传佛教的至高首领就是帝师，他有权管理西藏地区的各个教派的寺庙、僧众以及各个大德。
第二：在藏区的地方行政机关的建立如划分和设立十三万户等，由帝师按照皇帝的命令和允许来实施；帝师还掌管着萨迦地方政权的封建领主和宗教领主的赏罚事务，有权对其进行犒赏或者责罚。
第三，帝师可以提名和引荐各级官员，并报由皇帝来委任。例如帝师可对萨迦政权的本钦、万户长以及朗钦等进行提名，推荐给皇帝委任。帝师有权自行任命千户长之下的官职。
第四，西藏地区的政务、户口普查以及纷争冲突引起的诉讼事件，由帝师交由萨迦本钦来负责管理。[3]
由此可见，萨迦派虽有帝师之尊，但是还是受到大皇帝的管制，他任命官员、管理地方的命令，仍要有皇帝的许可，这说明是元朝的领土之内，并非独立于元朝之外，更不适用说他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有一些外国学者拼命强调元代仅是国师与皇帝是施主与福田关系，但这根本不适用这种说法，国师是一种皇帝颁下的职位，不天生而来的地位，没有皇权在后面撑腰这些权威从何处来？忽必略皇帝也表示过，在人前他不会让国师比他高位。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八思巴提出灌顶之后忽必烈应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的礼节来尊奉上师，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为上师之心愿。这一条件实质上导致将佛教的教权置于世俗王权之上，当然使忽必烈感到难以接受。这时，又是王妃察必出来调解“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振伏，由汗王坐上座。”[4]，由这里可以看到皇帝仍然保有王权在上，宗教的关系只是私下的关系，与政治无关。并非皇帝受宗教领袖指挥，切勿望文生义做过多的曲解
三、元代时萨迦派的荣光
在蒙古征服之前，藏传佛教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中国西北地区藏传佛教已是最具活力的宗教之占有一席之地的位置。藏传佛教对社会的影响力、政治地位，所以自不能不引起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当藏传佛教进入他们的视野也就自然而然了。后来元代借鉴了西夏的有关藏传佛教政策，同时，也能说明西夏对蒙元朝廷认知的影响，藏传佛教在不同民族中的传播，顺带也加强了民族间的文化联系，而藏传佛教自身也积累了向其他民族传教的经验。
萨班对阔端汗的宗教影响很大，萨迦班智达博通大小五明，以渊博的知识闻名于世，他对佛教文化的完整掌握在向蒙古人传教的佛教大师中是首屈一指的。从藏传佛教传播史看，萨班的东行是一次大规模的弘法活动。《萨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凉州四寺志等寺志汇编》等载中，萨班一路讲经传法，居住凉州时更是大转法轮，一代尊师的传法活动成为盛事，而就佛教的传播而言，萨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
首先看到，萨迦派的发展抓住了历史机遇、萨迦派成为蒙古统治西藏的代理人，这是萨迦班智达此行的最大收获，为后来萨迦地方政权的建立、萨迦派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推动了河西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高了佛教地位，原来举行祈祷仪式时，也里可温[5]的教士和萨班在凉州四寺等处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的前面，经过萨班与阔端的接触，僧人的位置排在最前面。的传教活动更是影响广大，使得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再次兴盛起来。
第三，使阔端汗对藏传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萨迦世系史》载：“之后为了国王（指阔端汗），做圣狮子吼仪轨，使王从病中得脱，因此汗王极为信仰，求大乘发心等大乘深广众法。”萨班也提到“此菩萨王总之对佛法，特别对三宝极为崇敬”，《汉藏史集》载：“（萨班）得祈天者的长老之位，为国王的上师，于霍尔之地也广弘佛法，是霍尔萨迦关系的开端。”《安多政教史》说萨班为“阔端王及其眷属授予喜金刚的灌顶，显示各种神通，得到王的敬信”。但《贤者喜宴》却说萨班去世后，阔端后悔未向萨班求法，遂才向八思巴求法。《贤者喜宴》的作者在蒙古选择藏传佛教一事上，特别强调噶举派的作用，带有宗派倾向。我们认为从典籍上看到萨班事迹所说是可信的，阔端对佛教产生了一定的信仰。萨班的作为为蒙古王室与萨迦派的接触打开了契机，萨班的成功，尤其给萨迦派带来的实际利益，并影响了其他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在西藏佛教界掀起了向蒙古传教，引发各自积极寻求蒙古君主支持的热潮。
随后的八思巴秉承萨班的遗志，成功地向忽必烈夫妇传授了密乘灌顶，有关相关的事迹史早就为学界所熟知，此不赘述这一方面显示了，年轻的八思巴的成熟和佛学修养及其拥有的过人才华，另一方面此时蒙古王室及忽必烈对佛教已多有接触，选择藏传佛教某一教派无论从政治或信仰的角度，皆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当忽必烈坐稳大汗宝座后，使他得以摆脱蒙古贵族中的守旧势力的牵制，放手变通祖制，参用汉法，吸收汉地历代王朝的经验，建立新王朝的统治体制。因此可以说，忽必烈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转变为中国的新王朝—元朝。还在1260年年底，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给玉印，命他总管全国的佛教事务。阴土羊年（1259）冬十一月，于汉地无数帝王出世之地、众多吉祥之项装饰之中都大城写就，“八思巴是有文献记载的藏传佛教领袖中到达北京地区的第一人，也可以说是以后元明清各朝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活动和传播的先驱和奠基人”[6]。而后当1264年时，忽必烈又派遣八思巴和他的弟弟恰那多吉从大都动身返回西藏，临行时，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并封恰那多吉为白兰王，赐给金印。对他们兄弟的这种封赐，显然是与委托他们去办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有关。就在这个时期，忽必烈在中央政府中设立总制院（到1288年改名为宣政院），作为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并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之事，国师之下设总制院使掌管日常事务，院使之下还有同知、副使、佥院等官员。宣政院的院使初设时为两员，后增减不一，最少时为一员，多时至六员、十员。《元史·释老传》说：“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增为之，出帝师所辟举”，《百官志》中说：“其用人则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可见宣政院自己有一定的人事权，其官员中有僧人，也有俗人，有蒙古贵族，也有藏族人，担任过宣政院院使的最著名的藏族人是忽必烈的丞相桑哥。宣政院使作为朝廷重要官员，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这就确定了八思巴建立的西藏的行政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与元朝中央的行政体制相联系的，是元朝行政体制的一部分。而且八思巴的领天下释教特别是统领藏传佛教各派寺院和僧人又同时领总制院事的这种身份，标志着忽必烈和八思巴对西藏行政体制的设想是政教结合、僧俗并用的一种行政体制。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各级机构的高级官员，由帝师或宣政院举荐，上报皇帝经过批准，授予金牌、银牌、印章、宣敕任命。从藏汉文史料看，藏族世袭贵族和佛教僧人任职的，多由帝师举荐，宣慰使、都元帅、达鲁花赤等官职，多由宣政院举荐。宣政院还要管理西藏地方的法律执行情况，派员进藏清查户籍，审理万户之间的纠纷，复核案件。另外，宣政院还要配合枢密院负责元朝在藏族地区的军事行动。
从上述说明可知，忽必烈皇帝是给予萨加派相当的信任，让此时的西藏受到萨加派代理蒙古皇帝来管理，萨迦派五祖八思巴藉助于元朝的政府机制建立起隶属于元朝的政教合一的自治政权萨迦巴（萨迦王朝）以统治整个西藏地区。而元朝则在西藏驻扎军队，设立各级官府和驿站，以保证萨迦派在西藏的地位和政令的推行。这种情况直到元末帕木竹巴正式取代了萨迦巴在西藏的领导地位才告结束。
四、特展中所见之精彩
这项展出以“萨迦寺的历史”“九州岛一统”“萨迦寺的文化与艺术”“萨迦寺的珍藏”四个单元为主安排。从其中可以一睹许多难以见到的物品。萨迦寺珍藏了大量壁画、经书、唐卡等珍贵文物，不仅是藏传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而且是研究西藏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实物。这些文物常年深藏于寺院，此次是首次大规模离开西藏进京展出，我们才得以一睹此奇珍。
展厅中央展出的“大朝国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是目前唯一能确认的八思巴用印，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所谓的“大朝”是指元朝建立前的蒙古汗国，为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时，所赐给的玉印，命其可以统领释教。现场展出的是根据原玉印形质和印文复制的一枚木印，供日常使用，可以看见教权仍在皇权之下，西藏仍在皇帝的管辖下。
此次展览中，还有一幅由故宫博物院藏的纸本墨书，它是一道皇帝圣旨。这道圣旨乃是于洪武八年（1375年）颁发，明太祖朱元璋得知四世噶玛巴乳必多吉在拉萨北部专心静修，特颁旨要求地方官民不要打扰。圣旨语言风格具有元代白话特点，这是一份非常有趣的言语，其中反映出明朝立国之初就已经对西藏地方宗教势力有较为深入的接触。萨迦派亦是在明朝的管理之下，元朝灭亡之后，西藏仍然是中原皇帝管辖之区域，绝非外传是独立自主。
自16世纪以来，受西藏中部广泛流行的勉唐画派和钦孜画派影响，萨迦寺的绘画风气为之一变。唐卡的绘制有着明显的变化，勉唐画派风格古朴庄重，线条流畅，色彩鲜明，气势宏大。画作一般比例匀称，用线条表现轮廓，用纯色填充轮廓内部，加上使用汉式山水为背景，形成种特别的风格，而 钦孜画派15世纪中期以后流行于山南和后藏地区，创始人是贡嘎岗堆钦孜切姆南木杰居士。他出生于山南地区贡嘎岗堆镇。出生时间或与勉拉顿珠相仿或比他晚一些。他自幼酷爱美术，后来拜当时最著名的美术大师多巴札西杰布为师，学习美术理论与技法。通晓了藏、汉、印、尼泊尔等各种绘画塑像派别的技法，他所创立的钦孜画派直接承袭l4-15世纪流行于后藏地区的绘画样式并不断加以创新。因为有钦孜画派和勉唐画派的出现，给之前流行于卫藏地区的尼泊尔绘画样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据信画师勉拉顿珠活跃于15世纪，是勉唐画派的创始人，他吸收汉地、尼泊尔等绘画特点，使勉唐画派成为西藏近代影响最大的绘画流派之一。勉拉顿珠署名的唐卡极其罕见，展厅内一幅萨迦寺藏由勉拉顿珠绘制的丝质唐卡“释迦牟尼佛”，描绘了释迦牟尼佛与两位大弟子，可窥见早期勉唐画派的风格。
就所知，萨迦寺的收藏数量之丰，令人叹为观止。自7世纪绵延至今，不仅汇聚了风格迥异的铜造像、唐卡、法器以及贝叶经等古代艺术品。这些丰富多彩的早期收藏品更反映了千余年来西藏寺庙与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友好往来、不同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也体现了西藏艺术发展过程中长期秉持的开放、多元、包容、自主创新的特点，所产生的影响使萨迦风格是不可忽视的一页。
在展览厅中特意在展厅入口张贴了一张经书墙的照片，抬头看去，层层堆栈而上的“经典”直达殿顶。萨迦寺经书墙上佛经抄本以《般若经》为主，有大、中、小三种不同尺寸，本单元展出的元代纸本墨书《般若八千颂》第pa函，是其中尺寸最大、护经板最厚的一部经书。
在展柜中呈现着一部了不起的经书，这一件约12世纪的珍贵文物《梵文般若八千颂抄本》，是印度波罗—犀那时期佛教消亡之前的遗存。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东北印度地区形成佛典多以梵文书写的传统，当地佛教手抄本多用贝叶棕榈叶制作，经页上下以木制护经板加以保护，在别处真的难能看到如此一部特别的佛经。
由于蒙元非常尊崇藏传佛教，所以极大地推动了藏传佛教和佛教文化艺术的各项发展。也因为这一时期因西藏结束了长期分据局面，并归入内地中央政府，尼泊尔和汉藏艺术文化展开了频繁而密切的交流和融合，佛像艺术也因此显现出新的发展与变化的面貌，也是结束了之前外来风格与西藏本土艺术流派纷呈的局面，进而出现了以尼泊尔、印度帕拉和中原艺术影响为主的艺术发展趋势，并产生和形成了萨迦寺、夏鲁寺、丹萨替寺、达隆寺等一些新的时代佛像艺术风格。其中，萨迦风格立足于当时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萨迦寺而形成，最具时代特色，也最具艺术魅力和宗教影响力，堪称一代艺术典范。这种独特的型式在这次展出中可以领略一二。
若与故宫其他时期的作品相比，可以看出有所不同，此时期的铜像面容多是近似尼泊尔、印度 、藏人不像清代是偏蒙古和汉人的脸型，如果没有相当的实物展出提供比较，我们仅凭书本说明仍是隔鞋搔痒吧，幸而此一展出有许多见实物可见足以领略。
结语
参观这项难得的展览，自然是学习到很多，从器物上、从年代历史发展上、都有不同的收获。
就像在萨迦南寺有着保存完整的建筑，有高大的城墙和护城河环绕，外墙涂灰有红黑白三色分别代表了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即金刚手菩萨的代表颜色，因为如此的涂饰，所以这成为萨迦派寺庙的独特标志。不仅主殿内部陈设琳琅满目，展出时，还仿制出一面经书墙，原件是有一面高9米、宽60米的经书墙，收藏古籍数万函。这些古籍是研究萨迦寺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珍贵数据，因此被称为“雪域敦煌”，丝毫也不为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13世纪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侄子八思巴一行与成吉思汗之孙阔端举行了一席“凉州会谈”，这是作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奠定国家大一统格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现场展出的有《阔端敦请萨迦班智达令旨》和《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收录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史》手抄本，这两部分文书是说明“凉州会谈”后西藏地方成为元代中央所辖行政区域的重要政治文献，不应该轻易忽略它。自此时起很清楚看到西藏属于中国是不容置疑，绝非西藏是自治于元朝之外，更不是自外于中国之外。
此外在展区中提供有多幅不同的内容唐卡，其中展现了不少幅藏传佛教的护法神形象，如婆罗门大黑天、宝帐护法以及普巴金刚。其中普巴金刚呈双身像，怀抱明妃，十六手臂各持人骨嘎巴拉碗。此类展品初见可能感到不适，但者些图像的存在，用意在当你在修行时，或许心神不定或不能全神贯注时，这些护法像是在帮你收敛精神，因此你能全心一致回到修行上来，这是一个特别的品类，让我们能顺带窥其玄妙，更是萨迦系的法像，绝对不同于今日所见是格鲁系统的图像 。
在瓷器类展品中，有件是明宣德年间的《青花五彩满池娇图》碗尤为引人注目。碗外圈书写藏文六十吉祥咒，内侧描绘满池娇纹样，融合了藏地文化与明代制瓷工艺。时间不仅是最早，也是最稀有的一件珍品，在别处肯定难的一见，在此一见真的不虚此行。
这回前去参观万法规一特展，真是一回幸运之机缘，在展出中不只是看到元代萨迦派的光芒与灿烂，也是体会到件件历史的发展。这回让我们看到在清代受朝廷大力扶持的格鲁派之前，藏传佛教的发展。西藏得到今天的发展不是格鲁派才有的局面，由这次的展览看到萨迦派的辉煌。因为萨迦派在元代受到重用，得到不少的赏赐，留存至今日仍然是珍稀之至，若不是故宫博物院这次的特展，一般人恐不是一辈子难有机会得见。
这过参观这次展出，不仅得以一睹许多真品及珍品，更得以在回顾一次元代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发展，故宫展出的不仅是一场稀奇的珍贵的展览，得以欣赏这次别的展出，这个机会不仅是视觉上得到飨宴而已，与要提醒自己看到产出藏品时，要将他们放在时空的环境中思考，这些珍品并不是随意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感叹它们在这些时间动荡之际，仍然无损地保存下来，并且没有失去它应有的光辉，我们是何其幸运能得以目睹。
感谢老天给我们有幸能看到如此之珍贵宝贝，我们也要感谢策展的工作人员，有他们辛苦的前往西藏各地借来这些宝贝，也要谢谢促成这回展出的各位大德，感谢龙天护法的持护，有此珍品的展出得以签睹，真是托天之福了。
注释
[1]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120
[2] 元代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首席官员，元至元二年（1265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建立西藏行政体制时设立。“本钦”意译为大官，当是仿照蒙古汗国早期设定的“大断事官”（汉文史籍中有时称为大官人而设立的。本钦由帝师举荐，元朝皇帝任命，并颁给印章、诏书。本钦直接听命于帝师或萨迦座主，掌管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划分，民户的分配，清查户口的征收差税，审理各万户之间的诉讼纠纷，在乌思藏地区调集十三万户的士兵镇压反叛等，还要负责萨迦派修建佛殿、塔像等：萨迦本钦额没一名，在萨迦派贵族子弟中选任。
[3] 陈庆英著《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页101
[4] 陈庆英著《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页55
[5] 也里可温教，即元代时对于基督教各派的总称。文字记录见于《元史》之中，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第二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为唐代之景教。也里可温教，即元代时对于基督教各派的总称。文字记录见于《元史》之中，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第二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为唐代之景教）。
[6] 葛尔哇阿旺桑波编《帝师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未明出版社及年月，页15
参考文献
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葛尔哇阿旺桑波编《帝师八思巴与元世祖忽必烈》，未明出版社及年月
陈庆英著《帝师八思巴传》，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陈楠、任小波主编《藏族史纲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页62-64
朵藏加著《雪域的宗教》上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页362-406
来源：罗文华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