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落选诺贝尔文学奖，已是年度例行公事。 尽管作家本人说争奖似跑马，不愿多谈，但世界各地传媒仍爱惯性发布消息：「村上又热门 Ladbrokes 赔率排第二」，读者也争相关注。 至于第一是谁、得奖者是谁，反倒次要，或者干脆说没有所谓。
虽然国际间村上春树获奖呼声甚高，不过日本风景却多少不一样。 去年有日本传媒做网上投票，问读者是否觉得村上 2017 年会获奖，超过九成的人说「不觉得会」。 结果多少反映这位作家在日本人气虽旺，读者数多，但与他在西方的评价相比，仍有颇大距离。 在日本，一方面村上新书每次发布仍会引起话题，但不少日本文学人对村上春树评价低下，当中著名者有如筑波大学名誉教授黒古一夫。 他曾谈述村上春树与诺奖无缘的原因，指「诺贝尔奖重要的不是『人气』，而是文学中蕴含的讯息」，「无法不认为村上春树文学的『无国籍性』，正是其缺点／弱点所在」。
「无国籍性」，向来是村上春树文学的一大话题。 翻译家 Stephen Snyder 去年 11 月在杂志 NER 发表的文章《村上春树效应 ( The Murakami Effect )》对此有深刻探讨。 此文透过讨论村上春树作品如何翻译并介绍到外国，解释这位作家红遍全球的原因，及这现象背后潜藏的危机。
Stephen Snyder 是美国 Middlebury College（米德尔伯里学院）的语言学院院长，曾翻译包括小川洋子及大江健三郎等作家的著作，过去十年他一直研究东京及纽约出版业生态， 探讨两地出版商是如何选取作品翻译并介绍予对方。 当然出版商考虑的不纯粹是作品的文学质量（归根究柢，如何定义作品的文学质量？ ），而涉及商业等多方面因素。 以日本文学翻译到美国为例，Stephen Snyder 发现，因种种因素受捧红的「巨著」，很可能大幅脱离其日文原文盛载的文化，而更接近美国对日本文化的想象。
他以 1950 年代及 60 年代做例子。 当时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作品西传到美国时，就被翻译家、出版商，以至国际专家有意无意塑造为易入口的日本禅宗美学标志，以洗刷日本二战遗下的好勇斗狠形象。 这新形象对日本固然有好处，就美国而言亦有必要，因为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日本与美国正站在同一阵线。 当然，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的作品，在日本无论文学界还是出版业，都鲜有被视为「禅宗美学标志」。
Stephen Snyder 认为，村上春树亦有类似于上述二人的情况。 他指出，日本在 1980 年代经济泡沫爆破后，开始从工业及科技产业大国，转型为输出文化资本。 「本田与 Sony 被 Pokémon 与动画和寿司取代」。 这时代冒起的村上春树，就是 Pokémon 与动画与寿司的一员。
Stephen Snyder 续指，村上春树的发展路径之所以能够一路向西，要归因于他与英语市场的关系。 比如他创作首部小说《听风的歌》开段时，是先写英文再自行译作日文；他本身亦是美国小说翻译家，深知怎样的作品才能取得广大英语读者群；他悉心经营的国际个人事业，如从较不知名的译者、出版商、编辑，一步步转换至国际知名品牌 ；他刻意抢攻美国最重要的文学堡垒之一—《纽约客 (New Yorker)》杂志。 Stephen Snyder 认为，村上春树专注研究 Raymond Carver 在内的《纽约客》小说作者，令他的作品在翻译到英语时，自然而然具有《纽约客》风格，进而使他成为过去四分一世纪以来最常出现在该杂志的作家之一。
当然小说家的成功不只靠经营。 Stephen Snyder 认为，在内容方面，村上春树作品的特点亦与英语市场有关，这关系主要体现于「翻译」这门作业：「村上春树的故事是生于翻译、紧扣于翻译的。 」他的小说内容风格，往往较少与难解的日本文化扣连，而具有更强的国际（西方）色彩，因此较易翻译到西方。 以短篇小说《恋爱的萨姆沙》（中文版收录于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为例，这作品建基于卡夫卡名作《变形记》，而卡夫卡的《变形记》则延伸于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同名作品。 当村上春树阅读卡夫卡英文或日文的翻译著作，用现代日语动笔，而这日语完成品又在英文译者 Ted Goosen 笔下，转化为接近于 19 世纪中期卡夫卡英文翻译风格，这多重翻译与再创造，就表现出村上春树创作与「 翻译」这行为密不可分的关系。
讽刺的是，卡夫卡作品本身从内容到叙事风格均以模糊著称。 以《变形记》为例，我们不知道主角是何许人，为何故事会发生在他身上，故事「中心思想」（如有的话）又是甚么。 一如 Susan Sontag 所言，卡夫卡的文字仅仅「存在」，而无其他。 无法准确解读的文字，自然无法准确翻译，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本身是拒绝翻译的。 然而村上春树却在《变形记》之上，撰写了一个明确的故事。 Stephen Snyder 如是说：「他（村上春树）用意义取代了无义，用可解取代了无解。 」由此亦可见「翻译」二字对村上春树的创作而言，具有核心地位。
并不是所有作家的文章都如此强调翻译,Stephen Snyder 提出另一日本小说家的例子作对照：比村上春树小两年的水村美苗。 水村美苗与村上春树从成长背景到创作均完全相反。 村上春树生于日本、长于日本，父母均是传统日本文学老师，他本人却爱好西方文化：小说、电影、爵士乐，以至意大利粉。 相反，水村美苗却在少年时代已随家人自日本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毕业的她却钟情日本传统文学。 其作品亦与日本传统文学关系厚重，如处女作《续明暗》便是延伸自夏目漱石的遗作《明暗》，若不理解系后者的情节风格及日本文学史地位，就难以读通前者。 仅是这一点就令此书难以翻译，事实上此作至今仍未有英文译本。 在水村美苗的网页上，她如此介绍自己：「一个用日文撰写现代日本文学的小说家」，看似理所当然的一句，彷佛暗示「某些人」并非如此。
水村美苗与村上春树。 二人的差异引领我们思考小说的全球化问题。 评论家 Tim Parks 曾在 New York Reviews of Books 文章《沉闷的新全球小说 (The Dull New Global Novel)》中讨论这一点。 他认为，趋向全球化与同质化的世界，令「伟大」作家必须拥有国际读者群。 而在英语强势的时代，这意味作品非得翻译成英语，接触英语读者不可。 这状况很容易抬高像村上春树一类翻译意识强的作家，或促使市场将作家包装成「村上春树模式」。 Stephen Snyder 直言，村上春树的成功，大大建构了西方、尤其是美国人对日本当代小说的想象，进而令许多其他日本作家均被市场「村上春树化」，如桐野夏生、小川洋子的英文译本在书封介绍上就不时与村上春树扯上关系。 因此，Tim Parks 写道：「注定要消失的，或者最少有机会被忽视的，是浸淫其自身语言及文学文化的作品，和对某个语言群体生命或歌颂或攻击的书写。 这个环球文学市场没有 Barbara Pyms 及 Natalia Ginzburgs 的位置。 莎翁不会有玩双关语的空间，新的 Jane Austen 也毋须妄想诺奖。 」
Stephen Snyder 在文末提到两年前 Svetlana Alexievich 获诺贝尔奖时，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家 John Treat 的话：「这是 Alexievich 的好消息、反核的好消息、厌恶村上春树的好消息。 」作为日本文学译者，Stephen Snyder 指他可以理解 John Treat 的心情，毕竟「 村上春树的叙事主导了我们事业大部份的论述」，然而他认为，像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也有其必要，毕竟像水村美苗一类挑战异文化理解的创作，某程度上也是托那些「沉闷的新全球小说」— 当然是指村上春树 — 之福，才得以受国际文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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