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著名的隐士，田园派诗人陶渊明的那些事。陶渊明四十来岁的时候，由于长期在家里赋闲，感觉手头有点紧张。
有一天，陶渊明跟他的朋友说：“我想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但是现在手头没有宽裕的资金，所以想出去当几年官，攒点钱，为日后归隐山林做准备，不知道兄台能否帮忙？”
一来是陶渊明确实有才学，二来这个朋友的确热心有门路，三来陶渊明个性率真，人缘足够好。没过多久，这位朋友还真的给他“运动”来了一个彭泽县令的职位，陶大诗人如愿以偿，为实现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的人生目标，去彭泽县走马上任了。
这样的剧情，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不是笔者提前交代了主人公是生活在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如果换成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某个八零或九零后，相信接受起来也会毫无违和感。看来追求财务自由的平静生活，并不是现代年轻人的观念创新，陶渊明才是这种生活理念的真正鼻祖。
有很多人都觉得陶渊明归隐山林，写下《桃花源记》，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是因为他历经了官场的险恶黑暗，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感到失望，无可奈何之下才选择了隐居的生活，可事实是，做闲云野鹤才是他真正的志向，出去做官混职场，只是为了做一只不为生活发愁的“野鹤”做准备而已。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就凭这么一件小事，你就能把陶渊明的生活态度下定义了么？您要是不信，咱们可以再多分析分析：
一、出身名门，读书求乐，曾立志仗剑走天涯
陶渊明出身官宦，曾祖父陶侃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做过安城太守，看来陶家的官是越当越小，日子也是越过越抽抽，到陶渊明父亲那一辈，已经家道中落。
更为不幸的是陶渊明八岁时，父亲早亡，此后陶家生活日趋贫困，所以陶渊明也是过惯了苦日子，即便是粗茶淡饭的隐居生活，也没啥大不了的。
不过官宦人家的传统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且陶渊明的母亲又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虽然生活贫困，但陶渊明却是从小得到了很好的教育。
陶渊明的母亲喜爱黄老学说，所以陶渊明从小就熟读老庄，道家避世无为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对自己做了个人总结：
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看得出来，陶渊明读书不是为了求功名做官，获得财富利益，他的目的很纯粹，也很随性，就是喜爱，我读书我快乐，更何况就凭他读书不求甚解，只求意会的读法，恐怕也是与为官之道对学子们掌握书本知识的要求，相去甚远。
陶渊明说自己年轻时也曾有过远大的“志向”，这个志向是什么呢：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或许年轻时代的陶渊明，曾经想过驰骋疆场，杀敌立功；或许想过游历山河，行侠仗义。总之这种纵横四海，闯荡天下的豪情壮志似乎也与入仕为官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如果说他曾想当个走遍天下的侠客，或许更为靠谱一些。
爱读书、能旅行，还胸怀豪迈，年轻时代的陶渊明，如果生活在今天，或许能够成为一名纵横于天地之间的网红旅游博主，资深自媒体达人。但我才不会相信，他能成为公司兢兢业业的优秀员工，或者体制内任劳任怨的官员，以他那种向往大自然，追求自由自在的个性，可不是能耐住官场争斗、束缚和寂寞的材料。
二、性情旷达，难受约束
话说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没多久，有一天浔阳郡派督邮到县里视察工作，下属提醒他：“您应该穿戴整齐，前去拜见才是。”陶渊明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乡里小儿卑躬屈膝？”
于是毅然辞官，结束了85天的县令生涯，放弃了当初为了早日实现财务自由而在职场努力奋斗的初衷，提前退休回乡，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
那时候的督邮相当于现在的纪委干部，如果按正常的组织程序，纪委下去检查地方官员的工作，属于正常工作范围，作为地方官吏，按正常程序进行接待也是常规操作。如果说督邮提前索贿，或者在巡视过程中搞了不正之风，陶渊明愤而辞职倒也符合逻辑。
可问题是，还没有走进正常工作程序，我们的陶大诗人就受不了了，觉得人格受到了轻侮，不挣钱是小事，丢了人格可是天大的事情，这个官反正是不能干了，这反应似乎也有点过激了。
可能陶渊明自视清高，觉得毕恭毕敬地去巴结一个学问不如自己的人，是有辱斯文，但他忽视了凡事都是讲规矩的，诗人有诗人的道理，官场有官场的规则，如果想通过当官挣银子，不讲官场规则肯定是不可以的，干什么就得吆喝什么，这个恐怕不是社会黑暗腐败的证据，而是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会通行的法则。
或保持诗人的清高继续清贫，或遵守官场的规则赚取收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必选其一。陶渊明选择了前者，当时那个时代世风日下，社会黑暗面确实不少，但笔者倒是觉得，陶渊明的辞官，却与社会的黑暗或者官场斗争无太多关联，充其量也就算是个不适应工作环境，他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真性情，选择了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方式而已。
三、多次辞官，与其说是官场的黑暗让陶渊明失落，倒不如说他压根儿就没想融入官场
陶渊明一生中共有四次从官场辞职的经历：第一次是29岁时，因生活所迫，出任祭酒，目的是挣钱养家，不过与彭泽县的情形类似，没几天陶渊明就因为受不了官场的习气，辞职不干了。后来州里觉得他有才学，招募他去做主薄，也是没待两天便“辞不就”，回家务农去了。
可惜那个年月，当农民也不一定有饭吃，七年以后，家里再次揭不开锅了，陶渊明第三次因为生计原因“出仕”，做了桓玄镇军的参军，看起来是个像样的官职，实际上就是藩王手下的幕僚。
可能是从上两次贸然辞职中吸取了教训，这次陶渊明干得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但是母亲突然病故，他回家奔丧后，也就再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了。第四次，就是前文所说，为了实现退休后的财务自由，托关系干上了彭泽县令。
这么看来，陶渊明做官可不是胸怀了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他当官的目的就是找个工作，养家糊口，而且还都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何况，他当的这些官职，除了最后那个彭泽县令算是有正经的品级，其他的真的能算是大家理解中的“功名”吗？恐怕相差甚远。
况且，陶渊明的离职速度也太快了吧，如果按现代社会职场，入职人员需要三个月考核期来看的话，这四份工作里，恐怕也只有第三份干满了试用期。
东晋末年的官场确实不清明，但您说就凭陶渊明这么短的工作经历，而且干得还都是不入流的基层岗位，他对官场的黑暗能有多深刻的体会？以他的从业经历来看，还不如说是他自己适应不了官场的规矩，套用现代人的话来说，这人不太适合“上班”。
与其说是官场的黑暗逼走了陶渊明，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压根儿就没打算融入官场，即便曾经有过选择进“体制内”，当公务员发展的规划，最终也因为不适应工作环境和职场规则，而以失败收场。
但是陶渊明毕竟是有才华的，虽然对官场的洞察不够深刻，但是以他多年隐居民间的经历，他对老百姓的疾苦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的《桃花源记》站在百姓的视觉，反映了底层人民对幸福的向往：一个没有战乱、没有徭役、没有赋税、人人靠劳动丰衣足食的社会，恐怕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所能想象出的最和谐的社会画面了。
对比宦海沉浮，却始终心怀天下的范仲淹，想想《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言，《桃花源记》更像是一首婉约的诗，它描述的是一个没有纷争无忧无虑的乌托邦社会，更是一个人回归自然的理想。
如果说范仲淹的人生，是长江中经历过险风恶浪的巨轮，那么陶渊明的追求，便是飘曳在桃花潭水中的一叶扁舟。人们的理想和做出的人生选择是不同的，或许志向宏大，或许宁静致远，而所有有益于社会，而又快乐于自我的选择，都应当被认同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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