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八部》第二十六回，乔峰一掌把阿紫打得命悬一线，全靠真气和人参续命。从那之后几个月的时间，乔峰到处买人参，没钱买就抢。后来在长白山与女真首领阿骨打结识，得到很多上好的野山参，才把阿紫救了过来。
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不由得惊叹人参的神奇，甚至想过把自己也打个半死，试一试用人参能否救过来，只是怕付不起人参钱，没敢对自己下手。
话说回来，人参有这么神奇吗？在中国被称为“百草之王”、包治百病的灵药，为什么会被现代医学质疑主要成分“与胡萝卜差不多”？
对人参的敬畏
“人参”名字的起源已经不可考，但它本身的神秘在很多著作中都有记录。如隋唐传奇小说《广古今五行记》里写了一个故事：
“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
人们认为那呼声是人参发出的，听着挺瘆人。
李时珍也认为人参有神气，他在《本草纲目》中写道：
“参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参、神草。”
采参人对人参也充满着敬畏。
据说采参人看到人参时，要大喊一声：“棒槌！”，人参就会站住不动。把人参挖出来后，再用红绳绑到树枝上，才算捉住了人参，否则它会跑掉。采参人还把挖参叫“抬参”，充满了敬意。
明朝以前，人参只是普通食物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有我国人参入药的最早文字记录，东汉的张仲景也在《伤寒杂病论》里认为，人参有“主治心下痞坚，旁治不食呕吐等”功效。后世的诸多医书，如南朝的《名医别录》、唐朝的《药性本草》、宋朝的《诸家本草》及元朝的《用药法象》等，均对人参的药用价值作了介绍。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还能治疗“发热自汗、眩晕头痛”以及“阂疾、滑泻久病”等病症。《本草纲目》以它在中国医疗史中的权威地位，一举把人参推上了“神药”的位置。
明代以前，我国人参的主产地有两个，一是山西上党地区，上党的人参被称为“上党参”；其次是辽东，辽东产（今辽宁西部）的人参，称为“辽东参”。
苏东坡曾给朋友写信说：“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万一有南来便人，为致人参、干枣数斤，朝夕所须也。”
在苏东坡看来，人参和大枣一样平常，并不名贵，只是满足口腹之欲的普通食物，所以才会经常让人捎几斤来。
不过，人参毕竟不像大枣那样随处可见，明代以前，有些不易得到的人参被认为很名贵。比如上党参中有一种紫团参，因生长在上党的紫团山上而得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王安石想用紫团参治疗哮喘，一时又找不到。朋友得知后送来几两，却被王安石婉拒，说：“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
当然，紫团参名贵，也不代表所有人参都名贵，在当时来说，人参仍是普通食材。明朝嘉靖年间，一斤人参只值银1钱5分，确实与名贵不沾边。
但经济规律总在无时无刻地发挥着作用。人参价廉，采参的就少，而且采参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破坏，政府一度严禁进山采参。市面上人参少了，价格自然上涨。明朝万历年间，参价已经涨至每斤3两白银。对此，《本草纲目》作如下记载：
“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
上党采参业没落，市面上只剩下辽东参。到崇祯年间，每斤人参已经涨到白银16两。
清朝成为“神药”
及至清朝，人参一路高歌猛进，一举坐上“神药”的位置。
东北是人参的主产地，也是满族的发源地，满人视东北为“龙兴之地”，人参自然也带着“王者之气”。如乾隆年间的名士阮葵生认为：“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
哪个地方产什么东西，是气候与土壤决定的，但到了阮葵生那里，就是地气使然。
明朝时期，女真人通过与内地的人参贸易，赚取了大量财富。明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曾一度关闭边贸市场，使建州女真积存的10多万斤人参全部烂掉。
清军入关后，清朝皇室继续操控着人参贸易，清朝初期，清政府在东北有专门的采参组织——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除王公贵族外，普通百姓不准私自进山采参，甚至还发布了“采参处如遇汉人，一概缉捕”的诏令。
乾隆时期放宽了对采参的限制，采参人持官府发放的凭证即可进山采参，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官参局”进行收购。 收购上来的人参，上品留作皇室使用，次一等的给内务府，其余的才卖给人参经销商。这种严格的人参管理制度，使卖人参的利润基本都落入皇帝的腰包，最多时达到每年100万两白银。
皇室对人参的垄断，直接导致人参价格的暴涨。在江南地区，内务府指定的官办经销商囤积居奇，哄抬人参价格，乾隆中期一度高达600~800两白银一斤，嘉庆年间甚至涨到2000两！
价格高得如此离奇，不神化一下功效，肯定对不起这价格。
乾隆年间的一名医生徐灵胎，陈述了当时人们迷信人参价格越高，疗效就越好的现象：
“夫医者之所以遇疾即用，而病家服之死而无悔者，何也？盖愚人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
——医生给人看病，动辄就用人参作药。患者也认为人参价格越高药效越好。患者吃了人参以后，即便死了也不会埋怨医生医术差，只会怪自己没花更多的钱买更好的人参。
清朝皇室可能是我国历朝使用人参最多的皇室。不仅皇帝本人大量服用，妃嫔、皇子、公主等都服用人参。据清宫档案记载，在乾隆生命的最后两年，“共进人参三百五十九次，四等人参三十七两九钱。”乾隆还写过一首诗《咏人参》：
“五叶三丫云吉拥，玉茎朱实露甘溥。地灵物产资阴骘，功著医经注大端”。
清朝皇帝还经常把人参赏赐给大臣。如清朝水利专家嵇曾筠请求回家养病，乾隆赏给他人参10斤；福康安的爹、清朝名将傅恒督军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水土不服，乾隆下令赏赐人参3斤。清朝藩国如暹罗国王、安南国王等，都收到过人参的赏赐。
皇室对人参的看重，比明星效应还要厉害，民间迷信人参到了“非参不治，服必完全”的程度。在江南地区，人参更被当作保健养生之必备佳品，无论都门贵人，还是贫苦百姓，均“竭力购参以服之”。而作为医生，最安全、最赚钱的办法，无疑就是在药方里多开些人参——病好了，是人参的功效；病未好，是人参未吃够。
在这种崇参、尚参的风气下，不同版本的“人参购买指南”纷纷被炮制出来。如《人参考》《人参谱》《人参图说》等等。内容涉及人参的产地、种类、气味、功效，以及如何辨别真假人参。此类书籍应运而生，非常畅销。在这些人参购买指南的“引导”下，人参也被分列为上百种名目，不同消费者按需购买、按能力购买。一时之间，大家仿佛都成了人参行家、养生专家。
可以说，之所以今天人参还被当作养生保健之必备品，与清朝对人参的神化运作不无关系。其实，科学检测数据表明，被认为药效最好的参根，主要成分与胡萝卜相似；参根成分的提取物，所含有的药性也极低。美国早在1937年就已经从《美国国家药典》中删除去了“参”的条目（包括人参与西洋参）。美国人认为，参的医疗与保健作用，只存在于中国人的想象中......
虽然有以上的结论，但如果某天医生给你开了人参的药方，你大可不必装作很懂的样子要求划掉它，毕竟胡萝卜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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