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支队司令，三个后来叛变，两个倒在抗战里，一个坐过牢，最后只剩高士一走到北京的国务院参事室。
一九三八年五月，河北安平，冀中军区成立。司令部的桌上摊着地图，村庄、河沟、铁路、据点，一条一条用铅笔标出来。
吕正操任司令员，王平后来改名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那时冀中平原上抗日武装很多，旗号也杂，军区把其中一批整编成独立支队。
七个支队，七个司令员。这张名单刚写下时，谁也想不到，后面会分成几条完全不同的路。
先出事的是柴恩波。
他原在新镇、文安一带拉队伍，后来编为冀中独立第二支队。日军进攻一紧，伪新镇县县长王宗琪伸手拉拢，他就把军区派来的干部扣住，连军事指挥员也被害了。
常德善接到任务，带兵平叛。枪声在村口响起来，第二支队的番号，很快就撤了。
柴恩波往后又投向日伪。新中国成立后，他改名躲藏，还是被认了出来。一九五三年，他被执行枪决。
赵玉昆的路更黑。
易县沦陷后，他打起抗日救国旗号，拉起一千多人。冀中整编时，他当过第三支队司令员。到一九四〇年，他带二百多人投向日军。
这一步踩下去，回不了头了。娄山一带、血井一带，村民记住的不是他的旧番号，而是惨案。
后来赵玉昆又投靠国民党方面。解放后，他被逮捕归案，一九五〇年前后被枪决。
江东升则败在一个“私”字上。
他的部队编为独立第六支队后，兵多枪多，心也慢慢大了。他不愿接受八路军直接领导，想带少数亲信脱离部队。
人刚动，追兵就到。常德善等人追上去，把江东升控制住。
那一刻，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第六支队司令员江东升，被处决。
剩下四个人，也没有轻松路。
朱占魁是独立第一支队司令员。他出身旧军政系统，抗战后拉队伍，后来接受改编。身上背着旧关系，也背着新身份。
一九四六年前后，他一度离开革命队伍，投向国民党方面。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又率部向冀中军区投诚。
建国后，历史问题追下来，他被判无期。牢门关上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骑马带队的支队司令。
一九七五年，他获特赦。到一九七九年，朱占魁得到平反，恢复投诚人员身份。
他熬过来了，可最好的年岁，已经留在铁门后面。
魏大光没等到胜利。
他在津西拉起抗日武装，后来部队到任丘青塔镇一带，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魏大光任司令员。
齐会战斗后，他的名字传得更远。可一九三九年，他在永清大宁口一带同日军遭遇，头部中弹牺牲。
年仅二十八岁。叶剑英悼念他，说魏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
马本斋也没等到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马本斋率回民武装参加八路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同年十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申请书里写下：“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渤海之滨转战，打伏击，炸桥梁，破公路。毛主席为这支队伍题写：“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一九四四年二月，马本斋因病在山东莘县逝世。战马还在，司令员不在了。
最后一个，是高士一。
任丘大苟各庄村，人称“高四爷”。七七事变后，他同共产党员杨琪良、高万德组织人民自卫军第五路，后来任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
他知道自己出身复杂，主动请上级派老红军干部来部队。队伍一天天整起来，后来编入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
解放战争时期，他转到后勤、财经、交通系统。新中国成立后，又到西北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国务院任命高士一为国务院参事。
七个司令员，只有他一直走到新中国的机关大院。
一九六八年，高士一病逝。北京的办公室里，桌上文件还在，河北平原的风已经吹过三十年。
当年安平那张名单上，七个名字分开落下：有人投敌，有人反正，有人牺牲，有人走到白发。最后留下的，不是番号，是每个人自己选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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