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喜欢历史的小伙伴,都认为汉唐之盛源于气候温暖,而明清之败源于小冰期的严寒。

本文就从古代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解读一下,中国王朝的兴衰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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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文化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相比于同时代或稍早的小伙伴,走着走着就走丢了。汉字始终伴随着时间一路走来,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片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有哪些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奋斗史,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有个魔咒般的存在一种萦绕在中国周围,这便是所谓的“三百年治乱循环”。

差不多每到兴衰周期的节点,无论曾多辉煌的王朝,都会上演诸神黄昏。

长城以南喜欢种地的兄弟们,都被北方草原喜欢骑马射箭的小伙伴捶得够呛。过上一段时间,种地的兄弟们又总能翻身而起,举着小旗欢送骑马的小伙伴回草原放牧。

中国历史便在这种,农耕和游牧的博弈中蹒跚前行。

一直以来,我们对这种规律性的兴衰轮回,大多从政治、经济、种族压迫等角度诠释,但是否还有种更大范围,影响两种文明的因素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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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本文的主旨,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曲线,会不会成为朝代兴替的诱因或催化剂。

一般来说,古代史料记述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朝堂的博弈上,对于气候变化的记载相当有限。

但幸运的是,中国人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喜欢写历史的族群,没有之一。

在官修历史之外,中国古人还大量的野史、方志、县志、游记、笔记、小说、诗词歌赋存世。

这些庞杂的令人发指的史料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古代气候变化的记载,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气候变迁。

这些记载,经过竺可桢、朱士光等前辈学者的整理,得出这样一个被气候学界广泛认可的论断。

中国在最近四、五千年来的气候,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温暖—寒冷”变化周期:

第一个温暖周期出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称为“仰韶暖期”,与之对应的是西周冷期;

第二个温暖时期出现在秦汉,称为“秦汉暖期”,对应魏晋南北朝冷期;

第三个温暖时期则在隋唐出现,称为“隋唐暖期”,对应明清小冰期。

为了更直观的反应,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个统计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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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气温走向图

上图是中国几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大致曲线。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气温呈现起伏趋冷,逐渐走低的大趋势。

注意表中的横线,这是现代气温的等位线,对应的温度为9℃。由此可知,三个暖期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的气温,最高的仰韶暖期高出2~3℃,秦汉、隋唐两个暖期虽数值趋落,但依旧高于现代均值。

另外从上表横轴上看,中国大陆的气温,大趋势是暖期不断缩短,冷期愈来愈长,冷期降温的幅度逐渐加大。

例如,“仰韶暖期”历时几千年,“秦汉暖期”延续七八百年,而“隋唐暖期”只有三四百年。

相反,最初的西周冷期只有100多年,魏晋南北朝冷期则经历五、六百年,而第3次寒冷期则长达八、九百年,到17世纪中叶又形成了最近四、五千年来最寒冷的气候。

中国大陆最温暖“仰韶暖期”,恰逢全球性的“大西洋气候期”,全世界各个大陆气候都很温暖。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高出现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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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平均气温区位图

凭借这一优势,喜欢种地的中国小伙伴,开启了仰韶——龙山农业文化,继而出现了黄河流域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主基调。

在第二个“秦汉暖期”,温润的气候和丰沛的雨量,让中原地区农业、水利蓬勃发展,粮食的丰收导致国家仓库丰盈。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汉朝的温暖时期,“黄河流域可以生长桔、竹、漆和桑等亚热带经济作物”。这些农作物,已无法适应今天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

正是凭借“秦汉暖期”的气候,汉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文景之治相伴而来。

而后,家底殷实的种地小伙伴们,便开始追着放牧的砍,“逐匈奴于漠北,封狼居胥、勒石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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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随着气温的下降,降水普遍减少,大旱连续出现。种地的拼死拼活干上一年,还不够养活老婆孩子,自然怨气爆棚。

他们当然不会从气候变化曲线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也没用,一个寒冷期好几百年,早就饿死N多回了。

再说了,当时人类的世界观里,皇帝脑袋上,还有一个叫“天”的东东。

这个神秘的存在比谁都大,管着世间所有的事情。再狂妄的皇帝也得叫“天子”,管的地方叫“天下”,管理百姓的权力叫“代天牧民”,说话之前,必须得先来句“奉天承运”。

可在寒冷时期,老天爷总不下雨,谁也不敢对龙王爷瞪眼。只能归咎于皇帝老儿是个坏蛋,坏事儿干的太多,天怒人怨,坏了“天道伦常”。只要把那个坏皇帝干掉,一切都好办了。

本着这个朴素的道理,饿肚子的老百姓从“吃大户”暴动开始,到有政治诉求的起义,干掉了一个又一个牛X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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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城以北放牧的弟兄们更惨,草原上有句俗语,“家财万贯,有毛的不算!”

寒冷时期,一场草原白灾,就能轻易毁掉整个部落的牛羊。吃不上饭的放牧弟兄,只能磨亮了片儿刀,冲到长城南边“打秋风”糊口,于是“五胡乱华”就来了。

等到中国出现了第三个暖期“隋唐暖期”,被砍了一百多年的种地兄弟又翻身了。

唐玄宗时期(公元712-756年),梅树可以生长于长安的皇宫,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被称为“梅妃”。

杜甫(公元712-770年)的《病桔》一诗,提及李隆基在长安宫中蓬莱殿种植柑桔。

《酉阳杂俎》也记载,“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柑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与江南蜀道进贡柑桔一样。”

需要注意,柑桔和梅树都不是特别耐寒的植物,我们总说“寒梅傲雪”似乎梅树很耐寒。但其实,梅树只能抵抗-14℃的最低温度,而柑桔更差-8℃的低温,就会让它结果困难。

唐朝的温暖环境,再次让种地的兄弟满血复活,短短几十年,唐朝就干翻了东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党项、西突厥等一票强人。

周边放牧的小伙伴们一合计,既然李世民这么喜欢戴帽子,咱们给他糊顶“天可汗”的尖儿帽子,游街用吧!

之后的历史逻辑和前面几朝相同,就不再赘述了。

有一点需要注意,随着气温的逐步走低,农耕文明扩张疆域的能力也在减弱,我们还是用一图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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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疆域变化图

上面这张图表现的是,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疆域纬度的变化关系。

图中以北纬40°和45°间的横线(长城)为界,农耕文明北侵的时间集中在秦汉、隋唐时期,明朝的尖角,代表其突出长城的时间很短。

这种农耕文明扩展能力的减弱,恰巧和中国气温逐渐走低的曲线相吻合。

其实,农耕文明的扩张能力减弱不仅限于北方,西域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汉唐时期,凭借温润的气候,中原农耕物产充裕,有能力支持大规模扩张所需的人力物力。

另外,温暖的气候也使西域的雪山融雪增加,河谷地带径流丰沛,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军民屯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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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种地兄弟们打仗的能力并不差,但农耕文明的战斗力,严重依赖后勤补给。

从中原运粮到西域供应军队,根本是件不可完成的任务。因此,汉唐的疆域扩张都需要依赖屯田军垦,而这恰恰需要气候的帮助。

其次,西域温暖的气候也让道路交通的补给压力降低,这不但有助于商队使臣的通行,也促成了军队长途奔袭可能性。

而寒冷气候时期,中原自身的生产能力下降,经常陷于内部分裂的窘境,守成尚且不足,又何谈扩张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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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版图

当然,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交织的复杂综合体。

古代王朝的兴衰更迭、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北撤,是由很多因素相互影响、综合作用的结果。

气候变化只是诱发性的因素,只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式、方向、速度和进程,并不能直接左右一个王朝的历史进程或兴衰荣辱。

但从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气候温暖时期,农耕文明强势,中国多为太平盛世时期。

而气候寒冷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迁,农民暴动频繁,多为朝代更替,民不聊生时期。

这就是气候变化和中国王朝兴替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_竺可桢;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_王会昌;

《近2000年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_张允锋;

《中国西汉至清代北方农牧民族战争及其与温度变化的关联》_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