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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带大家走进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这是对文明之源的再度拷问，殷商以上的历史是否有迹可寻，史前传说是否又有新的解读，夏朝是否如史料记载一样存在？
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在河南安阳小镇的小屯村一个农民，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刻着纹理的白骨片，对于治疗他的疥疮有神奇的功效。
于是他激动的带着在当地收购的大量白骨片到药店去卖，以为遇到了上好的药材。他当然没有想到，这骨片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甲骨文”。
不久后，这些白色骨片被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并历经数十年在千百次的寻觅和研究之后，牵扯出一个浩浩荡荡的“殷商时代”。
正是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后来“殷墟遗址”的挖掘，让商朝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迄今为止，有理、有据、有证的中国最早的朝代。
此后对于商代之前存在的夏代，对于这个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第一朝代，国外的史学专家并不认同此说，无数的问号紧随而来。
1899年，“甲骨文”的出现彻底结束了，古人“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1928年，为了找寻更多的甲骨而启动的殷墟探测工程，在历经十年艰苦卓绝之后，将一个浩瀚的商王朝奇迹般，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殷墟遗址”的发掘，把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当中，记载王的世袭跟甲骨文出土是基本吻合，所以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证明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
二十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然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
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命名“二里头遗址”。
在“二里头遗址”中除了丰富而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铜器之外，考古学家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大型的宫殿遗址。于是有人迅速将这一发现与夏朝联系起来，更有甚者直接质疑说，难道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夏王朝的都城。
多数人认为“二里头遗址”整个就是夏王朝的都城，因为它比旁边发现的商代“偃师遗址”年代还要早，“偃师遗址”是延续“二里头遗址”修建的。
但是，通过学者推断“二里头遗址”应该是在公元前1750年到1500年之间的250年，根据这个时间判断，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只能算夏代后半期的都城，可算作是中国最早的都城。
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发现遗迹一百七十四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
这个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十米高二十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
这种宫城的设计理念让学者们大为吃惊，因为这种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宫廷制度的标志。比如：中国的紫禁城就是这样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逐层递进的院落等多层围合的特征。
所以说，这样一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一种制度形式，在夏王朝后期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
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吻合在一起。
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开始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被认定曾经真实存在。
有关上古传说向来层出不穷，《史记》中记载，尧帝在位时，黄河水患频繁发生，治水任务最终落到了德才兼备的大禹身上，接受任务的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得到了各方神灵的协助。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所遇艰难险阻可以想象。以至于在今天的黄河之堤，依然可以看到他当年奋勇治水的雕塑形象，并接受万人景仰。
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勘测。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
司马迁对于夏的记载始于大禹，而尧舜禹的传说也在现实中，日渐清晰。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基础上，为了探索和唤醒一个真实的尧舜禹时代，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渐渐走入了考古研究人员的视野。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在襄汾“陶寺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重点突破。并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两个城，一个小城大约建于4300年前，是权贵富人的居住区，另一个大城则是普通百姓的生产作坊及居住区。
在这些疑似的作坊周围，考古队发现了迄今为止十分罕见的彩绘陶器。这样精美的工艺，显然已经不是普通人的使用标准，那么这块领地的主人究竟是谁？是王，还是将，一时间难以判断。
专家对这样的现象作出了详尽的分析，这里出土了陶寺小城时期众多具有军事权力象征的文物，毫无疑问地证明了陶寺时期，那里已经出现了阶级文化，权力显然已经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那么进一步思考下去，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情况，是否已有王的存在？是否已经有了国家的概念？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依旧是大大的问号。
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
这个宫殿是很精美的，在遗址当中出土的宫墙，都带有各种白色纹理的装饰。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就是，跟这个刻花墙皮一起出土的有陶土做的建筑材料，它一面很粗糙，一面表面很光滑且带有纹饰，跟战国秦汉之后的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及其相似的。
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于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这显然早于“二里头遗址”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
于是他们迅速与之前在“陶寺遗址”出土的，有纹饰陶器上的陶文联系了起来，陶文上面的两个字，其中有一个字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就是“尧”字，但有些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另一个字是文化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是一模一样的。
有古书记载，上古时期“尧”的贤明有目共睹，所以在他的院落里生长出许多代表吉祥的植物。比如说，有一株蓂荚生长在台阶的缝隙里，每月初一开始结豆荚，以后每天一枚到十五天刚好是十五枚。十五天过后，每天掉一枚到月底豆荚刚好掉光。
如果是小月只有二十九天，最后一枚豆荚就会枯而不落，十分神奇。帝尧于是将它作为自己的日历本，称它为“历荚”。
假如这件日历本果真存在，并且被小编偶然拾得，那么上古时期的一切传说，便都迎刃而解了，而且小编也就不用在这码字了。
显然，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于是我们的目光依旧不能离开“陶寺遗址”，依旧只能在“陶寺遗址”陆续零星的发现里，找寻尧舜禹时代的影子。
长久以来，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追溯，如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无数专业非专业的人为之动容，包括小编。
对于那个年代的兴衰演变，或许我们可以在今天出土的鲜为人知的珍贵文物中，依稀看到当年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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