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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内容概要

- 八成澳洲人担心生活成本推迟退休

- 澳洲超市食品价格飙升

- 悉尼三地区失业全国最低

- 澳洲传统媒体广告持续萎缩

- 澳洲移民漏洞曝光:没读书没文凭也能拿技术移民签

- 澳洲托儿行业信任危机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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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澳洲人担心生活成本推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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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年轻人为了买下第一套房,正在付出比前几代人更高的代价。

Great Southern Bank 最新《No Place Like Home》报告显示,年轻澳洲人买首套房时的首付比例普遍高于婴儿潮一代。千禧一代最常见的首付比例为 16% 至 20%,Z 世代最常见的是 11% 至 15%,而婴儿潮一代当年更多是 5% 至 10%。

房价变高后,买房不只是“攒够首付”的问题,也开始影响退休时间。报告显示,80% 的澳洲人认为生活成本压力会推迟自己的退休计划。最常见的预期延迟时间是 3 至 5 年,占 22%;其次是 5 至 10 年,占 21%。

Great Southern Bank 首席客户官 Rolf Stromsoe 表示,对许多年轻澳洲人来说,拥有住房仍是值得作出重大牺牲的目标。他们一边面对更高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边仍在提高首付、提前规划并谨慎安排财务。

报告还发现,85% 的澳洲人更愿意购买已经配备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的房屋。能源价格和长期维护成本,正在进入购房决策。另有 35% 的澳洲人担心,洪水、山火和保险成本上涨等气候风险,会在未来十年影响房屋价值。

26 岁的 Emily 和 Christopher 就是这种变化的缩影。两人在 Central Coast 租房五年,期间搬了五次家。反复搬家、租金上涨和不稳定感,让他们决定尽快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

Chris 说,算过五年租金总额后,他们发现花出去的钱相当惊人。相比继续租房,他们更想拥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家。

这对情侣后来咨询 Money Lounge 经纪人 Maddie Walton,找到适合自己的购房方案。他们在 Central Coast 买下一套四居室房屋,同时仍保留了婚礼、家具和突发开支的财务缓冲。

Chris 表示,悉尼价格太高。用差不多的预算,在 Central Coast 能买房,在悉尼可能只能买一套小公寓。Emily 则说,他们希望买一套能满足未来需要的房子,而不是很快又住不下。

Emily和Chris租房期间五年内搬了五次,这让他们决定是时候扎根了

两人最终准备了相当于购房价 17% 的首付。Emily 说,他们特意在能力范围内买房,希望每月还贷后仍能继续存钱,而不是把现金流压到极限。

由于 Chris 是物理治疗师,他们曾考虑医疗行业贷款方案,但在收入上限调整后,政府 5% 首付计划更适合他们。Emily 也特别关注房屋是否适合安装太阳能板,因为她从事能源政策工作,清楚太阳能搭配电池在长期支出上的价值。

买房仍是澳洲家庭最重要的财富路径之一,但这条路正在变长。年轻人需要更高首付、更长储蓄期,也可能因为房贷和生活成本,把退休计划往后推。

2

澳洲超市食品价格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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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觉得过去一年澳洲的食品杂货价格上涨了,那不仅仅是感觉,而是因为它们确实在飙升。

而且这还是在伊朗战争对食品价格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之前。

悉尼大学零售业研究员艾舍尔(Lisa Asher) 说:「薪资成长跟不上物价上涨,结果就是,结帐时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价格的压力。」

消费者研究机构Canstar追溯调查了胡禾夫超市(Woolworths ) 2025 年3月的食品杂货价格,并与2026 年7月的同类商品价格进行了比较。

2025 年,调查的一篮子食品杂货帐单为213.89元。 2026 年,同类的一篮子食品杂货的价格为232.02元,上涨了8.5%。

胡禾夫集团是澳洲最大的连锁超市。

然而该超市集团在上周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表示,除香烟品外,其他商品在2025-2026 财政年度的平均价格有所下降。

它的年度业绩报告指出:「食品杂货价格下跌和复活节促销活动增加是导致食品杂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但鲜食价格上涨(主要由肉类引起,羊肉和牛肉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货紧缩的影响。」

Canstar先前曾对高斯集团(Coles)的超市和胡禾夫集团的超市进行比较,发现这两家澳洲最大超市的价格差异不到2元。

根据澳洲统计局(ABS)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澳洲工人的薪资成长率为3.3%。

牛奶和肉末等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反映了天气事件对农民的影响。

Canstar发言人拉德福德(Eden Radford)表示,许多人正在改变购物方式,尽可能节省开支。

她说:「他们会采取一些措施,例如批量购买、尽可能选择冷冻食品、货比三家,甚至用扁豆等食物代替肉类。」

两大超市集团上周相隔一天公布的年度业报告中,胡禾夫集团的的利润飙升18%,达到11亿元。高斯集团的全年利润也达到11亿元。

食品杂货价格上涨的趋势远不止过去一年。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供应链中断和运输成本上升,食品杂货价格也随之上涨。

艾舍尔将其描述为「贪婪通膨」。

这位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运输成本飙升,花了几年时间才回落,而且从未完全回落。」

超市支付的工资更多了,能源和物流成本也上涨了。

农业生产成本也增加了。

拉德福德说:「化肥、机器维护等等……要考虑利率之类的因素(成本都在上涨)。」

始于二月底的美国对伊朗战争也推高了食品杂货、化肥、燃料和运输的成本。

消费者权益组织Choice发现,你居住的不同州确实会影响你购买食品杂货的价格。

在西澳,高斯超市一篮商品的价格比新州的同一家招牌超市的同类商品贵3元以上。

北领地IGA超市的一篮子商品价格比维州同一招牌超市的同类商品贵约33元。

各州之间的价格差异主要源自于水果和蔬菜价格的差异。

艾舍尔表示,澳洲两大超市之间缺乏竞争也产生了影响。因此顾客购买食品杂货的价格上涨了约10%。为此澳洲民众支付的更高的价格。她也调查了纽西兰和英国一篮食品杂货的价格。她发现,在过去一年里,英国几家超市的一篮食品杂货的价值:Sainsbury's 的一篮子食品杂货篮价格上涨了4.5%,而Tesco 的价格则下降了2.7%。

纽西兰,胡禾夫纽西兰超市的价格上涨了2.79%,PAKnSAVE 超市的价格上涨了4%,New World 超市的价格上涨了4.18%。

艾舍尔表示,英国的超市市场竞争更为激烈。

她说:「尽管英国的通货膨胀率为2.8%,但Tesco超市的补货价格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却出现了-2.1% 的下滑。」

自今年7 月1 日起,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 开始对高斯超市和胡禾夫超市的价格进行监管,以识别任何「价格过高」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可以向它举报任何产品,超市可能会被处以罚款。

但有人担心,过高的价格很难被证实。

根据新的权力,竞消委会还可以阻止大型超市扩大其在澳洲的销售规模。

3

悉尼三地区失业全国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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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利率上升、汽油价格上涨和房价下跌等经济因素影响巨大,但悉尼部分地区的失业率却创下全国最低水平。

澳洲全国失业率在7月攀升至4.5%,与近五年来的最高水平持平。但澳洲统计局(ABS)最新计量模型显示,悉尼三个地区的失业率低于3%。

失业率最低的是悉尼南部萨德兰(Sutherland)地区,为2.2%,也是全澳最低。其次是悉尼北部海滩区(Northern Beaches),失业率为2.6%,位列全国第二低;悉尼东区紧追在后,失业率为2.8%,同样位列全国第三低。

上个月,大悉尼地区15个区域统计区中有12个的失业率等于或低于全国水平。

但当地劳动市场模型显示,雪梨西区和西南区的部分地区的失业率远高于其他地区。雪梨西南统计区–包括利物浦(Liverpool, )、费菲市(Fairfield )和绿谷( Green Valley)–的失业率最高,达5.6%。其次是巴拉玛打(Parramatta),达到5.3%和霹雳镇(Blacktown)达到4.9%。

澳洲各地区中失业率最高的是昆州内陆地区,为7.3%。墨尔本西区紧随其后,为6.4%。

在各州中,维州和塔州的失业率并列最高,均为5.1%。

新州7月的失业率为4.2%,比6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男性失业率为4.4%,高于女性的4.1%。

安保集团(AMP)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弗( Shane Oliver)表示,尽管今年经历了三次升息、汽油价格高企和房地产价值暴跌,新州的就业市场仍然保持韧性。

他说:「通常来说,人们会认为新州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和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因为该州的房价收入比和负债率远高于其他地区。」

「但新州的失业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与昆州持平,并且低于西澳,这还不错。」

数据中心和清洁能源领域的蓬勃发展抵消了冲击新州经济的不利因素。

新州政府上周表示,与新建数据中心和再生能源项目相关的经济活动是该州避免经济衰退的「关键原因」。

即便如此,奥利佛表示,由于近期升息和持续疲软的房地产市场拖累经济,未来几个月新州的失业率可能会「略有上升」。

澳洲央行在今年2月、3月和5月提三次加息,此后悉尼的房价一直在下跌。奥利佛估计,悉尼的房价已从今年年初的高峰下跌了约6%。他认为经济可能进一步下跌。

新州政府6月公布的州预算方案中预测,本财政年度新州经济成长率仅1%,且预计未来12个月该州失业率将持续攀升。

4

澳洲传统媒体广告持续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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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媒体,包括电视,电台,报纸和杂志广告收入继续急剧萎缩之际,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澳洲企业对网络广告投资激增,增长超过以往六年的平均水平,达到198亿元。

由普华永道澳洲(PwC Australia)为IAB Australia编制的年度《网络广告收入报告》( Internet Advertising Revenue Report)显示互联网广告市场同比增长14%,该报告涵盖了在澳洲市场运营的媒体所有者、出版商和广告平台的数据。

根据澳洲数字广告产业高峰团体IAB Australia的会长骆伊( Guy Le Roy) 表示,尽管整体广告市场表现平平,但网络广告吸引了大量新广告主的涌入,实现了成长。

骆伊女士说:「许多新增支出来自传统广告主群体之外。虽然许多老牌广告主的预算没有成长,但我们看到中小企业、零售商以及瞄准澳洲受众的海外广告主正在加大投资。」

「这些活动大多是『持续在线』的,而非与传统的营销周期挂钩,这表明数位化正成为品牌触达澳洲消费者的一种更加稳定、日常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在关键零售或季节性活动期间才启用。」

虽然网络搜索引擎广告仍然是最大的广告类别,吸引了43%的广告支出,达到86亿元,但网络视频广告推动了显著的成长,年增18.8%,达到59亿元,占总支出的30%。

在视频广告类别中,社交媒体视频广告表现突出,增长了29.5%,达到24亿元,占所有视频广告支出的41%。

然而,Bench Media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卢菲特(Shai Luft)表示,尽管投资增长分散在本地市场,但很大一部分网络广告资金流向了海外,流入了全球科技巨头的腰包。

他说:「大部分增长都流向了谷歌、Meta和(抖音海外版)TikTok,因为它们的优势不仅仅在于用户规模。它们拥有海量的行为数据和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广告演算法。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澳大利亚相当一部分广告投资流向了全球平台。」

卢菲特表示,本地媒体公司必须大幅提升自身服务水平,才能与全球巨头竞争。

他说: 「本地出版商、广播公司、串流媒体服务和零售媒体网路如果能够将值得信赖的环境与宝贵的第一方数据相结合,仍然可以参与竞争。但仅仅提供数位广告位已经远远不够了。他们必须证明其受众的品质、数据的价值以及交付可衡量成果的能力。」

「下一阶段的广告竞争将不再由拥有最多技术的品牌赢得,而是由那些能够巧妙运用技术和数据,同时又能保留演算法无法提供的判断力、战略思维和独特创意的品牌赢得。」

「新一代精通数字科技的企业行销高管正在加速这一转型。」

他们不再那么执着于传统的管道分配和年度媒体计划,而是更倾向于根据即时效果在整个广告活动中灵活调整投资。媒体预算正从固定的时间表转变为动态的投资组合。

网络广告的成长主要源自于受众群体的转变,他们持续在线上寻求娱乐。

随着网络电视、广播视讯点播和串流平台共(网络直播节目)同建构了一个强大的视讯市场,各大串流平台广告层级的增加为广告主提供了更多选择。

5

澳洲移民漏洞曝光:

没读书没文凭也能拿技术移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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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移民制度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评论员 Peta Credlin 直言,连已被定罪的暴力罪犯都能钻制度漏洞,继续留在澳洲、甚至寻求永久居留与政府资助,这说明体系已经“彻底失灵”。

争议核心不再只是移民人数,而是澳洲究竟接纳了“谁”,以及如何处理那些入境后犯下严重罪行却拒绝离开的非公民。

以代号 GNHW 的南苏丹男子为例,他 2017 年从埃及抵澳,2019 年因在墨尔本酒吧残暴袭击一名三肢截肢者而入狱。法庭记录显示,他将受害者摔倒在地后拳打脸部,又两度踩踏头部,甚至用受害者的金属拐杖在头部附近连击 77 次。

入狱期间,他的签证被取消。但由于无法遣返至南苏丹,加上高等法院在 NZYQ 案 中裁定非公民不得被无限期羁留,他最终获发临时过桥签证重返社区。

更离谱的是,他的律师竟向法院主张:若给予永久居留,他会“成为更好的人”,还能获得大学资助与 NDIS 支持;临时身份让他被视为“二等公民”,影响心理健康。

Credlin 反击称,这种说法荒谬至极——他根本不是公民,更无资格谈“等级”。他曾严重伤害一名澳洲公民,只因原籍国拒收才未被遣返,澳洲不欠他任何东西。

类似案例不止一宗。另一名来自塞拉利昂的男子曾猥亵男童,律师辩称永久签证能减轻“签证压力”,降低再犯风险。法院采纳理由后,他同样因声称返国会遭迫害而继续留在澳洲。

Credlin 指出,这些判决与社区期待背道而驰,议会必须介入,因为政客需向选民负责,而法官无需承担同样的政治责任。

争议不仅限于暴力罪犯。澳洲移民体系长期被批评存在以下漏洞:

- 名不副实的“技术移民”

- 实际没有认真读书的国际学生

- 申请人利用制度空子,仅凭一份初始签证申请就把全家带进澳洲

- 上诉机制让人反复拖延,长期滞留

这些现象令民众愤怒,也让移民议题成为下一场联邦大选的焦点。

Credlin 强调,移民辩论不能只盯着海外净移民(NOM)数字,也不能只讨论技术、难民或家庭团聚类别。

她主张,一切都必须重新摆上台面讨论,并遵循唯一原则:所有措施都必须以澳洲的最佳利益为最终考量。

6

澳洲托儿行业信任危机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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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托儿行业正站在危险边缘。

一项分析显示,过去 12 个月已有 203 家长期日间托儿服务中心关闭,高于 2024 年同期的 90 家和 2025 年同期的 149 家。与此同时,接受长期日间托儿服务的儿童人数也在下降。2026 年 3 月,相关儿童人数比 2025 年 3 月少 24,350 人。

即使政府提供了162亿澳元的慷慨补贴,家庭仍在重新考虑托儿服务是否真正适合自己。

托儿行业受到多重冲击。一方面,生活成本让一些家庭重新计算托儿费用是否划算;另一方面,近期一连串涉嫌性侵案件、严重事件和监管失灵报道,动摇了公众信任。

Mitchell Institute 主任 Peter Hurley 教授表示,幼儿教育体系本来就存在中心开业和关闭的流动性,系统设计上也允许供应商根据需求调整。但眼下的问题是,波动变得更剧烈,中央协调不足,家庭和从业者都承受冲击。

大型供应商也未能幸免。Edge Early Learning 于 8 月 25 日进入自愿管理程序,该公司在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运营 68 个服务中心,数千名儿童和家庭因此面临不确定性。G8 Education 在 Joshua Dale Brown 涉嫌恋童癖丑闻后承压,本财年前六个月录得 3880 万澳元亏损。

悉尼大学幼儿教育讲师 Erin Harper 认为,行业已经到达“临界点”。她说,不信任情绪、出生率下降和成本压力叠加,导致越来越多家庭离开托儿系统。

40 岁阿德莱德母亲 Kenzie Beames 就选择让大女儿退出托儿服务,小女儿也没有送入托儿中心。她原本计划重返职场,但看到相关报道后,决定亲自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需求下降的同时,供应却因为规划不均继续增长。长期日间托儿服务中心净增 240 家,说明部分地区供给过剩,另一些地区仍然供给不足。Harper 表示,房地产市场和利润预期影响了服务中心选址,中心往往建在被认为最有增长潜力的地方,但如果需求没有兑现,就会出现过剩。

联邦教育部长 Jason Clare 表示,政府已经在提升系统安全和韧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拟议中的 Early Education and Care Commission 将是下一步。该委员会有望帮助政府把服务安排在家庭真正需要的地方,并处理部分地区过剩、部分地区短缺的问题。

Australian Childcare Alliance 主席 Paul Mondo 也承认,行业正面临严重脆弱性。他认为,全国性委员会可以更有效协调供给,帮助行业恢复稳定。

托儿行业的危机不只是商业问题。对许多家庭来说,托儿中心是否安全、是否稳定,直接决定父母能否工作、孩子能否获得早期教育,以及一个社区的日常生活能否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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