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千里追随父亲，从北京到宁夏，如同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俄国|北京市|十二月党人|宁夏|山西|我们一家人

一九五六年，我的妈妈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到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教预防医学。

那几年她的事业很顺，领导器重，学生也认她。妈妈穿一件白衬衫站在讲台上，干干净净的。北京是大城市，生活条件远好于其他省市，她本来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的。

但是，爸爸蒙冤远去宁夏，已经三年了。

爸爸走的那年，我六岁。妈妈带我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开了，她站在月台上没动，风吹着她的头发，一遍一遍地掀起来又放下去。

她没哭，就那么站着，直到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才牵起我的手往家走。那一路她走得很慢，手攥得我有些疼。

AI生图

后来每个月她都写信。写我考了多少分，新学了什么字，夜里做梦喊了几声爸爸。

宁夏太远，爸爸的回信要等些日子的，信纸皱巴巴的，是路上磨出来的。妈妈看完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几年下来那些信的边角都磨白了。

朋友劝她，说你还年轻，实在不行就算了。她从不接话。

我知道，让妈妈放不下的，是爸爸的胃。

爸爸打仗时候落下的胃病，到宁夏以后越来越重。他在信里从来不提，但妈妈知道。妈妈说，爸爸的胃，再不调养，迟早出事。

还有一件事，她没说，但我知道。

那时候我们三姐妹都还小，晚上挤在一张床上。妈妈坐在灯下备课，有时候我偷偷看她，她手里拿着笔，眼睛却望着窗外，一动不动地坐很久。

有一回我喊她，她回过头来看见我，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在问自己：“你们都快记不得爸爸长什么样了吧。”

我被她问住了，没有回答，她也没再说什么，又低下头接着写。

很多年以后她告诉我，那个晚上之后她再也没有犹豫过。

她说，她可以忍受北京和宁夏之间的一切差距，但她不能忍受她的孩子们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里长大。

妈妈认为，一家人是不该分开的，条件再苦，一家人也要在一起。

年轻时的妈妈

一九六一年，她向校领导打了调去宁夏的报告。

任彬阿姨是她的老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里。任阿姨没让她坐，自己先坐下了，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妈妈坐下来，任阿姨看了她好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得很清楚：“小李，你在这里前程好。学院正准备送你出去进修，回来就能提职称。你还年轻，路还长得很。”

妈妈说：“我知道。”

“你知道？”任阿姨身体往前探了探，“宁夏的条件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医学院刚建起来，什么都没有。教室可能是借的，教材可能没有，实验室可能是空的，而且听说只开设了一个医疗专业，你到那儿去，能干什么？”

妈妈没说话。

任阿姨又说：“我不是拦你。我是替你可惜。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一步走出去意味着什么。北京户口有多珍贵，你知道吗？你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来了，到时你后悔都来不及啦。”

妈妈抬起头：“任主任，我不去才后悔。”

任阿姨看着她，看了很久，声音忽然低下来：“他到底有什么好？值得你这样？”

妈妈愣了一下，然后说：“不是好不好的事。他在那儿三年了，胃病越来越重，身边连个端热水的人都没有。我每天晚上想起他一个人坐在那间屋子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就睡不着。”

她停了停，又说：“还有我的孩子们，她们不能没有父亲。”

任阿姨没再说话。她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把要说的话又咽回去了。

过了很久，她坐直了，拉开抽屉，拿出一张调令表格，推到妈妈面前：“填了吧。”

妈妈拿过笔，低头填表。

任阿姨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她，一直没回头。

妈妈填完表放在桌上，站起来说：“任主任，我走了。”任阿姨没转身，只点了点头。

离开学校那天，任阿姨来办公室跟妈妈告别。

任阿姨从自己包里摸出两条烟，递给妈妈：“给他带的。那边买不着。”妈妈想说谢谢，张了张嘴，没说出来。任阿姨拍了拍妈妈的肩膀，说：“走吧。”

妈妈离开办公室，门锁咔嗒一声合上了，她站在门口愣了一会儿，不知道在想什么。

任阿姨站在走廊那头，没走过来，远远地看着，直到妈妈转身下了楼。

妈妈后来跟我说，那两条烟，爸爸一直没舍得抽，放了好久，后来打开的时候，都潮了。

她每次说起这件事，都会沉默一会儿，好像那两条烟在她心里放着，一直没有变潮。

秋风起了，我们一家人坐上了开往银川的火车。

火车开出北京的时候，妈妈隔着车窗往回看了一眼。后来她跟我说，心里真的是非常舍不得，但她不后悔。

60年代的北京站图源网络

到了银川，条件比想象的还要差很多很多。

我们一家人住进了两间土坯房。

妈妈在这间土坯房里，做的第一顿饭里，就有一锅小米粥。爸爸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喝完了说：“太舒服了。”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爸爸出门前，妈妈都会在搪瓷缸里倒好热水，放在桌上。晚上不管多晚回来，桌上一定有一碗热的东西：有时候是小米粥，有时候是热汤面。

宁夏的冬天来得早。爸爸的胃病一到冬天就犯，疼得他站不直，弯着腰扶着桌子，额头上全是冷汗。

妈妈和奶奶早早把炉子烧起来，屋里有了热气，让爸爸在炉子边坐下，自己又去厨房熬粥。

那锅粥她熬了很久，米粒全部煮化了，稠稠的，冒着热气。爸爸喝完之后靠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就把毛毯给他披上，自己坐在书桌旁备课，直到深夜。

后来爸爸的胃慢慢好了一些，不再半夜疼得冒冷汗了。妈妈说，三分治七分养，靠的就是热饭热汤，规律着来。

她把爸爸管了起来：早上必须喝一碗热粥再出门，中午不管多忙都要回来吃饭，晚上不许熬夜。

有一回爸爸赶着去开会，拿了两个冷馒头就要走，妈妈追到门口，把馒头夺下来，塞给他一包热好的饼：“你吃凉的，胃又要疼了。”

她学会了用宁夏的土灶做饭，学会了生炉子、封炉子。这些在北京都没干过的事，到宁夏以后全都会了。

有一回爸爸胃病又犯了，疼得他蜷在床上。妈妈把热水袋灌满塞进他怀里，又去煮了一碗姜汤。爸爸喝了几口，说：“你歇会儿吧。”她说：“你喝完我就歇。”爸爸没再说话，把那一碗都喝了。

她把碗拿回厨房的时候，在灶台边站了一会儿，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的脸。

日子久了，妈妈成了半个“胃病专家”。

她知道什么东西养胃、什么东西伤胃，知道胃疼的时候该怎么揉、该喝什么汤，知道天冷的时候要在爸爸出门前给他围上围巾。她把这些事都做得很自然，像呼吸一样自然。

爸爸总是把妈妈做的那些饭都吃得干干净净，他的面色也渐渐的红润了，很少再说胃疼了。

妈妈要去教书的宁夏医学院，一九五八年才建起来，借的是银川卫校的教室，整个学校就一个医疗系。没有设备，没有教材，没有足够的老师。

宁夏医学院旧址图源网络

流行病学就她一个人教。教材倒是有，国家统一出版的，薄薄的几本，但她不打算照本宣科。

系主任领她去看办公室，一间平房，窗户玻璃缺了一角，糊着报纸。桌子是旧的，椅子一动就吱吱响。

系主任说，李老师，条件不好，委屈你了。她把书包放下，说没事，能上课就行。

第一堂课她提前半小时到，学生们已经坐齐了，每人面前摊着本子，齐刷刷的。他们都是宁夏各地考上来的，银川的，永宁的，中卫的，盐池的，西海固的，有不少是回民孩子，普通话都说不利索。

有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流行病是不是就是传染病？”

妈妈走到黑板前，把“流行病”和“传染病”并排写在上面。她一个一个地讲，讲得很慢，一句一顿，讲台下的学生们，从茫然到领悟，眼睛慢慢地亮起来了。

她说，流行病不一定是传染病，但传染病一定是流行病。学生们低头记，有人写得慢，急得直挠头。她说不要紧，下课来找我，我再讲一遍。

那天放学后，好几个学生围在讲台边没走。妈妈一个一个讲，讲到最后一个离开，天已经黑透了。她锁了教室门，沿着没有路灯的土路走回家，进门坐下，又开始备下一堂课。

妈妈把那几本薄薄的教材翻了又翻，把流行病学的逻辑拆开、揉碎，按自己的方式重新排好，一章一章写教案。每一章的右上角都标着编号，一号、二号、三号，排到学期末。

她在教案的空白处写满了小字，挤在铅印字的缝里。“这个地方学生容易糊涂”“这个例子他们听懂了”“下次从这儿接着讲”。

讲完一节课，她会停下来，把刚才讲的东西浓缩成三句话写在黑板上方，然后回头问：“这样是不是好记一些？”底下人点头，她就擦掉，接着往下讲。

妈妈常说，流行病学不难，难的是记住它为什么重要。每次讲到“预防”两个字，她的声音都会放慢一点。

有一次我放学去找她，妈妈还没下课，我就趴在窗外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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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正讲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三个角上各写一个词，中间用箭头连着。“你们记住这个三角形，”她说，“以后到了乡下，一看见疫情，脑子里就是这个图。三个角，掐断任何一个，疫情就停了。”

很多年后我在一本书里看见同样的图，一模一样。那一刻我坐在灯下，忽然觉得妈妈还站在那块黑板前面，粉笔灰落在她袖口上，她也不拍。

长大以后，我读到了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故事。

那是在1821年，一群参加过反拿破仑战争的俄国贵族军官在远征欧洲期间，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深刻影响。

他们从巴黎回到俄国，看见自己国家还陷在农奴制的黑暗里，心里再也过不去了。他们筹划起义，想在俄国废除农奴制。

但是起义失败了，五人被处死，一百二十一人戴着镣铐，被流放到六千里外的西伯利亚。

他们年轻的妻子们，都是贵族家庭的女儿。她们从小在庄园里长大，有暖炉、有仆人、有舞会，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她们嫁给这些显赫的军官，原本可以一辈子待在彼得堡的别墅里，喝茶、弹琴、读小说，安安稳稳过完一生。

但她们没有。

丈夫被判刑之后，沙皇给了她们两个选择：要么离婚，永远留在彼得堡；要么放弃爵位、放弃财产、放弃孩子，跟着丈夫去西伯利亚。

这些贵族的女儿们，辞别父母孩子，卖掉珠宝，裹上厚厚的皮袄，跟随她们的丈夫，踏上囚车，出发了。

六千公里路，一走就是好几个月，风雪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路途苦寒艰险，她们中有人就冻死在半路上了，身上裹着丈夫的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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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下来的人到了西伯利亚，在木头房子里劈柴、生火、缝补衣裳，把冻僵的丈夫从矿坑里背回来，放在炉子边，用自己身体的热一寸一寸地焐暖他。

她们本可以留在别墅里，谁也不怪她们。可她们选了最难的那条路。

俄国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为她们写下诗歌《西伯利亚的玫瑰》：

“当彼得堡的舞会散去，
当冬宫的灯火在雪夜中微凉，
你们脱下丝绒的华服，
换上了粗布的行囊。
没有犹豫，没有回望，
只为了那一声
“无论生死，我与你同往”。
六千公里的冰雪长路，
是通往西伯利亚的流放，
也是通往灵魂深处的朝圣。
你们放弃了贵族的特权，
放弃了父母的膝下，
放弃了儿女的依偎，
只为在矿井深处，
亲吻那冰冷的镣铐，
在苦役的寒夜，
点亮一盏名为“爱”的灯。
西伯利亚的冻土，
因你们而不再荒凉，
因为那里开满了，
永不凋零的玫瑰，
那是爱情，是信仰，
是人性在至暗时刻，
最耀眼的光芒。
当自由的风终于吹过，
当镣锁在历史中锈蚀，
请记得，
在那片被冰雪覆盖的荒原上，
曾有一群女子，
用她们的青春与生命，
为“爱”字，
镀上了永恒的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