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网易历史频道独家联手《战争史研究》，以网文推送+每季纸质出版+线上直播的全媒体模式重新启航，继续回馈老读者，也期待更多新读者的关注。有旧文精编，有新文开坑，阎京生和刘怡依然与战研读者同在。

作者|刘怡，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战争史研究》撰稿人。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是现代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纪念日。“网易×战争史研究”栏目将推出系列文章，回顾这两次革命的经过和演变轨迹。本文为该系列的第一篇。

“面包没有了！”

1917年3月10日（俄历2月25日），莫吉廖夫俄军大本营。

这一天，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授予比利时战争十字勋章，但这并不能让他感到开心。皇后亚历山德拉从皇村发来了令人揪心的电报：皇太子阿列克谢和两个女儿得了麻疹。

沙皇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他第几次为阿列克谢的健康状况担心了。欧洲皇室广泛的近亲通婚给每个帝国的嗣承都埋下了定时炸弹，俄国只是不幸的程度更高一点罢了——生于1904年8月的阿列克谢皇太子是个可怜的血友病患者，致病基因来自其母亚历山德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自襁褓之年起，全俄至高无上的帝位继承人就在医学专家和各路江湖术士战战兢兢的庇护下成长，时时为不期而至的病痛所袭击。12岁的阿列克谢时而彬彬有礼，时而暴躁乖戾，个性羞涩而阴郁，像极了他那不受欢迎的父亲。这位帝国陆军中最年轻的准下士——这是沙皇1916年在大本营亲自授予他的军衔——能否再度化险为夷呢？

参谋军官送来一封发自首都的电报，这让沙皇愈发感到烦躁。最近几天，留在彼得格勒的大臣和杜马议员不断来电示警，说首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罢工，情势紧急。尼古拉二世觉得官员们在大惊小怪：在沙皇眼里，民众的愤怒与红场上堆积的垃圾和农村里破败不堪的木板房一样，属于“俄国的特殊国情”，不值得劳神重视。倒是大小臣工各怀鬼胎的“关心”，让他止不住地生出反感。国家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坚柯这个胖子口口声声地表示事不宜迟，应当马上建立对杜马负责的立宪政府。沙皇觉得胖子肯定是在趁火打劫：他永远也不会忘记，1905年秋天，正是这个罗坚柯和老奸巨猾的维特伯爵合谋，把国家杜马这个畸形儿从“流血星期日”的娘胎中接生了下来。“这一次，哼，你休想得逞！”

只是这一回，发报人倒真不是那讨厌的胖子，而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彼得格勒军区是出于警备和维护首都治安的需要，新近从北方军区划分出来的，谢尔盖·哈巴罗夫也是不久前才从巴尔克将军手上接过了首都防卫权。这位将军的电报简洁明了：游行已愈演愈烈，军队无力制止，全城即将失控。

“可怕的祸患就要来了！”沙皇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

直到今天，人们也很难准确描述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发生的骚乱是怎样扩大为改天换地的二月革命的。历史学家仅仅可以确认，在1917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的上午，彼得格勒的维堡区（该市最主要的工人聚居区）一家面包店门口突然传出了谣言：“面包没有了！”短短几分钟内，刚刚还在排着长队等待购买粮食的妇女们忽然骚动起来，她们砸开大门和橱窗、蜂拥而入，疯狂地抢夺能看到的所有食物。

对1917年的彼得格勒居民来说，“面包没有了”可不是简单的恫吓，它意味着生存希望的断绝。自1914年起，俄国农村中大批青壮年劳力被征召开赴前线，耕作用的马匹也被大量征用，有些省份甚至丧失了一半以上农业劳动力。到1916年为止，全俄粮食年产量已经跌到1914年的71%，各大城市不同程度地陷入粮荒。1916年12月，首都彼得格勒仅能得到计划供应粮的14%；1917年2月，全城面粉储备已只能应付10天的需要。市政当局不得不于3月1日开始实行面包券定额配给制度，每天早晨，妇女们都会冒着严寒在商店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等待发售口粮。

有问题的还不仅是粮食。开战后的两年半中，俄国绝大多数工业品的产量均出现了大幅下降。生产不足导致市场供应短缺、物价飞涨，远超过工资增长的速度。1917年的生活成本较战前同比增加6倍，燃料的缺乏则令企业成批破产，许多工人面临失业的危险。很多时刻，人们仅仅是凭着习惯在忍耐。而维堡面包店前的骚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够一根稻草。在遍布于全区的激进社会主义者组织下，愤怒的女工们高呼着“打倒饥饿！工人要面包！”朝市中心前进。厂里的男工也被鼓动进了游行的队伍里。

在有着罢工游行传统的普梯洛夫兵工厂，工人们正在与经理处对峙。一天前，厂方以“工人破坏厂规”为由宣布歇业，而工人们迫切需要工作。维堡区游行的消息传来之后，数万名工人走出兵工厂，开始组织罢工游行，还有多名联络员被派到其他工厂进行串联。到8日黄昏，彼得格勒街头的游行群众已经多达12.8万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近1/3，维堡区的主要街道均被游行队伍堵塞。在利捷因大街和苏沃洛夫大街，工人们冲上电车、抢夺司机的钥匙；在通往市中心区的喀山大桥和涅瓦大街，群众与警察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后来的历史学家通常将1917年3月8日作为俄国革命的开端。但在掌握了更丰富的材料之后，我们不得不说：3月8日游行更像是一次自发的无组织活动。当时在首都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无论是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还是社会革命党人，都还在“幻想、犹豫、预感、摸索”，谁都没有、也不敢想象这便是即将席卷全国的赤色巨浪的到来。但是，正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所展示的那样，懵懂无指向的群氓之力，有时候反而比算计清楚的政治动员具有更大的能量。在3月8日的太阳落下去之后，尽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站出来组织领导，工人们仍自发地决定继续罢工。

3月9日，兵工厂工人的家属加入了游行队伍；到10日，参与罢工示威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0.6万人。工人们高唱着《马赛曲》，打着自制的红旗和标语，浩浩荡荡地向涅瓦大街涌去。警察对此束手无策，负责拦截的卫戍部队则龟缩在主要路口，下不去手。就连一向被委以戡乱重任的哥萨克骑兵对上级的命令也是虚与委蛇，他们只在游行队伍外围警戒，有时还向群众微笑。几个小时内，兹纳缅斯基广场就挤满了黑压压的游行群众。

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当亚历山大三世纪念碑前的群众喊起“打倒德国女人（指亚历山德拉皇后）！打倒（内政大臣）普罗托波波夫！打倒战争！”的口号时，克雷洛夫警长领着一队骑警由尼古拉耶夫斯基车站方向疾驰而来，企图施行弹压。人群陷入了混乱。突然，只听一声枪响，克雷洛夫应声倒地，兹纳缅斯基广场上立即枪声大作。人群惊恐万状，四散逃窜。不一会儿，广场就只剩下满地的棍子、帽子和靴子了。事后查明：一位在广场周边警戒的哥萨克无法容忍克雷洛夫过于暴虐的行径，开枪击毙了警长。彼得格勒街头随后就爆发了哥萨克与骑警队的枪战。

对这些细节，远在莫吉廖夫的尼古拉二世当然不可能全然明了。向来麻木的沙皇决定按原计划去参谋部看电影，出门之前，他给哈巴罗夫下了一道死命令：“著令于明日之内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此种骚乱发生于（我国）与德奥交战之严峻关头，实属不可容忍。”

接到命令之后，哈巴罗夫立即召开会议，通过了“向打着红旗的挑衅者开枪”的决定。彼得格勒警察局展开了大搜捕，将分属各革命组织的100多名不安定分子关进了看守所。哈巴罗夫从卫戍部队里调集了55个步兵连、23个哥萨克连和1个近卫军骑兵连，用于加强全城守备。这位将军在连接维堡区和市中心的涅瓦大桥两端布置了严密防备：高层建筑和钟楼上都配置了火力点，桥头设有机枪阵地，形成密集的火力网；涅瓦河上的小道也被封锁。他还签署了一道命令，以“抗命者将被送往前线”相威胁，要求工人复工。

3月11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工人们仍旧由维堡区向市中心挺进。在涅瓦大桥边，他们遭遇了严阵以待的警察和步兵。沃伦斯基教导团的拉什科维奇上校一声令下，成排的子弹向涅瓦河对岸飞去，走在前排的人们立刻被击倒在地。游行队伍顿时混乱起来，宪兵马队冲过大桥，扬起马刀在人群中大肆砍杀。到处充斥着惊恐的叫喊和痛苦的呻吟，鲜血在冰封的河面上流淌。据官方统计，共有200余人在这次镇压中伤亡。

涅瓦河上的枪声震慑住了首都群众。当天晚上，14名来自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在绰号“小拿破仑”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位于特维尔斯基大街的住所开会，整个会议完全被悲观的气氛笼罩，大家都觉得起义已经被消灭了。在皇村观望形势的亚历山德拉皇后给尼古拉二世发出了令人欣慰的电报：“一切都平静了。”沙皇着实松了一口气。

毁灭的第一步

“放松”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天。很快，哈巴罗夫和罗坚柯又发电报来了。哈巴罗夫请求从前线调派部队回京，他担心卫戍部队不可靠，早晚会向群众倒戈；罗坚柯则依然要求解散大臣会议，建立对杜马负责的内阁。尼古拉二世很干脆地答复了两人，他对罗坚柯横眉立目：“根据帝国根本法第99条，朕已下令自今年（俄历）2月26日起停止国家杜马的活动，至迟于1917年4月方可另行确定恢复活动的日期。”这道命令意味着解散杜马。稍晚时，沙皇还召见了年近古稀的军事顾问伊万诺夫将军，从北方和西方方面军调拨给他8个团。这位在1905年成功地镇压过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圣格奥尔基勋章获得者被授予全权，“确保首都及其四郊的良好秩序”，取代那位在沙皇看来显然是杞人忧天的哈巴罗夫。

然而，尼古拉二世的动作还是慢了半拍。在伊万诺夫的部队集结出发之前，哈巴罗夫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经过两年半战争的消耗，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已经完全是由临时征召的农民和工人组成。返回家乡的伤兵带来的可怕回忆在这些人心中播下了恐惧的种子，他们宁愿呆在军营里，也不愿开赴前线送死。就在11日下午5时，巴甫洛夫团近卫第4连发生了兵变，士兵们带着30支步枪和不到100发子弹上街游行，与拦截的骑警队发生了激战。当晚，他们被包围缴械，有19人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

巴甫洛夫团事件只是卫戍部队倒戈的开始。12日上午8时，前一天还在涅瓦大桥弹压群众的沃伦斯基团士兵打死了下令开枪的拉什科维奇上校，公开持械上街游行，还派人到其他几个营进行串联。很快，巴甫洛夫团、立陶宛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也走上街头，与工人们站到了一起。黄昏时分，曾因残酷镇压1905年革命而“声名斐然”的谢苗诺夫近卫团也加入了大游行的队伍。至此，首都卫戍部队1/3的兵力（共6.67万人）已经向游行者倒戈。

士兵的暴动彻底改变了整个游行的局面。在他们带领下，工人们开始抢夺枪械军火，仅从彼得格勒军区总军火库就夺取了4万支步枪和3万支手枪。警察局、火车站、印刷所遭到了攻击，法院、内务部、秘密警察总部大楼在烈火中燃烧，大量契约、法规和档案被付之一炬，随处可见的双头鹰标志被人们拉倒捣毁。警察被激动的人群殴打致死，一些密探也被揪出来直接枪决。欧美历史学家估计，在二月革命的高潮阶段，彼得格勒至少有655名士兵（绝大多数是死于火并）、587名平民和73名警察在冲突中身亡。

电报如雪片般自彼得格勒飞向莫吉廖夫，担任陆军骑兵总监的皇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和首相尼古拉·戈利岑都恳请沙皇考虑罗坚柯的建议，组织一个以罗坚柯本人或其他开明人士为首的立宪政府，收拾眼前的残局。但沙皇的态度依然如故：武力镇压，绝不让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彼得格勒的空气在颤抖。当库捷波夫上校率领着数千弹压部队从国家杜马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出发后不久，队伍就散得只剩上校自己一人了。12日上午，暴动队伍攻占了被称为“俄国的巴士底狱”的彼得保罗要塞，释放了关押在其中的大批政治犯和宗教犯。许多住在富人区的贵族和大臣遭到逮捕，塔夫利达宫也被倒戈的部队团团围住。12日深夜，起义士兵已经增加到12万人。面对黑鸦鸦的人群，米哈伊尔大公下令撤去保卫冬宫的1000名士兵。距离3月8日的面包骚动刚过去四天，彼得格勒已经没有一个能保卫罗曼诺夫王朝的士兵了。

莫吉廖夫大本营的局势则因另一份电报的到来发生了逆转。12日傍晚，沙皇再度接到了妻子从皇村发来的“阿列克谢病重”的电报。这位本末倒置的君主立即忘记了自己身为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在大厦将倾的关头，他想到的仅仅是一家一室的安危，决定立即赶到皇村去和妻儿会合。大本营的全体军官对此都表示反对，因为没有人能保证通往彼得格勒的铁道一路畅通，但沙皇一意孤行。13日上午6时，他的专列离开莫吉廖夫，驶向北方600公里外的首都。也许是出于安全考虑，专列没有走莫吉廖夫—彼得格勒的直接线路，而是先向东、绕经维亚济马和勒热夫，随后再折向西北方的彼得格勒，这样要多花一倍的时间。糟糕的是，当天晚些时候，当列车抵达离彼得格勒还有200来公里的德诺车站时，前方传来了消息：此行必经的托斯诺和柳班车站已经被首都逃出的溃兵洗劫。沙皇决定中止行程，退回博洛戈耶，从那里转到西行、前往北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普斯科夫。

心血来潮的行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3月13日这生死攸关的一天里，大本营、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和帝国内阁都找不到沙皇。军队没有最高统帅，政府没有最终决策人，他们既不能有效组织镇压，又无法对最新的变化做出反应。英国驻俄军大本营军事代表团团长亨贝利-威廉斯少将断言：“这是（尼古拉）没有理智地走向毁灭自己和毁灭全家所迈出的第一步。”

3月13日

在尼古拉二世不明智地“消失”之前几个小时，进展迅速但群龙无首的彼得格勒革命者正在慌慌张张地寻找自己的领袖。1905年革命的旗帜苏维埃（Soviet）被人们从墓穴里掘出来，当成新革命的象征。12日下午刚刚从彼得保罗要塞被解救出来的那批鱼龙混杂的革命者，也就成为了领导苏维埃的当然人选。

3月12日中午时分，孟什维克基层代议机关“中央工人团”的3位领导人赶到塔夫利达宫，与正在此处等待消息的党团领袖尼古拉·齐赫泽会合，宣布组建“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马上向各大工厂和首都部队散发传单，要求他们选出自己的苏维埃代表，工人中每1000人选举一名代表，士兵中每一连选举一名，所有代表都往塔夫利达宫集中。整个过程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当晚9时，仓促选出的近250名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代表齐聚塔夫利达宫一层的叶卡捷琳娜厅，宣告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PSWSD）的成立。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成员来自孟什维克、旧社会革命党、“劳动团”和布尔什维克，也有部分右翼进步党人。仓促的组织工作和苏维埃制度的基层选举特色使得整个会场异常混乱，代表们的发言七嘴八舌，还经常被闯进来道贺或发表意见的工人、士兵代表打断。当天晚上，整个大厅里涌进了超过1000人，是正式代表数目的4倍，人们汗流浃背、高声叫嚷。直到13日凌晨，才选出了由15人组成的正式执委会（Ispolkom），下设特别粮食、军事和文献三个委员会。齐赫泽当选为执委会主席，35岁的社会革命党代表克伦斯基和32岁的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由于执委会里的孟什维克数量较多，在布尔什维克代表扎卢茨基以及此时还是个无名之辈的莫洛托夫的要求下，委员会随后又增加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各一人，这使得执委会的总人数达到了18人。

在塔夫利达宫另一侧二楼的会议厅里，胖子罗坚柯也在做着拯救帝国的努力。当天中午，戈利岑首相宣布辞职，罗坚柯连忙把杜马中所有“正统”党派——从保皇主义的十月党、国家主义派和极右翼，到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进步党，乃至社会主义的“劳动团”和少数民族代表——都召到塔夫利达宫，召开临时杜马会议，企图成立一个新机构以恢复首都秩序。尽管杜马本身已被沙皇勒令解散，但罗坚柯认为，自己身为合法咨议机关的领导人，从程序和职权上都有掌控局面的必要。临时杜马会议成立了一个由14人组成的委员会，全称为“恢复首都秩序与联系有关机构和人士的杜马临时委员会”，包括3名十月党人、3名进步党人、4名立宪民主党人、1名孟什维克、1名“劳动团”成员、1名国家主义分子和1名哥萨克，由罗坚柯担任主席。临时委员会签发了一系列命令：任命恩格尔哈特上校为卫戍部队司令，恢复市面秩序；派十月党人、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亚历山大·古契柯夫和国家主义者瓦西里·舒利金到莫吉廖夫面觐尼古拉二世，向他通报临时杜马会议的决议：沙皇本人应让位于皇储阿列克谢，由皇弟米哈伊尔大公担任摄政。

必须指出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首任执委会主席齐赫泽也列名临时杜马会议的14人委员会，只是没有到会；克伦斯基则是在当选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之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楼上的另一个会场，参加了临时杜马的会议，并被选入14人委员会。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苏维埃与临时杜马会议之间绝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前者是社会主义者和普通工人、士兵按照民主原则自行选举出的代议机关，是正当性的代表；后者则是旧帝国原有的立法咨议机关继续扩大和保持合法性的尝试。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既有勾连，又可转化，这为日后组建统一的临时政府提供了可能性。

不过，至少在二月革命的一开始，两个机关还是各行其是、自分畛域的。3月13日上午，刚刚创刊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通告几乎同时出现在了街头。前者以激烈的言辞发出号召：“斗争还在继续，（我们）应把斗争进行到底。应彻底推翻旧政权，它应当让位给人民政府。俄国的生路就在于此。”而后者则宣称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恢复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责任”，“建立一个合乎居民要求并能受到居民信任的新政府”。大多数群众对这两个机构都没有太认真的感觉，依然延续着8日以来的自发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人关心沙皇在哪里——三个世纪以来，这还是俄国头一次出现没有皇帝，国家机器依然运转如常的状态。在寂静中，已经有人听到了丧钟的声响。

时间进入14日晚间，消失了整整两天一夜的沙皇蓝色专列终于驶入普斯科夫车站。此时，伊万诺夫将军的弹压部队已经在皇村和更靠南的卢加被暴动部队堵住，被迫解除武装。经过一路的沉思，尼古拉二世决定让步，接受罗坚柯的建议，解散内阁、组织对杜马负责的新政府。他命令北方方面军司令鲁兹斯基将军将这一决定通过电话告知罗坚柯。听到沙皇的妥协后，罗坚柯并没有欣喜异常，他无可奈何地告诉鲁兹斯基：“太迟了！”如果还想保全罗曼诺夫王朝，唯一的选择是沙皇宣布退位。

尼古拉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意外，他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关于罗坚柯意见的征询电。反馈很快传来：西南方面军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方面军司令埃维尔特、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涅佩宁一致建议沙皇立即逊位，只有年过七旬的罗马尼亚方面军司令萨哈罗夫表示反对，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没有回电。鲁兹斯基本人也表示，接受杜马的意见是救国家于水火的唯一选择。

当夜，匆匆赶到普斯科夫的古契柯夫和舒利金登上专列，向尼古拉二世通报了首都局势以及临时委员会的决定。据舒利金后来回忆，沙皇平静而简洁地表示：“我已决定退位。今天下午3点前我想过，或许可以把皇位让给太子阿列克谢；但到3点之后，我又决定让位给我的兄弟米哈伊尔。我希望你们能理解一个父亲的感情。”他随后签署了退位诏书，并任命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李沃夫亲王为新政府总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为陆海军总司令。为了表示整个程序均为沙皇本人自愿，委任状的签署时间写的是下午1时，退位诏书的签署时间则写成下午3时。

简短的仪式结束后，尼古拉二世起身返回车厢，他的平静与泰然令所有人印象深刻。只有卫队长沃伊科夫注意到，在踏进车厢门的一刹那，废帝的眼中满含泪水。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哀怨地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3月21日，亚历山德拉皇后、阿列克谢以及四个女儿在皇村被临时政府派出的部队逮捕；次日，从普斯科夫赶回皇村的尼古拉二世也接受了同样的待遇。这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对杜马临时委员会里的君宪分子来说，成功地劝说沙皇退位、由更具自由主义倾向的米哈伊尔继位实在是莫大的胜利。3月15日白天，古契柯夫和舒利金兴冲冲地带着退位诏书返回彼得格勒；在车站月台上，古契柯夫兴奋地号召工人们为新沙皇米哈伊尔祈祷。令他吃惊的是，工人们紧闭大门，高叫着要他交出诏书、就地销毁。人民已经不只是厌倦“某一个”沙皇了，他们不想要“任何一个”沙皇。狼狈的古契柯夫被群众围在站台上，直到一队哨兵闯入才脱离险境。

3月18日（俄历3月5日）上午10时，在普佳京娜公爵夫人位于百万大街的私邸，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成员与杜马临时委员会代表齐聚一堂，向躲在这里避难的米哈伊尔大公做最后的摊牌。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大部分人认为，沙皇制度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只有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表示反对。米哈伊尔一度有所动摇，但皇位的诱惑并没能战胜他本人对自己性命的担心——住在隔壁的什塔克伯格将军前几天已经被冲进来的暴民打死了——最终于下午6时签署了退位文件。

这一刻，统治俄国长达304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和存在了371年的沙皇制度宣告终结，旧俄国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距离亚历山大一世身骑白马进入巴黎城，时间只过去了一百年。而从1917年到2017年，又是一个一百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