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咸及以降的中国人心中，曾国藩始终是一个伟岸的存在。他是一个多领域的圣手，既是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名臣，又是军事史上独占一席的雄才，还是文化学术领域开宗立派的古文大师，他还有许多杰出的弟子。如果说李鸿章作为其门生，说“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还有些溢美的话，那梁启超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这话，以梁本人折腾与变革的经历观之，就几乎是震古烁今的评价了。

曾国藩

李鸿章

梁启超

时移世易，在今天人们的接受视域中，曾国藩又被塑造成一位杰出的家庭教育家，他的家书一跃而超过其他著作成为众目之的。如此一位得到“众仙家”服膺的文正公，在面对家庭、亲人、子女方面，是怎样一副面孔呢？

谈读书最俗了，不过，反正已经“先入为俗”，索性就拿曾公教读书的事儿打个牙祭吧。

一、致诸弟：我以我心比诸弟，惟愿诸弟不我欺

曾国藩家书里，有几封是专门“劝学”的。其中，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写给诸位弟弟的信里，就谈到了读书的问题。下面这段话，相信很多人都能熟读甚至背诵吧：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古往今来，教人读书的文字千千万，令人impressive者不过寥寥数篇而已。盖劝学之心古今攸同，识力洞见高下有别而已。

曾公所言读书三要，既相互具有张力，又互为补充。有志则不甘下流，在这里除了精神的高标外，还带有事功的追求；有识倾向于自知而不自满，不囿于眼前，是对“志”好高骛远一途的强力牵制，同时可确保大志达成；有恒，看似是一种辅助系主观能动，实则是前两者的有效保障，时刻保持远大志向，与时刻自省保有毅力，是一体之两面。

但我们也能看出，曾国藩更强调主观能动性，他没有刻意强调具体读什么书、怎么读什么书的问题，而是认为只要人主观具有了三种成功特质，则无往而不利。而且这一“成功学”原理，基本上适用于一般资质以上的人，所以更具普适性。很多天才式的读书人，之所以重蹈伤仲永之旧辙，正在于不那么在意曾公所言。梁启超说得准确：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任公此言，尤其是“立志自拔于流俗”，“困而知，勉而行”，“铢积寸累”等语，竟与曾公劝学之言暗合，巧哉。

劝学的最好办法便是以身作则。曾公既要劝诫诸弟，必先以自始。在询问诸弟读书是否用功之后，他自述读书日常：时常立志自新，每天写楷书，记日记，读史书，记闲谈。为确保读书效果，他已经数月不吃水烟，渐渐地“习惯成自然”了。他反复强调的是，茶余偶谈、读史十叶和写日记楷本，是每天必做的三件事。

人同此心，曾国藩希望自己能给兄弟们树立一个正面范例，而非双标的高头讲章。假如不是曾国藩这些人的优秀习惯，我们又怎能借助他们的日记文献更好地研究历史与文学呢？

二、诫子篇：苦口婆心明“要义”，语重心长道“秘籍”

与劝学诸弟相比，曾国藩劝子读书的书信更多，尤其是对其子曾纪泽的叮咛嘱咐，占了内容近半。与对弟弟们的劝导有所不同，曾国藩劝告孩子们读书的家书，内容较为零散细碎，基本上属于想起什么就写什么，语重心长而又苦口婆心。

比如他教曾纪泽读、写古文，先是写了一封信说“读古文之要义”，过段时间又写信嘱咐“读书作文之要义”，又去书谈“用笔、作文之法”，想来还觉得不够，于是又具体写了一封信讨论“作文写字，应以珠圆玉润为主”。

在书法方面，又教导纪泽“先摹欧字”，又说“手抄与模仿宜并进”。

在读书这个宏观问题上，曾国藩也是叮咛不休、细腻琐碎，有时近乎口语的直白。他说“读书须能涵咏体察”，又去信云“读书要求个明白”，又说“尔须读唐宋诗，作五言诗”，“读书可以变化气质”，“所看之书可放言详问”。

发现了吗？简直就是无论巨细，事必躬亲。而且，如果你看过他的家书就会发现，除了规劝兄弟子女读书之外，每封信都会交代很多交友、生活甚至财务往来的细节，拉拉杂杂，全无半点“大人”模样，也许还有点絮叨，甚至就是啰嗦嘛。

开玩笑地说，我终于知道他如何将“经济”二字加之于“义理、词章、考据”之后了，此公太能琢磨事儿了。从治身理家到读书育人，从学优则仕到经世救国，于心灵意志精神之幽微处，大概莫不如此吧。

与我们预想的有所不同，曾国藩面对子女时，并没有刻意营造“端着”的严父形象，而是在严肃的建议外，处处显示出十足的平易近人感。这从他频见的“自省”“自新”，自我揭短中就能看出来。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们对古人，尤其是如今还能叫得上名来的古人，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尊重。

几十年的教育模式施加给我们的，很少是走进古人精神世界、从书籍中读出的同情之理解，更多是一种标签式的、居高临下的评价姿态。我们骂元代文人没骨气，却没读过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段落；我们骂东林党人激进，骂遗民固执轻死，骂钱谦益贰臣，骂乾嘉文人失掉了经世致用，骂晚清人无能，骂袁贼……

我们的大众读者，与研究自省型学者之间的过渡总是那么艰辛久远，全民阅读的口号喊了那么久，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不过还是要乐观一些，毕竟我们还有一种叫做学术和学界的东西，在那里相对更容易说理一些。什么时候治好了接受模式与自省模式间的脱节，什么时候才有望实现“路有余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