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条“路”|上海|冼星海|延安市

特刊

为了心中的歌唱

【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们/王千马摄】

吾球商业地理：

从洋泾浜到延安路，这条路走了百年。一群上海青年从这里出发，穿过战火奔向延安；另一些人又从延安归来，把“延安”刻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我行走在延安东路的车流里，恍然觉得——这不是一条路，是一代人用脚踩出来的方向。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车流滚滚，朝外滩涌来，沿着延安东路向东，又向东。

挤在车流当中，随着车的颠簸，我有些忐忑，觉得自己就像坐在一条小船之上，被风浪推着往前走。

十四岁就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叶澄衷，当年大概就是这样心情吧。

他日复一日地摇着小舢板，从这条路摇向了黄浦江，去找江上的外轮做生意，卖些杂具。哦，对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条路。它还是一条河，叫洋泾浜。洋泾浜的水流啊流，从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川流而过，携带着城里的污浊，一路呜咽着注入黄浦江。间或，有些河段停满了柴草粪船，脏水横流，臭气熏天，一眼望去，实在是不堪。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河的北岸叫松江路，河的南岸叫孔子路——想孔子老人家若真有灵，看着这样的环境，看着洋人趾高气扬地在这片土地上划界而治，不知道是会气得拂袖而去，还是会叹一声“礼崩乐坏”。但此时的叶澄衷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操着一口像夹生饭一样的英语，朝着黄浦江里的洋轮喊话。那些英语是他白天在杂货铺当学徒、晚上跑到夜校里，一句一句硬啃下来的。

【1908年5月2日，上海，舢板和汽船/来自网络】

后来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歌谣，比如“来是康姆去是谷”“一元洋钱混陶萝”“廿四铜板吞的福”，不禁莞尔。但正是得益于这一口“夹生饭英语”，叶澄衷有了讨生活的机会，甚至因缘巧合，有了自己的五金店，成了上海滩的“五金大王”。你不得不叹服这些宁波人的眼界：他们不挑活、不怕苦，连一条舢板都能摇出一片天地。只是那些英语——那些夹生的、带着宁波口音的、在洋泾浜上日复一日喊出来的英语——后来我们把它叫做“洋泾浜英语”。它差不多是今天中式英语的祖先。

只不过，洋泾浜英语是中国在枪炮之下被动学来的，而今天的中式英语，是全世界主动从中国学走的。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懂一点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涌到上海做生意。

苏州东山的商人朱月邨初到上海经商，生意失败后流落街头。后在洋泾浜摆地摊时，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人误将“二百文”的手势理解为“两元”，买走了他所有扇子，使他赚得第一桶金。

尽管生活条件不佳，洋人横行，租界里的巡捕对中国人动辄呵斥，黄浦江上停着外国军舰，但比起老家那点薄田瘦土、兵荒马乱，上海终究是有饭吃的地方。所以，在洋泾浜活跃着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还有商人、买办和“露天通事”——那些在街头用半生不熟的外语帮人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某种意义上，清末民初的洋泾浜，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底层讨生活的码头，是十里洋场最市井、最鱼龙混杂的注脚，也是各地商人为了生计和利益汇聚的“名利场”。

1914年，两租界终于协商填浜筑路，1916年筑成，叫爱多亚路（孔子路和松江路被合并）——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名字。这不禁让人感叹：一条河被填平，一个中国地名被抹去，换上了大英帝国君主的称号。

但也正是在这样浑浊、屈辱、鱼龙混杂的风雨里，日后也有一群人，从这里出发，自黄浦江边的码头登上北上的轮船，穿过战火，穿过封锁线，奔向一个叫延安的地方。

2026年“五一”，阳光暖暖地铺在南门广场上，几个鸽子很是悠闲，不紧不慢地在觅食，有的则四处踱步，常在一群人的脚边进进出出。这群人中或戴着眼镜，或裹着围巾，排着一列队伍，意气风发地向前“走”。他们的手中，不是提着箱子，就是卷着一本《新青年》。而就在他们的面前，便是延安的圣地——宝塔山。

我盯着这些雕塑，既陌生，又觉得很熟悉。既遥远，又觉得很贴近。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带着孩子来延安，似乎就是为了追寻他们。在一旁卖鸽食的商贩问，知道这些都是谁吗？我终于脱口而出，是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商贩笑了：每天都有人在这儿看，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就是这样从四面八方走来，聚作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从变法维新的公车上书，到实业救国的纱厂机器轰鸣，再到五四运动的天安门呐喊，他们从未缺席。康梁变法时，他们是举子；实业救国时，他们是工程师；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学生；抗战爆发后，他们就是这些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

虽然这副雕塑是群像，但我想，在他们中间，应该有23岁的银行职员、漫画家华君武。他拿了朋友给的一本书——《西行漫记》，翻了几页，就决定走。后来他在回忆中表达过，他不愿做亡国奴。他仇恨在上海租界里横行霸道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他仇恨上海黄浦江上日本军舰上的太阳旗，他也讨厌国民党大小官僚的贪污、腐化，嫖妓纳妾。只是临行前，他嘱咐朋友：先别告诉母亲。

除了华君武，还有他们。比如冼星海。1935年，他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归国后，首先抵达的就是上海。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救国军歌》《战歌》等大量抗日歌曲，并为《夜半歌声》《壮志凌云》等进步电影以及《日出》《复活》等话剧谱曲。然而，上海终究不是他的归宿。这座城市的霓虹再亮，照不亮一个民族的出路；租界里的琴声再美，奏不响一个国家的救亡。他辗转各地，于1938年10月携夫人钱韵玲一起奔赴延安。

也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在昏暗的油灯下，他病中坚持创作六天六夜，写出了《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13日，这部作品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词作者光未然登台朗诵，邬析零指挥；一个月后，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百余人合唱团再次唱响它，毛泽东连声叫好。现场的观众，无不为之泪流满面。

比如苏菲。那一年她19岁，换在今天还在父母膝下承欢。但当年她已在上海滩电影圈初露头角，1935年便成为电影《海葬》的女主角，前程似锦。然而她放弃了这一切，放弃了洋场里的灯光和镜头，毅然离开上海奔赴延安。1939年8月，当她终于踏上延安的土地时——据她晚年回忆——远远看到宝塔山的那一刻，她和同车的青年们又喊又吼又叫唤。这眼泪里，有委屈，更有一种“到家了”的踏实。后来她在延安嫁给了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部高级顾问的马海德，在这个比她大十四岁的美国医生的身上，她找到了比上海滩的镁光灯更长久的东西。

如果说冼星海有着最西化的教育，最终还是服务于最民族的呐喊；那么苏菲，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用青春、美貌、前程似锦换了一条充满艰险的路——这代价，比枪林弹雨更让人心疼，也让人更肃然起敬。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洋泾浜开启自己的这段烂漫但无比浪漫的旅程。有资料告诉我，像华君武这样的上海青年，要先去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再经西安“八办”中转，步行约八百里才能抵达延安。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纬度上的“长征”？！

但我总难免猜想，见证了世间污秽的洋泾浜，也一定是他们新生的起点。华君武朋友的那本书，也许就是从爱多亚路上的书店买的。而他们从十六铺码头登上北上的轮船时，最后一眼回望的，也许就是那条横在租界中间的爱多亚路。

事实上，从1937年8月到1939年底，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就在这条路附近秘密运行。福煦路多福里（即今‌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504弄21号‌）的石库门里，李克农、潘汉年、刘少文等人在此接待、输送了大批爱国青年。

当然，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上海青年，白天在洋行里学着“洋泾浜英语”，晚上走在爱多亚路上，看见霓虹灯下的买办、巡捕、醉醺醺的水手。他会想：这十里洋场，是中国的，还是谁的？那些在洋泾浜上靠“夹生饭英语”讨生活的父辈，他们的眼里只有生意，只有一碗饭；而到了这代人，他们不只要一碗饭，他们要的是一个答案——一个关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答案。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定会到延安去寻找答案。而在延安，也一定会有答案。

【旧时的爱多亚路/来自网络】

当然，也有人不曾到过现实中的延安，但他心里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座“延安”。浙江临海人林炯是上海澄衷中学的学子，在这里，他受进步教师影响，进而读到了《新青年》《向导》——这个学堂正是叶澄衷创办。尽管因缘际会成为“五金大王”，但作为中国人在乱世之中的无力和屈辱也一直纠缠着他，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他想到了教育救国，所以投资创办了这个学堂。尽管他早早去世，但学堂却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了优秀学子。也正是从这学堂毕业后，林炯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只可惜的是，他在回国后担任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时，因受诬陷而屈死，年仅37岁。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同乡胡煌，同样从澄衷中学走出，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在闽浙赣红十军任政治部秘书长，1936年被叛徒出卖牺牲于浙江陆军监狱，年仅27岁。想来，他们不是不想去延安，只是就像鲜花还没来得及盛开，便被可恶的风雨摧残。

但好在不管来与不来，延安都在那里。也不管延安在哪里，它都欢迎我们的来！

假期的延安火车站，人来人往，拖箱带口，小孩子们在候车厅里追逐打闹，年轻人低头刷着手机，空气中飘着泡面和肉夹馍的气味。尽管喧杂，但透着热情和幸福。我带着孩子，穿过人群，本想着只是找个座位等车，没想到一进到站厅，便迎面撞上了一个策展："毛泽东为22名生产英雄题词奖状"红色文物专题展——这里集中展现了毛主席的书写，一张张泛黄的宣纸上，那几个字或墨韵沉稳，或笔走龙蛇，仿佛依旧带着当年的温度。

我饶有兴趣地从展览的开头慢慢看过去，细数那些人物：有开荒模范，有劳动英雄，有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基层干部。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孩子更是不知道。也是，八十年过去了，除了研究者，谁还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

【延安火车站的策展/王千马摄】

不过，我觉得大家还需要记住一个人——陈振夏——他同样得到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埋头苦干"。四个字，笔力遒劲，墨色凝重。后来我才知道，他从上海招商局的轮机长，变成延长石油厂的厂长，靠的就是这四个字。

陈振夏正是地道的“上海宁”，1904年出生于崇明县。根据当地文史专家陆茂清先生的记录，其曾就读崇明师范，受经济困扰辍学，到上海模范工厂当练习生，因写顺口溜揭露资本家剥削，被以“战乱”为由打发出厂。在五卅运动爆发后，他就一直走在反帝反压迫的前列。后进入轮船公司，至抗战前夕，已成了轮船招商局“嘉禾”船轮机长。1989年版《崇明县志•人物卷》载：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陈振夏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参加江阴沉船封港行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陈振夏不愿做日寇统治下的顺民，挥泪告别大上海，随难民人流西去。去哪里呢？他曾听说，红区延安没有剥削压迫，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官兵平等，军民一家，连毛泽东、朱德也毫不特殊…… 又从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知道共产党是真正的抗日英雄。由是萌生了一个想法：投奔延安去。”同样是经过艰难跋涉，他在1937年底到达延安，并在锣鼓喧天、口号阵阵中感受到了贵宾般的欢迎。

这段记录让我也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真诚与朴素，以及延安对人才的真心拥抱，还有对志同道合者的紧密相连。

如果说延安给了冼星海一个发挥才华的舞台，让他用《黄河大合唱》吼出了一个民族的不屈，让延安的文艺从此有了重量；那么，陈振夏的到来，则实打实地改变了延安的生存困局。

大家都知道，近代化转型中能源很重要。没有油，汽车开不动，机器转不起来，电台发不出声音，报纸印不出来——一个连煤油灯都要省着点的边区，拿什么打仗？拿什么生产？所以，1938年春，中央军委军工局将石油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时，延安尚无石油专家，而陈振夏的到来，给了大家一个希望。因为他毕竟是搞机械出身的，多多少少和石油开发能挂得上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陕北高原的印象，就是穷山恶水，黄沙漫天。黄河之所以成黄河，正是因为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泥沙一路东去，每年带走的泥土足以让一片土地消瘦。但事实上，这里还是能源的宝地——地底深处，蕴藏着中国最优质的煤炭和石油，那些埋藏了亿万年的黑色金子，一直在等待被唤醒。曾做过延安当地领导的沈括，在他那本《梦溪笔谈》里就记载过延州境内的“石油”，更是断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一千年前，一个中国古代科学家已经预见了石油的价值。但问题是，我们有宝藏，却没有开采的技术，没有钻探的设备，没有足够的钢铁，没有熟练的工人，更没有一条能够把这些黑色金子运出去的现代道路。

宝藏在脚底下沉睡，而唤醒它的人，迟迟没有到来。

陈振夏显然知道石油对延安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意义。他没有拒绝组织对自己的要求。正像没有枪没有炮我们就自己造一样，他用在上海滩学到的机械知识，把从废铁堆里扒出来的零件重新组装；用从招商局积累的技术经验，改良了炼油的土办法；用最原始的手段——没有钻机，他们用手摇；没有套管，他们用木筒；没有泵，他们用桶一桶一桶地提——干出了最现代的活儿。

当地底的石油终于涌出地面的时候，那不是工业的力量，是人的力量——是一个人把他在大上海见过的一切，用双手搬到了陕北，他不仅让这里的油井喷出了石油，更让他负责的延长石油厂从“废铁堆”变成了边区的“动力心脏”，生产出的汽油、煤油、柴油、擦枪油、蜡烛、石墨、油墨——每一样，都是延安最缺的东西。

它还保证了毛主席挑灯夜战的用油，正是在这些微弱却又光芒万丈的灯光下，毛主席写出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篇篇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不朽篇章。

这些在窑洞里彻夜不熄的灯火，照亮的不只是一张书桌，而是一群人找到信仰的路，一个民族走出黑暗的路。

同时，它也让上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生。

1946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上海文化协会在辣斐大戏院举行文艺招待会，一场充满着延安风情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将延安送到了这个大都市的面前。

合作演出的是李丽莲与欧阳山尊。他们为延安鲁艺的同事。前者虽然祖籍广东，但出生在上海。曾在中国严肃歌剧的开山之作《王昭君》中饰演主角王昭君，后在话剧《雷雨》中饰演女主角繁漪。但她最光辉的履历，无疑是1938年参与鲁艺创作的延安文艺史上第一部大型歌剧《农村曲》的创作及演出。而后者更是名人之后，其曾祖父欧阳中鹄为谭嗣同、唐才常之师。1926年前后，他被过继给自己的伯父，也是中国话剧艺术创始人之一欧阳予倩为子。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队。但他为世人所知的，还是日后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始人之一。

在各种资料中，都指出这是一场影响热烈的演出。观众们被剧中“腰挺得那样直，胸膛显得那样宽，眼睛那样明亮”的农民形象深深震撼，有人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我最激动的文艺”。某种意义上，它很好地宣传了延安——让十里洋场的人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到，在陕北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却活出了另一种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演出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时笛子伴奏的，一说他正是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的丁聪。

对这个陕北秧歌剧的评论也挺有意思：充满了陕北农民的浓郁色彩，又带有革命文艺健康向上的精神，犹如向迷漫着美国军舰滚滚油烟的黄浦江吹去一阵清风。

不得而知，这场清风有没有吹进赵祖康的办公室，但是他显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位上海松江人，中国道路工程界的“公路泰斗”，一辈子修了很多关键公路，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打通了滇缅公路等生命线，成了他最耀眼的辉煌。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被推为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只是，“多年来的阅历让我认识到国民政府的腐朽没落。”后来他在自己回忆录中写到，在新旧转换的变局中，“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无论如何不再做国民政府的官。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无论去留何若，我今后还应以搞我的本行为事业，至于到哪里去搞，主要是想在上海，但也没有把握。”

但不管如何，他最终没有跟着国民党走，而是在那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选择了留在这座城市，选择了迎接陈毅进城，还选择了将一条路的名字交给新中国。

也就在1950年5月27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中正路改名延安路，明日上海解放周年起更易”。

延安路今天包括三个部分，延安东路，延安中路和延安西路。延安东路的前身就是洋泾浜，它在敌伪时一度改名“大上海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又将其改名为中正东路。现在，它成了延安东路，也就是延安路的一部分。

【今日的延安东路/王千马摄】

也正是这样一个修了一辈子路的人，最终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向延安致敬，向新中国问好。它连接着外滩的繁华和租界的往事，连接着洋泾浜的污浊和爱多亚路的屈辱，连接着奔赴延安的青年，也连接着赵祖康的前半生和后半生。一条路的名字，有时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字。

哦，对了，赵祖康主持编制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中，也包含了对浦东开发的早期构想和跨江交通的规划——那是在1946年，浦东还是一片农田。

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或创作的缘故，我曾数次到访上海，甚至在浦东的世纪公园周边租住过，因此也关注过上海的不少道路。有人民路，那是当年上海县城的城墙拆掉后修成的，一圈圆弧，把老城厢圈在里面，像一枚旧铜钱，刻着这座城市的来处。

有南京路，那记载了上海开埠的屈辱和开放——从跑马道到"大马路"，从洋行林立到四大百货公司争奇斗艳，它是一条路，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在《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中，我还写过"天平路"——那是上海法租界西区的一条安静小马路，周边住过（着）巨多的名流大咖。我总把它的名字念成“太平”。导致后来我写太平天国时，却“报复性”地误作"天平天国"。

当然，我还关注过两条"宁波路"——一条在当年的法租界，一条在当年的英租界，它们像这座城市里无数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马路一样，默默记下了那些离乡闯荡的宁波人，如何在外滩的钟声里安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家。

这些路，一条条地铺开，像毛细血管、像叶脉、像掌纹，组成了上海的近代化转型，也组成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庞杂与丰富——有租界的、有华界的，有繁花的、有凋敝的，有灯红酒绿的、有柴米油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上海，一个说不尽的上海。

但是，真正支撑上海发展的，还是这条延安东路以及向西延伸的整个延安路。它不仅是上海的东西大骨架——从外滩一路贯通到虹桥机场，把浦西与浦东、老城与新区串联成一体——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延安精神，在日积月累中深入了这座城市的肌理。

它让上海从一个"赚钱的地方"，变成一个"有方向的地方"。就像当年的年轻人放弃了银行柜台、电影片场、洋行写字楼，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路，上海也要从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变成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前途之城。

这其中就包括，用“公仆意识”取代“买办心态”——让这座城市从洋人、买办、官僚说了算，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人说了算；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取代“以洋为尊”——让这座城市走出盲从、照搬和跟风，在开放中保持独立思考；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代“洋人码头”——让上海的产业和发展从“依附”走向“自主”；用“民主、团结、统一”取代“各自为政”——让上海在各方利益错综复杂之中学会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并在多元中继续确保共同的方向。

伴随着延安东路的逐步延伸，上海也在各地建设者——包括那些从延安"回流"建设新上海的青年们——的奉献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蜕变。在度过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之后，上海迎来了沿海开放的浪潮，浦东从一片农田变成了世界的会客厅；工业也逐渐走出对西方的依附，从"来料加工"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一座城市完成了自我升级；更让人激动的是，自贸区的实践从这里出发，把"开放"两个字写进了全球贸易的新规则里。

此时的陈振夏，依旧在"埋头苦干"。还是来自陆茂清老师的记录：新中国建立，陈振夏先后担任石家庄农机厂副厂长，保定机械厂副厂长、厂长，保定地区机床厂顾问。1972年，他退休回了崇明，继续保持着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精神：组织给的安家费他不要；给他建新房也不要，提出要和群众一样分配公房。几次请他搬住新楼，均婉言谢绝。县府照顾他去医院看病提供汽车，他宁坐三轮车。陈振夏生活俭朴，睡普通木床，穿打了补丁的衣服，一根皮带用了47年。他将变卖老宅所得的钱交了党费，又把多年积蓄的2000元作党费上交——尽管年纪大了，远离了机器的轰鸣，和台上的表彰，但依旧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在“埋头苦干”。

也许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但是他的甘于平淡、不居功自傲的精神，却在日后的时代中熠熠生辉。

他和叶澄衷、赵祖康、欧阳山尊等老一辈们一起，也构成了一个关于"上海人"的完整图谱，有向上奋斗的底层智慧，有对国家命运的赤诚，有用火种照亮都市的文化自觉，还有用专业精神为新旧时代架桥的务实担当。他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有的从洋泾浜的舢板上，有的从招商局的轮船上，有的从辣斐大戏院的舞台上，有的从滇缅公路的图纸上——最终都汇聚到同一条路上，这条路叫延安路，这个名字叫新中国。

今天，我也走在了这条路上。距离上次到延安，仅仅过去了一两个月。但我好像走了一辈子那么长。延安路还是延安路，车流还是车流，但行驶在路面上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那些在延安看到的雕塑、展览、宝塔山，那些从上海出发又回到上海的人，那些把"延安"两个字刻进路牌里的人，他们让我脚下的这条路，忽然有了温度，有了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