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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在她墨迹斑驳的“黄金时代......
2014年09月06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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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6
影视
电影《黄金时代》全球首映萧红，在她墨迹斑驳的“黄金时代”（附照片）
本报记者 钱好
第7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将于北京时间7日凌晨闭幕，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作为闭幕影片，在全球首映。鲁迅、丁玲、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影片聚焦的这一个个星光熠熠的名字，铺就了中国文学的一纸“黄金时代”。
有人说，这是一群令人仰止的文坛勇士，却也是一组“与萧红有关的人物”群像。在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风暴的中心，亦或是边缘，孑然独立的女作家萧红，拖着她身后31年墨迹斑驳的影子，透过银幕向观众投以凝视。
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这是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疗养期间写给萧军的句子。信中所说的“黄金时代”，究竟指的是那个破旧立新、激扬文字的大时代，还是她难得衣食无忧、品味片刻安稳的心境自况，外人无从得知。然而，只身飘零海外的萧红，当时正面临着爱情的危机、身体的伤病、舆论的微词，以及恩师鲁迅逝世的重重打击，她与她所想望的一切均隔着万水千山。这信笺上的瞬间明媚，有如火柴上的一星光芒，映照出萧红在风雨一生中的天真、纤弱与倔强。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6月1日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生母在她8岁时去世，继母冷漠，父亲亦终日不苟言笑，只有祖父对她疼爱。19岁时，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萧红跟随自己爱慕的表哥，私奔去北平。
王安忆曾这样评价萧红的出走：“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萧红的厌乡症，大抵一半是出于对家庭封建约束、对故乡愚昧落后的愤怒，另一半，则是对自由新世界的浪漫憧憬。然而，无论如何，这里是萧红居住了大半生的地方。在生命的尾声，萧红远居香港，创作《呼兰河传》，写那座被北风冻得“满地裂着口”的小县城，写庸庸碌碌茫然过活的百姓，也写她童年生活的小花园。在她细腻的笔触中，对人群的自私麻木仍有埋怨，但更多弥漫的是思乡之愁。她回忆起慈爱的祖父教自己念诗，念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这七个字，仿佛成为她一生最大的未竟之愿。
萧红的首次出走，因表哥向家中妥协而告终。再次出走，一人流落在哈尔滨，饥寒交迫，她向自己包办婚约的对象汪恩申求助。半年后，汪恩申欠下旅馆大笔食宿费，留下已有身孕的萧红，再也没有回来。大腹便便的她被旅店当做人质扣押，在绝望中向报纸写信求救。一群文学青年来探望萧红，其中一位刘鸿霖，也就是后来的“萧军”，他被萧红写的诗句打动：“姑娘呵，春天来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随后的一场大洪水，让萧军得以救出萧红。两人相扶相携，但生活依然艰难。在散文集《商市街》中，萧红不止一次描写这期间饿了便睡、醒了更饿的困窘：“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由于两人合著的抗日进步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的注意，萧红与萧军于1934年南下青岛，躲避迫害，并且很快与鲁迅取得书信联系，年底辗转至上海。萧红在青岛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次年在上海出版。鲁迅专为《生死场》作序，称赞其中“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然“力透纸背”。萧红、萧军这两个“小小红军”，也以“东北作家群”旗手的身份，为文坛瞩目。东北作家群中另有舒群、骆宾基等从东北流亡至关内的文学青年，其中也包括了端木蕻良。
1938年，萧红与萧军结束6年的恋情，与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其时她还怀着萧军的孩子，与6年前的情境何其相似。命运仿佛对这个不幸的女人反复开着同一个玩笑。大部分朋友对此感到困惑，乃至愤怒。然而，从受尽萧军暴力、出轨等折磨的萧红角度出发，她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安全的依靠。只不过端木蕻良从小娇生惯养，面对战火的纷乱、生活的困苦、妻子虚弱的身体，更加无所适从。在武汉、重庆等地辗转以后，1940年，萧红随端木蕻良旅居香港，在两年内写下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但之前落下的肺病却急遽恶化。1942年1月22日，年仅31岁的萧红作别了这个世界。
萧红用孩童般的灵动想象，描述自己熟识、相伴一生的苦难。《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在《黄金时代》的4张定档倒计时海报中，3张都以红花为主题：红花从坚硬的土层里冒出，红花在砖墙前灯芯般闪亮，红花在黑暗中片片凋零。萧红也像她笔下的一朵红花，想要往自由的方向闯，但是家庭、爱人、战争为她竖起了一道道高墙；她心底里又是需要一扇墙来攀援依附的，为了这爱的肩膀她倾尽全力、绚烂绽放。
萧红身边的“灿灿群星”
鲁迅
如果没有鲁迅，文坛上很可能就不会有萧红这个名字。鲁迅之于萧红，是伯乐，是恩师，是慈父，亦是知己。
1934年11月，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东北青年第一次见到了鲁迅。此前，双方只通过几封信。萧红在信中的一次天真抗议，不让鲁迅叫她“女士”，才真正缩短了文坛巨匠与“二萧”的距离。鲁迅非常赏识萧红的文学天分，很快就将她与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等作家，并且促成了《生死场》的出版，亲自为之作序。这份肯定对于缺乏自信的萧红来说，尤为珍贵。1936年7月，在萧红为萧军出轨而气苦，整天用烟酒麻痹自己之时，是鲁迅建议她去日本疗养。3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从萧红后来写的《回忆鲁迅先生》中，可以看出萧红是鲁迅家中常客，鲁迅对待她十分慈爱，甚至为她的穿衣搭配出主意。隐在上海老弄堂里面的鲁迅寓所，无异于萧红精神的避风港湾。
只是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透露出对萧红“不懂事”的埋怨：“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
丁玲
1938年初春，萧红与萧军等人一同去临汾民族大学担任文艺指导员，在那里遇到了丁玲。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曾这样描述她与萧红的初会：“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
那时，33岁的丁玲已经历了爱人胡也频遇害、自己遭软禁等种种坎坷，早甩脱了往年的精致和时髦，是一个身披军大衣、风风火火的女战士。像“大姐大”一般，丁玲跟萧红谈心、唱歌、举杯痛饮。萧红还追随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临汾奔赴西安。几年后，萧红对骆宾基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
西安一别以后，两个才女再也无缘重见。得知萧红去世的消息后，丁玲很是悔恨自己当初未曾更细心地照料萧红：“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
萧军
萧军曾用第一人称写过一篇小说《为了爱的缘故》，讲到一个知识青年憧憬着去参军抗日，却恰巧“不幸”遇到一个有文学才华的女子，他必须拯救她。渴望参与革命的他内心非常矛盾、痛苦，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爱情，留下来等她身体恢复。这部小说很能说明萧军对萧红的感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也是忍痛牺牲，拖住了他奔向理想的脚步。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在《萧红传》中说，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在以自己和萧军在哈尔滨的生活为原型的散文集《商事街》中，萧红写到有一次好不容易买回个大面包，男主人公“回来第一件事，他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脱，就嘴里嚼着。又去找白盐，他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发着腥味，他吃面包鼻子时时滴下清水滴，然后他说：来吃啊！就来！我拿了刷牙缸跑下楼去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萧军的性格跃然纸上。当萧红得知萧军不忠的事实以后，两人之间的罅隙终于彻底裂开。1938年2月底，萧军重拾自己“为爱搁浅”的理想，参加抗日部队，告诉萧红“各自走各自的路”。当时，萧红已怀有萧军的孩子。
端木蕻良
如果说萧军有点“大男子”，那端木蕻良则是个道地的“大男孩”。据旅美学者孔海立所著《端木蕻良传》，萧军走后，端木蕻良向萧红索要一根小木棍，得到后格外得意，拿着小棍神气十足地与友人合影。这一孩子气十足的举动，却大大拉近了跟同样天真的萧红之间的距离。萧军曾折返西安，看到萧红与端木在一起，气恼得整天拎一根粗棍，远远跟在他俩身后。多半为了离开这个“怒汉”，萧红与端木双双南下。1938年5月，两人在武汉举办婚宴，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武汉告危，端木留下身怀六甲的萧红，独自去重庆，这段历史一直为人诟病。尽管事后有人澄清，当时他俩只买到一张船票，萧红执意要端木先走，但端木的“听话”却令萧红失落。他习惯于被人照顾，面对家庭琐事、生活困境却束手无策。直到两人移居香港，1941年萧红病重，端木才真正“成长”起来，在兵荒马乱中带萧红四处求医、为筹集医药费而奔走。1942年1月22日，在香港一所简陋的法国医院临时救护站，端木蕻良陪萧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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